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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船去中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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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的兴致高了一点，各自将身上的厚外套脱了，纷纷落座。爷爷，叔公，范妮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简妮，维尼叔叔，郎尼叔叔，还有范妮，真正自家人的晚宴。长条桌上，范妮坐在爷爷的右手边，叔公坐在桌子的另外一端，本来应该是女主人坐的位置。虽然这不是规矩的坐法，但到底也有自己的道理，叔公总算是家里的长辈，范妮是今天最重要的人。
范妮坐下后，将餐巾在腿上搭好，她记得维尼叔叔卖出了一幅小油画给离任的美国领事以后，带她到这里来吃过一次公司大餐。当时他不想请郎尼叔叔，因为他永远是吃白食，不肯回请的。因为不请朗尼，所以也不好请爷爷一起出来，他们只好两个人去庆祝维尼叔叔第一次把画卖出了五百美金，那是个天文数字了，还是绿钞票。那一次，维尼叔叔教过她这个规矩。在家里，范妮有时用刀叉吃炸猪排，但不用餐巾。
她偷眼看了一下爷爷，他也将餐巾搭在腿上了。
这时，她看到夹在爸爸妈妈中间坐着的妹妹简妮，她拿着餐巾迟疑了一秒钟，然后象爷爷那样搭在自己的膝盖上。简妮只用了一分钟，就从爷爷那里学会了餐巾的放法。范妮最恨妹妹的机灵，那种像上海人一样的机灵。对范妮来说，从小在新疆长大的妹妹与从小在上海长大的自己平起平坐，是不能容忍的，这简直就意味着范妮的失败。
简妮向范妮望了过来。她知道范妮会想要看她的笑话，笑话她是没有进过红房子西餐馆的乡下人，范妮一向将上海以外的人称为乡下人，就是自己在新疆的亲人也不例外，而且更加苛刻，好象他们都欠了她一样。简妮的眼睛很大，而且特别的黑白分明，有着像探照灯一样的神情。当简妮和范妮的眼睛对视的时候，简妮把自己的眉毛往上挑了挑，简妮要让范妮明白，自己刚刚也看到了她偷眼观察爷爷，她们两个人其实一样，都是从爷爷那里学来的。
范妮最恨妹妹这种不甘心。
简妮跟着爸爸妈妈学了一口地道的上海话，小时候吃的奶粉，念的儿歌，穿的皮鞋，都是潜心万苦从上海带去。即使是生活在新疆，爸爸妈妈也坚苦卓绝地将简妮养成一个上海小孩。在大学里，同学都以为她是上海考生，她也从不说起家在新疆，而是和上海同学一样，每个星期六回家去，把衣服带回家来洗，说上海话。可是，范妮捉得出她的英文里有不是上海人发音的微小的区别，发“ou”这个音时，简妮的生硬。简妮有时和叔公用英文说话，范妮听着，什么都不说，简妮常常说出一些非常文雅的英文词来，范妮听不懂那些长词。但她脸上带着浅浅的笑，一个一个地捉着她发音里的那个“ou”，心里轻轻说：“到底不是上海人。”就象听爸爸妈妈说话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在上海的花园洋房里长大的人，但是说着说着，就转成了普通话，他们的普通话绝不是上海人的那种普通话，而是地道的新疆普通话。他们到底从二十岁到新疆，大半辈子都不得不说带着兵团味道的普通话。爸爸妈妈的脸上看不出什么，但他们的手，却是和脸大不一样的粗红，指甲大大地包在手指尖上。范妮知道他们的手原来一定不是这样的，因为她和简妮的手都是薄薄的，细长的那一种。为了不要强调他们的手，爸爸妈妈从来不戴戒指。
范妮知道自己恨得莫名其妙，但她忍不住为已经能看出来不是上海人了的父母和妹妹而感到耻辱，就象为自己家的败落感到耻辱一样。她恨他们到底不象上海人，不象是这个家走出来的人，但是范妮也恨他们将自己硬占在上海人的位置上，想要和自己平起平坐。有人说，这是因为范妮从来没有跟着父母在新疆长大，没有感情。但范妮觉得他们要不是自己的亲人，自己倒不一定这么恨他们。
