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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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淮军恰恰相反。曾国藩尝说：湘军“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一改僧格林沁“威力追剿”的方针，确定了“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在具体部署上，有所谓“四镇六游”之说。他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四处为“老营”，“各驻大兵，多蓄粮草子药，为四省之重镇，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并增设了六路“游击之师”，负责“追剿”，所谓“六游分进，梭织不断”。

在此基础上，他又东在运河、西在豫东的沙河和贾鲁河设立“河防”，力图圈制捻军。在地方上则“查办民圩”，加强坚壁清野和治安防范，割断捻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清根本”。

这些手段全部被李鸿章继承并发扬光大，最终才成就了淮军和李鸿章的赫赫威名以及无限风光……

第688章不和

“大人，曾国藩可是李鸿章的老师……”

吴可下了命令，身边幕僚先是恭身应下，而后才满脸疑惑问道。

“呵呵，李鸿章是聪明人，不会跟曾某人保持绝对一致的！”

吴可轻笑着摇了摇头，眼中闪烁肯定神色，道：“要真是如此的话，曾某人剿捻的话，也不会拖成那副摸样！”

幕僚轻轻点头，显然也明白其中内情。

没了直属的湘军力量支持，曾国藩做什么都不方便。

在剿捻过程中，曾国藩想要调动手下淮军部队，竟然可笑的要通过后方的李鸿章，在战机转瞬即逝的剿捻战场，这样的做法只能是自讨苦吃。

“可以说，在剿捻战场上，李鸿章狠狠坑了他老师……”

说这话时，吴可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幸灾乐祸。

“眼下他所有的风光，可以说都是踩着曾某人的肩膀所得！”

幕僚点点头，不知道想到什么脸色突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试探着问道：“大人您看，曾国藩剿捻失败是不是李鸿章故意如此？”

“这话可不能乱说！”

吴可闻言先是一愣，而后轻笑着摇了摇头，脸上满是说不出的嘲讽，道：“李鸿章还没那么大胆子，要是稍有不慎以后还怎么在官场上混？”

虽说满清官场就是一摊浑水，但该有的规则一样不少，尽管可能私底下没人讲之当回事，可是在表面上却要主动维护，一旦触犯可是要犯众怒的。

幕僚跟着笑了起来，道：“李鸿章文人出身可能不会有这个想法，可事实却是他最后摘了桃子……”

“那就把风声传出去，让湘军那帮桀骜不逊的将官好好给李鸿章找点麻烦！”吴可眼珠一转立刻计上心头，当机立断吩咐道。

“大人此计甚妙！”幕僚眼睛一亮，急忙拍马恭维道。

……

果然，不久之后南方官场上摆弄流言四起，将李鸿章设计老师的桥段传得有鼻子有眼，海象事情真是如此一般。

李鸿章此时贵为湖广总督，耳目自然灵便得很，听到传言之后气听说气得够戗，却没办法出来解释。

解释什么，曾国藩不管是不是想要自污，他在剿捻过程中栽了跟头却是事实。

此外占了最大便宜的，也就是摘了曾国藩桃子的就是他李某人。此时的他就像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那啥也是那啥了。

而湘军那帮分散在两江各地任职的将官，还有遣散后在湖南当地主乡绅的官并说出来的话，就不那么好听了。

一时间李鸿章几乎成了湘军上下的眼中钉肉中刺，一时苦不堪言郁闷到了极点，其与湘军其余将官之间的关系本就一般，经过这事一闹更加冷淡，就是和老师曾国藩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受到极大影响。

曾国藩此时正陷入直隶一堆破事之中难以自拔，听到传言之后十分纳闷，不知这种捕风捉影的传言从何处而来，他在与湘军几员重将的书信来往中澄清了这些传言，可是不知道为何最后流言越演越烈那几位湘军重将却是无动于衷。

