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第3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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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之后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三天，在外表平静的情况下，朝堂上利益相关的一干重臣无不牵涉其中。

十三日，醇郡王自东陵工程处赶回京师，来不及休息，急忙上疏为奕��说情。他先赞颂两宫太后“知人善任，措置得当”，接着肯定了奕��“感荷深恩，事烦任重”，然后着重说明奕��“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因此，他请求两宫太后“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通政使王拯也上疏言，容其前惩，责其后效。

御史孙翼谋也直上一疏，他说：“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这是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入手，来说明处理奕��要极为慎重。他恳请对奕��“可否酌赏录用，以观后效”。

看起来，这几天大臣们不仅在思考，而且在积极地行动。无论是想抱两宫太后的大腿，还是为自身派系利益考虑，都纷纷发言对慈禧太后的举措议论纷纷。

十四日，王大臣等在内阁复会。两宫太后将醇郡王、通政使王拯和御史孙翼谋等三人的上疏发下交议。

大学士倭仁首先拿出了疏稿。他自以为最了解慈禧的意图，因此拿出事先拟就的疏稿给大家看，并提出醇郡王等三人的疏稿根本不必讨论。这使到会的人感到很沮丧，但是王大臣们还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

有的大臣说，这是家庭纠纷，叔嫂之争，外人不好说三道四；有的说，奕��既然屡招物议，不见得都是捕风捉影，看起来他是难以担当重任的；有的说，揭发恭王没有确据，应该允许自新，弃置可惜；有的说，两宫懿旨已颁，不应朝令夕改；有的说，从谏如流，既然罢恭王认为不妥，就应该抛开自己，收回成命。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事在朝堂引起极大争议。

看看火候到了，肃亲王拿出了一份拟好的疏稿。他认为醇亲王、王拯、孙翼谋上疏的提法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他建议：“臣等谨议恭亲王方蒙严谴，惊惕殊深，此时察其才具，再为录用。虽有惇亲王、醇郡王并各臣工奏保，总须出自皇太后皇上天恩独断，以昭黜陟之权，实非臣下所敢妄拟。所有臣等遵旨会议情形，谨缮折具陈。”这就否定了倭仁的疏稿。

肃王的疏稿起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大作用。众人纷纷表态赞同肃王的提法。倭仁鉴于形势，也不便固执己见，不得不修改自己的疏稿，共改了四次，形成了一个奏折：

臣等伏思黜陟为朝廷大权，恭亲王当皇上即位之初，维持大局，懋著勤劳，叠奉恩纶，酬庸锡爵。今因不自检束，革去一切差使。恭亲王从此儆惧，深自敛抑，未必不复蒙恩眷。以后如何施恩之处，圣心自有权衡，臣等不敢置议。

这样大学士倭仁和肃亲王的奏折取得了一致意见，都主张两宫太后对恭亲王施恩，重新录用。军机大臣们列名于倭仁奏折。在肃亲王奏折上署名的有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等七十余人。

此外，都察院、宗人府也上了奏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等也单衔上疏。

给事中谭锺麟、广成等上折奏道：“海内多事之秋，全赖一德一心，共资康济，而于懿亲为尤甚。若庙廊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指出国家核心领导的团结与稳定，是关系到全局的大问题不可小看。

另有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也上疏言道：“现在各省军务尚未尽平，如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繁任巨，该王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万一夷人以此为请，从之则长其骄肆之心，不从或别启猜疑之渐，此虽系意料必无之事，总无不在圣明洞鉴之中。”这是说，罢斥奕��，恐怕洋人不一定同意，请慈禧三思。

这就是说，除倭仁折和肃王折之外，又有一批人也上了奏折。这就形成了吁请重新任用恭亲王奕��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而且情之切切，言之凿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有所转圜了。慈禧摆出了虚心纳谏的姿态，于三月十六日以同治帝名义明发上谕：

日前将恭亲王过失，严旨宣示，原冀其经此次惩儆之后，自必痛自敛抑，不至再蹈愆尤。此正小惩大诫、曲为保全之意。如果稍有猜嫌，则惇亲王等折均可留中，又何必交廷臣会议。兹览王公、大学士等所奏，佥以恭亲王咎虽自取，尚可录用。与朝廷之意正相吻合。见既明白宣示，恭亲王著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此后惟当益矢慎勤，力图报称，用副训诲成全至意。

慈禧听取了王大臣的部分意见，重新任命奕��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议政王和首席军机大臣的要职被剥夺了。这就是说，奕��被排除在最高领导层之外，不得与闻枢密，慈禧太后进一步地收紧最高的皇权。

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也太过迅速，短短不到一月时间便已尘埃落定，虽然此事波及朝堂各大派系几乎所有重辰，可是根本就没给外臣反应过来的机会，等到各省封疆得到确切消息，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朝堂上的争斗已经早有定论。