简妮和范妮隔着桌子对望，她们的长相里都有一种硬，范妮是硬在笑的时候，简妮是硬在看人的时候。
她们彼此都确定对方是在妒忌自己。
简妮的功课比范妮好得多，她考上了爷爷当年学的电机专业，而且还是交大的优等生。因此简妮觉得自己才给爸爸争了光，给爷爷争了光，给王家争了光。而范妮的作派比简妮洋气，说起美国的事，象是说上海一样熟悉，范妮觉得自己才代表了王家留在上海的一支，虽然穷了，可是没有走样。她们两姐妹都觉得，自己才最象是从这个家里走出来的人。
但是实际上，她们只知道自己家的祖上当过美国洋行的买办，很有钱，后来，逃到香港去了。可他们对香港的那一套规矩一窍不通，又看不起那个小地方，自以为从大上海来，不肯用心，就慢慢地败了家。她们并不知道更多的，也无从知道，爷爷对自己家过去的事避而不谈，外人的谴责，类似买办是帝国主义帮凶，卖人口，贩鸦片，都是他们干的坏事，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她们不愿意相信。父亲和叔叔这一辈更多的回忆，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家庭的，对大家族的历史，也是道听途说，再加上了被剥夺以后的美化，所以，她们心里明白有些说法是不可信的。简妮和范妮，在种种笼罩她们生活的谜团中长大起来，将从前和自己的家有着万千联系的美国，当成自己伟大的理想，在她们心里，是要跳过一个时代，直接从美国回到自己家族从前的时光。这个愿望，对于她们这一代来说，像飞蛾扑火一样情不自禁。
在范妮得到签证以后，爸爸正式向范妮提出来，等她到了美国以后，要帮简妮寄美国学校的申请表过来，还要说服婶婆再为简妮做一次经济担保。简妮回上海，考上交通大学，在新疆就算是上海支边青年家庭的一次“胜利大逃亡”了，但她是王家人，她逃亡的目的地并不只是上海，也是美国。他们也把上海当成了简妮的出国预备部。范妮心里琢磨过，要不是自己早就不考大学，铁了心要出国，也许爸爸妈妈都会以为，还是先送样样出挑的简妮出国更合适吧，也许连爷爷都会这么想。因为简妮考上了他当年学的专业，拿出了一副做他接班人的样子。倒将成长为一个地道上海人的范妮挤到一边。范妮有时心里暗暗冷笑简妮的愚蠢，她不知道爷爷心里根本就不想让他的下一代再当中国人了，更无所谓上海的电机工程师，这么多年，爷爷从来不间断地找机会送范妮走，就是想让她当一个外国人。简妮根本不知道，爷爷的伤心事就是当时自己没能将一家人从上海带走，弄得家破人亡，一生蹉跎。她只是想讨好爷爷，让爷爷接纳自己是正宗王家人。范妮想着，看了一眼爷爷，他脸上照样子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平静地看着菜单。范妮一向明白，爷爷对自己有特别的疼爱，但她并不很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他到底计划和盘算着什么。但范妮却转过眼睛去，很有靠山似地看着妹妹。妹妹虽然是家里两代人中的第一个大学生，终于为王家在大陆重新争回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安慰了爷爷。但范妮出了国，这才是爷爷真正的心愿，范妮终于更胜一筹。
简妮先移开眼睛，偃旗息鼓。她嘴角浮出一个笑，好象是在嘲笑自己没本事，又象在讥笑范妮不自量力。
范妮笑了一下。因为她知道，简妮一定意识到，她简妮的命运有一小部分掌握在范妮的手里。范妮不光先用了家里供人留学的钱，还得帮助她说服婶婆再做一次经济担保，准备一次税单，财产证明。当时婶婆拖了快要一年才终于办好，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简妮心里有千万的不甘心，她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先去美国的人，但范妮到底是在简妮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申请出国了，范妮到底先拿到了经济担保，范妮到底先下手为强。范妮到底站在上风。而简妮现在再不甘心，也只有求范妮帮忙的份。