等到曾某人后来察觉不对想要出手挽救之时，却已经太迟了。

……

没办法，李鸿章便宜占得太大，湘军中早有人看他不爽了。

曾国藩当初剿捻之时，意在以湘淮军之长克捻军之短，应该说是极为毒辣的。但是对于这种部署，特别是沿河堤筑墙设防，“闻者皆笑其迂”。时在后方的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致书襄办曾国藩军务并建河防之策的刘秉璋讽刺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知秦始皇千年后遇公等知音。”

然而，当他挂帅剿捻后，揆情度势，才体察到曾国藩战略部署的深意，然后便毫不犹豫效仿之。

因为这事，李鸿章得罪的湘军干将不是一位两位，特别是其效仿曾某人的做法，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清楚捻匪之乱，就更是惹湘军中人不爽了。

合着不是你剿匪时便站着说话不觉腰疼，等到丫的负责剿匪之时，便又厚着脸皮使用之前奚落过的手段，还它马给办成了……

纵观李鸿章剿捻战略的实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6年12月至次年5月间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

李鸿章挂帅剿捻之初，只是提出了“用谋设间，徐图制贼”的原则性设想。而当时东捻军在突破曾国藩的贾鲁河、沙河防线后，迅速进入湖北，企图“长驱西上，一入四川，居已蜀之利，一上紫荆关，合张宗禹攻陕西”。

东捻军集给在湖北钟祥臼口一带，拥众10余万。李鸿章认定这是聚歼捻军的好机会，于是调动湘淮军7万余人“分路并进”，其中包括湖北巡抚曾国荃的新湘军。

1867年1月捻军先在安陆府罗家集击败松字营，重伤统领郭松林。半个月后又在德安府杨家河歼灭树字营，阵斩淮军悍将罗定树。2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府尹隆河进行决战。清军主力一是淮军主力人马，一是鲍超所部霆字湘军。

本来，鲍与淮军约定2月19日（正月十五）辰刻两军发起会攻。但两军向存嫌隙，鲍轻淮军乃后起之辈，淮军将领贱鲍无谋匹夫。

出战淮军将领为了抢夺头功，违约于卯时单独发起进攻。捻军先用流动战术与之周旋，继而在尹隆河设伏败之。淮军将领“衣冠失落”，与各营官幕僚被困待死。鲍超部按预定时间从捻军背后发动突然袭击，捻军转胜为败折损两万余人。

鲍超救了贸然出战之淮军将领，但被救淮军将领却以怨报德，反诬鲍超部误期致败。李鸿章一味迴护己军不顾事实，按贸然出战之淮军将领口径上奏，鲍超被严旨斥责虚冒战功，应负淮军致败之咎。

而湘系大员因鲍超并非曾国藩嫡系，不但不为其开脱，反而迎合李鸿章落井下石。曾国荃奏称接战捻军为南北两队，北强南弱，而贸然出战之淮军敌北，霆军敌南故战绩不同。

鲍超哪受得了这个忧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三十二营以遣散了之。霆军重要将领唐仁廉挑其精壮，由李鸿章“酌立营制，重整规模”，立仁字营，成为淮军的一支，从而削弱了湘军增强了淮军的实力。

三月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所部，阵斩彭毓橘，至此曾国荃新湘军主力全部覆没。这一阶段李鸿章实行的主要是陆路蹙围，但并未能有效地扼制住捻军的流动。

同时，他也成功的将配合作战之湘军瓦解，淮军一家独大引来不少湘军大佬不满和眼红，为以后的湘淮之争埋下伏笔。

第二阶段从1867年6月至1868年1月部署实施运河、胶莱河之防，主战场在鲁东地区。

东捻军乘湘淮军齐集湖北之际，依靠强大的机动能力跳出包围圈进入河南，因鉴于陕西就食困难四川路途遥远，遂放弃原定西进川陕的计划改向山东挺进，于六月在鲁军防守的戴庙附近突破运河防线，直趋胶东半岛。