这一次，不仅恭亲王被狠敲了一记闷棍，洋务派也跟着遭受不小打击……

第676章警钟

恭亲王可是洋务派领袖，他的自身荣辱不仅关系到王公党切身利益，同时也对大清此时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影响甚深。

不论此次慈禧太后有没有打压洋务派的心思，事实上已经对气势如日中天，在地方上更是势力庞大的洋务派造成了极为不好的影响。

恭亲王在京城地位受挫，地方上的洋务派大佬们便少了一分来自朝堂的保障。

虽然此时无论曾国藩还是左宗棠，还有一直没有表态其实早已算是洋务派大佬的两广总督吴可，都已是羽翼丰满的一代豪雄，但他们毕竟是汉人身份很多事情在满人为主的朝堂上不好动作。

少了恭亲王的帮衬，各地打上洋务派标签的督抚就得直面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虽然他们并不畏惧麻烦，但麻烦能少一点是一点。

所幸恭亲王没有被一撸到底，虽然不能参与中抠事务，但以他亲王的位份还是很能做一些事情的。最起码慈禧太后在彻底解决残留顾命大臣之前，不可能将恭亲王以及地方洋务派彻底得罪。

……

朝廷明发上谕后，两宫太后并没有立即召见恭亲王奕��。

而恭亲王奕��请求召见，她们也不予理睬以示冷淡。直到二十几天后的四月十四日，她们才召见了恭王。这时的奕��已深知慈禧的厉害，他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深自愧悔伏地痛哭，作出了服从谕旨听从裁决的姿态。

慈禧也许是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裁抑奕��的目的已经达到，也许是军机处没有更为合适的人选，便于同日发了一道上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这就恢复了恭王的首席军机大臣职，但“议政王”名目却永远地削除了。是恭王仍被命枢廷矣，然已无‘议政王’之尊称。名位固已较前大为减削，此虽王年少不学，关于大体，积嫌蒙衅，自取之严谴，然亦太后集权之手段也。

这一次慈禧太后对恭亲王发难，可以说突然之极让人大感措手不及，恭亲王的表现也平庸到了极点，可以用毫无还手之力来形容。

这对于心高气傲的恭亲王而言，可是极为突兀丢脸之事。

同治四年九月（1865年10月），咸丰帝奉安定陵，恭亲王襄办奉安事宜有功，两宫太后欲加优奖。此时的恭亲王牢记“功高盖主”的古训，“以盈，满为惧，再四固辞”，再也不敢领受什么奖赏了。

所以慈禧将恭亲王交宗人府议叙，宗人府评价甚好：“惟恭亲王谊属宗藩，首参机务，近来事无巨细，愈加寅畏小心，深自敛抑。”

慈禧很满意，特颁一谕旨：“所有三月初七日谕旨，著无庸纳入起居注，以示眷念勋劳，保全令名至意。”所以同治四年三月初七日起居注仅书：“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而无慈禧起草的朱谕全文。这是慈禧为缓和同奕��的矛盾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恭亲王奕��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面奏两宫太后收回对其长女封为固伦公主的成命。两宫经考虑便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封其为荣寿公主，所有一切仪制服色仍照公主例。奕��怕功高加祸，严厉约束自己谨慎行事。

总之，这场由两宫太后，主要是慈禧发起的对恭亲王奕��的斗争，前后经一个多月便基本结束了。这事来得突然去得迅急，最后慈禧太后也达成目的。

等到地方督抚得到消息，并准备做些什么的时候，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圜余地，其他人怎么想的吴可不清楚，反正当时吴可骂了娘。

他一则对慈禧太后如此迫不及待揽权不满外加警惕万分，同时对于恭亲王的软弱表现实在看不过眼，只要恭亲王在此次事件中强硬一点，等到各地封疆反应过来最不济也不会闹到最后这个地步。

事情虽然结束迅速，但吴可还是通过从京城传回的消息，招来身边幕僚班子好好研究了一番，总要搞清楚慈禧太后究竟怎么回事，免得以后自己重蹈覆辙。

……

安得海是慈禧太后的御前太监，一名安德海。其人狡黠多智西太后甚宠之。

孝钦（慈禧）御前监小安方有宠，多所宣索，王（恭亲王）戒以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为何？”王一时不能答，即曰：“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后不取矣。”明日进膳，则悉屏御瓷，尽用村店粗恶者。孝钦（慈禧）讶问，以六爷（奕��）责言对。孝钦愠曰：“乃约束及我日食耶？”于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也就是说，安得海恃宠而骄，借慈禧名义，在物质要求上贪得无厌，遭到了心高气傲的恭亲王奕��理所当然的反对。但是狡猾的安得海设计圈套恶进谗言，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制造矛盾，妄图用慈禧打击奕��，慈禧偏偏又中了计。而这个矛盾恰被任署日讲官的蔡寿祺得知，他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弹劾奕��。