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红房子西餐馆楼上当跑堂的，真的是些见多识广的人，他们见过上海来这里吃西餐的各色高级人物。那时，它还算是上海最出名的西餐馆，来这里吃饭的人，都很庄严地对待这顿饭，就是比范妮家更有根底的大户人家，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去一次红房子西餐馆，也多少有点隆重。好多年以来，到红房子西餐馆吃饭，一方面是吃一次正式的西餐，另一方面，是看无论如何也想要讲究一点的客人。那是个可以从一个人吃相猜度这个人身世，遥想沧海桑田，多少享受到一点旧生活方式，而且可以甄别同类的地方，被上海咖啡厂出产的咖啡，或者是云南咖啡厂出产的咖啡那种沉闷的香气淡淡熏着，在这里吃饭的人都有点想入非非。有的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种人，而有的人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本相，象阿拉伯女人难得也拉开面纱那样。客人们大都是提着精神的，不止为了一顿上海化的法国餐。
实际上，是这些客人使得店堂变得有趣，也有名。在二楼服务的跑堂，也渐渐磨练了从客人的做派上分辨不同社会地位的眼力。这也正是范妮一家都感到舒服的地方，他们还是乐意被人猜度自己家的从前，但自己一言不发。当时，希尔顿一楼“扒房”里高级的法国餐馆，拿不出大把外汇券的人，根本坐不进去。听说是一坐下去，就是250元，还要加15％的服务费。只有在上海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懂的外国人和猖狂的暴发户肯到里面去吃饭。据说，在希尔顿酒店的扒房里有整套不锈钢的西餐具，每一道菜都用不同的刀叉。照理说，应该是从外到里，一套一套用过去，但是没有一个暴发户会用，拿了吃鱼的刀用力割牛肉，力气用得连指甲都发白。而在红房子，虽然只有一套餐具，勺子还常常是铅皮做的，但客人里，常常能见到把一客炸猪排也吃得优优雅雅的人，一张猪排吃下来，刀叉在盘子上不会发出一点过分的声音，嘴上，桌上都干干净净，吃完了，懂得将刀叉好好地顺向一边。那都是不肯些进扒房的人，除了经济上的原因，还有自尊心的原因，以及小小的，但不屈不饶的虚荣心。
红房子的店堂里，总有一些慕名而来，没有受到过怎么吃西餐教育的人。他们到了红房子西餐馆的长条桌子上，多少有点心慌，生怕被人看出自己的洋盘。于是他们用眼睛飘着已经在吃的人，看他们哪个手拿刀，哪个手拿叉，汤快喝完的时候，是把勺子往向着自己的方向刮，还是往反方向刮。一边在心里温习。
看到将一副刀叉拿得比榔头还要重的人，跑堂的人就在客人点菜的时候一一告诉他们，要么洋葱汤，要么牛尾汤，要么乡下浓汤，要么奶油蘑菇汤，总之汤是要每个人自己吃一份的，不可以来一份洋葱汤，一份牛尾汤，放在桌子中间，大家伸勺子过来喝；汤不喝完，后面的主菜是不可以上来的，所以不要把汤留着过后面的主菜吃，这样后面的主菜就永远也上不来；一个人要一份主菜就足够了，不用一道一道地点；小面包是奉送的；火烧冰激凌倒是可以和饭后的咖啡一起来。他们大声教导着，不管客人的脸已经胀得通红，在上海，每个人都知道当“洋盘”是多少失面子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捉弄人的心思，只是真的想客人按照规矩吃西餐。看到客人象赫鲁晓夫那样把餐巾的一只角塞在衣领里，象小孩子的围兜兜一样用，却不说什么，他们认定那是“罗宋派头”。