山东巡抚丁宝桢疏于运防，奉旨交部严加议处。一时言路汹汹。曾国藩认定“大局日坏”，担心言路不仅纠弹丁宝桢，也可能波及李鸿章，致书劝其忍辱负重徐徐图之，叮嘱其“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其实，在吴可这等打老了仗的优秀统帅看来，东捻军进入运东正是一大战略失策，给了李鸿章利用河防蹙之于绝地以良机。

李鸿章所部淮军将领一致提出“倒守运河”（即由原来自东岸设防移至西岸设防）之策，李鸿章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

鉴于捻军深入胶莱一带，他不但部署倒守运河，而且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缩小兜剿圈企图把捻军聚歼于胶莱海隅，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还有运河防线以资保障。

在胶莱河防线上，他安置了沈宏富、董凤高几军四十六个营和鲁军三十一个营分段防守，每营防地三里多长。另外还设有机动的后援部队，全部兵力近五万人。运河防线则由淮军刘秉璋、杨鼎勋、李昭庆等部和豫军张曜部、皖军黄秉钧、程文炳部负责。

而为了保障运、胶防线，李鸿章还奏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直隶总督刘长佑率军防守黄河，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军防守苏北六塘河。这样东西南北四面就各以河为险构成了一个包围圈。

但是，东捻军却于八月在胶莱防线北端海神庙一带鲁军防地冲破防线，渡过潍河使得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胶莱防线告溃。

如此一来，李鸿章精心经营的运河防线，在机动实力强悍的捻匪跟前再次栽了大跟头，李某人为此也遭致不少闲言碎语，有那不对付的朝堂直言曾国藩都干不过捻匪，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又有何德何能做出成绩？

所幸李鸿章的处境要比老实曾国藩好得太多，至少不用担心朝廷忌惮过甚，只需应付少少一些不满声音即可……

第689章经验

对于李鸿章剿捻的一系列经过，只要能得到确切消息的，吴可都通过各种手段收集准确战报，然后作为乡勇队将官级培训班的讨论范例。

这已是乡勇队的老传统了，由于两广多年无战事，为了保持队伍的战斗力，吴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中外战事详略，通过中高级将官之间的讨论与研究，提升自我能力之余接受不同战斗风格洗礼。

虽然这样做有些‘隔靴搔痒’的意味，但总不能想要提高实战经验，便不拿手下弟兄的命当回事吧？

尽管比邻两广的安南国境内战火连绵，作为邻居的云贵两省更是打得不可开交，可惜因为各种原因两广清军都不好插手其中。

在安南国搅风搅雨的黄鼎凤和其部人马，本就是吴可指令两广清军放出去的，他怎么可能派兵过去镇压，要打也得等安南国局势彻底糜烂之后再动手摘桃子。

至于云贵乱局嘛，之前张亮基在位时两广清军积极过去帮忙，眼下劳崇光当政期间就没这好事了，没背地里搞小手段下阴手已经很够意思了。

吴可也明白，一味的训练除了提高手下将士们的技战术水平，保持高水准的状态和纪律，在战斗经验方面的缺失问题十分严重。

别的不说，拉出人数相等的乡勇队与黄鼎凤部人马放对，最后的胜利者依旧还是乡勇队，只不过乡勇队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这就是战斗经验不足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吴可跟手下将领也是搅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办法应对。

首先便是内部挖潜疯狂剿匪，凡是哪里出现土匪山贼防地官府必须第一时间上报，而后由总督衙门统一调派人手大肆围剿。

这样的动作一直持续了五六年，硬生生把一个帮派林立土匪丛生的两广地区，搞成整个大清都难得一见的良善之地，土匪山贼势力几乎绝迹。

另一方面，则是轮流派出小股精锐部队，进入周边战乱不休的邻居地界，一边做侦察动作一边与遭遇小股叛军作战积累经验，而后回来将战斗经验写成书面文字，作为部队推广学习的课外教材。