这事在京城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吴可手下幕僚班子一致认为慈禧偏听偏信安得海之类的太监的谗言，并因而猜忌、戒备恭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坊间疯传奕��自恃有功，每日奏对，时间既久，便放松了戒备，渐渐地把与两宫太后的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视如寻常百姓的叔嫂关系了。这是为两宫太后绝对不能允许的。

又有传言恭王则于用人之权，黜陟之事，不商之于太后，或升或调，皆由己意。凡关于各省之事，亦独断而行。而宫廷之间，亦渐生嫌隙，常相抵触矣。又说：恭王在宫廷之外，与中外官吏自由来往，不取太后意愿，辄自专擅。而太后则使太监伺察之，种种行为，皆归报于太后，乃愈启猜疑之心。

恭亲王用人专断、办事专擅，这事是有的但也不至于像坊间流传的那般夸张。

又有传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王往往不俟内监传旨，径直入内，以为此制非为彼而设也”。这等于礼节不周之事，所谓无风不起浪想来两宫太后不可能拿自家名声做陷阱。

还有王既被亲用，每日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曰：“给六爷茶。”一日召对颇久，王立御案前，举瓯将饮，忽悟此御茶也，仍还置处。两宫哂焉。盖是日偶忘命茶。

据说，慈禧对这种越礼的行为十分反感。她们认为，这是奕��对至高无上的君权的一种蓄意的挑战，是不能容忍的。

更有传言，一日召见时，恭王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此言慈禧决不能忘而恕之也。又说：凡奏对时，每由慈禧问答。一日太后言毕，恭王佯作未闻，请太后重述一次。太后有言，每抗声答之，恭王骄傲之态，每使太后不能容忍。

京城坊间据言奕��的傲慢情形，于上述四端可见一斑。

对于奕��的表现，“当时之人，皆以为恭王对于两宫之态度举动，似觉太过。以己大权在握，遂擅揽一切，未免近于骄愎”。

又言奕��既然有此表现，便迫使慈禧不得不采取措施。“太后既知恭王之权渐大，常侵越己之权势，遂立意告诫恭王须明白国体，不可僭越。用人之权，视太后为转移。稍有不合，即告罢黜”。

坊间肆意流传奕��傲慢骄愎的说法，是替慈禧张本的。当然奕��在作风与性格上的这个严重不足，也是确实存在着的。

这一点吴可也十分清楚，像恭亲王这样的天皇贵州，一旦绕组过得太过顺风顺水便难免生出骄横之心，可要说这厮做得这般过分却不可信。

当时之人可能对两宫突然出手不明所以，可能就信了坊间流言将罪责全部扣在恭亲王头上，吴可却是不然作为后世来人他可是十分清楚慈禧太后的权利欲有多严重。

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最高统治权一刻也没有放松过。

垂帘听政久了，慈禧于国故朝政渐皆了然。本性专断遂不欲他人之参预。盖其聪明才力，加以读书增其识见，于用人行政诸大端，颇得人之信服。昔之所赖，今则弃厌而疏远矣。昔日冲抑之怀，今则专断而把持之矣。

这是说，慈禧在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上已趋成熟，她要高度集中皇权。这就必须削弱恭王的权力。因此她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便达到皇权独揽的目的。

种种说法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吴可与幕僚研究过后认为都有一定道理。此事发起内因是慈禧企图皇权独揽，外因是奕��的用事专擅，行为不检，而诱因则是安得海的谗言。

恭亲王突然被整，让吴可感叹之余却也给他敲醒了警钟，那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太后已经露出狰狞獠牙，警醒他以后行事必须越发低调才成……

第677章影响

“恭亲王这一败可真不是时候！”

当时接到京城传来的紧急情报，吴可不爽的将手中汇报文件摔到书桌上。

这事确实影响很大，那时左宗棠正积极为福建船政衙门的建立四处奔走，恭亲王突然被慈禧太后搞这么一下，等于给满心热诚的老左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不说洋务派几位大佬所在的两江，闽浙等地受到朝堂变故影响，本欲推行的一些洋务举措临时中止损失不小，同时来自朝堂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也让身为洋务派大佬的几大督抚日子突然难过起来。

两江总督衙门后院花厅，曾国藩与学生李鸿章对案而坐，两人脸色都不太好看，屋子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老师京城突发如此变故，江南制造局的扩建工作是否暂缓一二？”虽然已贵为江苏巡抚，但李鸿章面对曾国藩依旧尊敬异常。

“暂缓一缓吧，朝堂风云变幻，恭亲王自身难保西太后掌权，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靶子！”曾国藩苦笑着说道。

他已经功成名就，犯不着因为洋务上的事儿跟西太后过不去，朝堂上看他不顺眼的大臣多的是，此时湘军正是韬光养晦的时候。

“……”

李鸿章欲言又止，脸上不满神色一闪而逝，最后什么也没说只长长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