但是看到范妮家这一桌子的人，跑堂的人，就只握着点菜的小本子等在旁边，不多嘴。果然，这家人将餐巾一一正确地铺在自己的腿上，然后，一个接一个，在菜单上点出自己要吃的东西。报出来的，果然都是红房子的看家菜：烙蛤蜊，红酒鸡，红烩小牛肉，牛尾汤，还有火烧冰激凌。这家人的态度，都多少带着一点不肯让人看成平常人，又不肯让人看出来自己在意的当心，其实在心里斤斤计较，但尽量面子上不露声色。跑堂的只管望着他们，心里明白得很。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看到象范妮家这样的人，他们身上风雨飘摇的痕迹，比一般的客人耐看。范妮这家人里面，只有很少的孩子和女人，老的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中的也没有看上去自己的女人。除了范妮的爸爸，一边照顾简妮，一边照顾爱莲，那是他的老婆。范妮长得是很象爸爸，但是她对自己的爸爸淡淡的，倒是与娘娘腔的维尼叔叔很亲近。范妮应该有25岁上下了，但是在这样重要的家宴上却没有她自己的男友在座。而且，看她那冷清的样子，就知道这个女孩不光是Chu女，而且很可能都没有谈过恋爱。这一点跑堂的可以想得通。这种吃足了新社会苦头的人家的小孩，有些人，就是已出国为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象那时候到乡下去的知青也有人不回上海就不结婚一样。这种人要是出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没有男友才是一身轻松。到了那边，找到有身份的男人结婚，就可以当一生一世的美国人。
叔公对跑堂的人吩咐说：“一人来一只用军用飞机送到北京去的虾仁杯，我伲要尝尝看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叔公为自己要的是烙蛤蜊，他说：“这道菜倒是保留下来了，不容易。原来喜乐意里面的法国菜是烙蜗牛，并没有烙蛤蜊的。那时候太平洋战争，日本人占领上海，法国的东西运不到上海来，那时候，我们家的汽车也不能开了，因为汽油是战时紧张物资，配给的。喜乐意里的大师傅就用蛤蜊代替蜗牛，创造了一道喜乐意特色菜。说起来，上海人是真聪明，懂得变通。我还是那时候吃过的。那时候到喜乐意吃饭，正好大师傅到店堂里来谢客人，好象他是个山东人，是他介绍我们尝尝这个菜。到现在居然也有四十年了。”
为了庆祝范妮出国，爷爷特地开了一瓶红葡萄酒。
跑堂的胖女人取来了玻璃酒杯，分给桌上的人。酒开了瓶，倒在杯子里，晃了又晃，可酒液一点也挂不住杯子沿，看上去实在不算什么好酒，但那也是红房子可以开出来的最好的酒了。张裕的红葡萄酒，据说还是从前法国传教士带来的技术。爷爷举了举手里的杯子，轻声说：“祝贺范妮终于有机会到美国！”
大家碰了杯，都轻轻叫“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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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又朝叔公举了杯说：“甄盛，你和爱丽丝是范妮的恩人，大恩不言谢。”
大家都附和着爷爷的话，向叔公举起杯来。范妮说：“叔公，我还是要说谢谢的。”象擎着一朵红色的玫瑰花一样，范妮向叔公举起自己的酒杯。
叔公站起身来，说：“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么多年，你们吃苦良多，如今我能帮上忙，心里真的是高兴和安慰。其实，为范妮做经济担保对爱丽丝也没有什么为难，她一个退休教授，又没有逃税的问题。”叔公特地与范妮碰了碰杯，“范妮，我为你高兴。”
大家喝了杯子里的酒，脸都有点红了。放下杯子，维尼叔叔轻轻吁出一口气，说：“上帝保佑，总算成功哉。说起来，也象是电影一样巧，范妮正是去住爹爹从前读书去住的那条街，也是命。”
叔公说：“我也去住过，我在麻省理工，学工商管理，是爹爹定规要我去学，要是我自己，就学baseball专业，jazz专业，我到现在还可以背得出三百多首当年的英文歌的唱词，一点也不比现在在立体声里做老歌曲的查利林差，只怕了有的歌我懂，他却不懂。现在我需要睡觉的时间少了，醒着的时候，就把它们抄在一本本子上。范妮见过的。那一年，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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