这一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在亲历者绘声绘色的描述之下，不仅语言有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学到东西，所谓寓教于乐不过如此。

当然，在张亮基当政期间两广清军也有过几次大型军事行动。

尤其是两广原来的清军势力，不甘于迅速下降的地位，在贵州苗民叛乱达到最顶峰之时，应邀进入贵州山地平叛。结果初战不利，上万两广清军在山地战中，被苗民叛军依靠有利地形击溃惨败而归。

等到吴可急调得力人手入黔稳定局势，打得贵州苗民叛军台不起头，可没过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被调去京城，两广清军也不得不退出贵州战场。

当然如果两广清军硬要留下来的话，估计新任云贵总督劳崇光不仅不会生气，反而还会大加赞赏，可惜的是吴可根本就不会做这等‘傻事’。

还有安南方面，囤驻谅山城的两广清军也没闲着，一边重拳出击清剿安南北部匪患，一边不断派出小股精锐人马向安南中南部渗透潜伏，期间小规模的战斗哪少得了？

这些动作都是采取轮换制度，吴可不想培养出尾大不掉的山头出来，同时还要达到提高手下战士作战经验的目的，目前来看效果着实不错。

除了陆地上的行动之外，在南海伴随两广水师纵横，两广清军将士也跟随船队在南海的诸多岛屿上建设临时营地，同时还参与一些对固定海盗的围剿行动，总之不放过一切有可能提升将士们战斗经验的机会。

虽然分析淮军剿捻经过，其实并不能提升乡勇队对战争的理解，因为淮军虽然装备了火器，但作战模式依旧脱不了以前的冷兵器模式，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有些事情不能只看表面，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淮军虽然在近代化军队进程上不如人意，但是其作战模式还是有些可取之道的。

淮军于剿捻初期也十分不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其辖境变为战场，对李鸿章的方案虚应故事甚至蓄意破坏。刚开始李鸿章调鲁军三十一个营布防胶莱河，丁宝桢只答应给十一个营。

李鸿章意在严防胶莱河西岸，而丁宝桢却率军深入胶东蓄意驱捻出鲁；同时丁宝桢还对淮军进行粮草封锁，淮军所到之处，“城寨俱闭”，“办粮不出”。

胶莱防溃后，李鸿章和丁宝桢为了推卸责任，“腾章相诋”，朝廷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切责李鸿章“询私诿咎，倒置是非”，“意存忌刻，纵贼误事”，饬令交部议处。

是时言路纠弹，朝廷惑于群议，认为“河防不可恃”，曾国藩也劝李鸿章“早思变计”。凡此种种，使李鸿章陷于颇为困窘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一面主动致书丁宝桢“讲好”，一面坚持既定方略。他特别加固运防，亲自驻守台儿庄就近督导，并先后设立四支由淮军精锐组成的“游击”之师，计有战马八千匹，以骑敌骑追击捻军。

这样，就使东捻军陷入危殆的处境：它虽然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黄河、运河、六塘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以走制敌”的特长无法施展行动屡屡受挫。

十一月任化邦在苏北赣榆战败被杀，十二月东捻军在寿光海滨一战折损三万余人，精锐几乎丧失殆尽。1868年1月赖文光虽然率余部突过六塘河，但孤危之中受伤被俘，在扬州被杀。东捻军终于被李鸿章镇压下去。这一结局表明，李鸿章的战略指导是基本正确的。

李鸿章督师剿捻第三阶段是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作最后决战。

东捻军在危厄之际，曾向在陕西与左宗棠部对战的西捻军紧急求接，西捻军闻讯即决定离陕东进。张宗禹等原拟率部南出潼关，由豫入鲁，后来又考虑到清军聚集山东，河北空虚，遂决定进军直隶，威胁京畿，逼迫清军回救根本，从而达到解救东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