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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列强时代-第3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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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话可不是空穴来风，在京城待了这么些天，早就听到一些不利于恭亲王和洋务派们的传言，只是他吴大总督隐藏得深低调行事起了作用，没被划拨到这皮‘数典忘祖’的洋务派中。
恭亲王听了这话脸上有些不好看，目前他在鼓吹大搞洋务时，确实遇到朝中一干顽固派的大力阻扰。
而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有同治帝的老师、工部尚书、大学士倭仁、宋晋等，地方上主要是一些内地的官员。
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反对守旧派，认为守旧派“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而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两宫太后明白，在此时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大清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强悍实力并得到外国列强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也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因此洋务派在此时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可是这种优势实在很不保险。
吴可就毫不客气表示了自己的担忧，把洋务运动的希望寄托在深宫大院里的两位寡妇之手，是不是太过草率和不保险了点？
当然，这话他提醒得十分委婉，毕竟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是叔嫂关系嘛。
恭亲王对此只能含糊以对，正如吴可刚才所言那般，有些东西必须亲自试过才知晓好或者不好，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接下来，两人又探讨了一番国内局势，吴可认为太平军气数已尽，在湘军不遗余力的疯狂打击下，估计一两年之内金陵之战就会出现结果。
恭亲王却没吴可那般乐观，他认为太平军实力还在，拥兵数十万不是说灭就能灭掉的，更何况金陵经过太平军十年修缮城高墙深，不是说破就能破的。
更让人担心的是，石达开部太平军肆虐西南诸省，将四川搅得天翻地覆不得安宁，朝廷又断了一处粮草供应来源，时间一久估计太平军还没事清军便坚持不下去了，为此他还特意向吴可请求，希望两广能放开了支援内地平叛大业。
吴可除了‘呵呵’以对还能说啥，要他主动支援两江和湖广作战的湘军，想都别想这样的好事。他也没隐瞒什么直言湘先断两广财路，要两广支援内地战局不是不行，首先得湘军做出表率才成。
恭亲王无话可说，他也知道两将矛盾重重，无论是曾藩还是吴可都不是好相与之辈，要他们向对方低头简直难如登天。
一个巴掌拍不响，想要将这事推行下去光靠吴可一人可不行，还得争取湘军主帅曾国藩的遗愿，不过吴可对此却不抱太大希望。
别看曾国藩名头响亮，是朝廷眼下一等一忌惮之辈，可是他只是湘军的精神领袖，并不能掌握湘军全部战力，除了最为心腹的一小拨人马，大部分湘军都掌握在各自将领手中，听不听曾国藩的命令全看将领心意。
不像乡勇队只有吴可一个声音，虽然此时也形成了好几个军中派系，但还是牢牢团结在吴可身边，战斗力和凝聚力也不是湘军能比的。
他可不相信湘军那帮混球在尝到了大设厘关税卡的甜头后，会因为曾国藩的‘主动退让’而心甘情愿的放弃这样的大好处，想都不用想。
恭亲王显然也明白湘军内部的情况，所以之后没再说这样的‘傻’话，把话题转到了河南还有陕西一带的乱象上头。
此时的大清真可以说得上四处漏风，到底都是乱子战乱频频，自从张亮基离开河南巡抚任上，吴可与左宗棠两大得力臂助跟着跑到淮北赴任之后，可以说河南就没安宁过。
也就是乡勇队主力囤驻淮北那几年，时不时的出手帮衬一二，河南的局面才没有继续恶化，可是后任河南巡抚都不是吴可等人一系，明里暗里没少下拌子出阴招，吴可等人真心没功夫搭理后来关系也就彻底冷了。
没了乡勇队主力相帮，分散在豫南乡勇队出身地方清军也跟着阳奉阴违，整个河南中部和北部乐子可就大了，之前一直被堵在山东的捻军主力脱笼而出，犹如脱缰的野马四处撒欢搞得整个河南鸡犬不宁热闹非凡。
这样的热闹却是朝廷极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可惜捻军实在太过猖狂，数量又多到让朝廷头疼万分，不是说剿灭就能剿灭干净的。
还有陕西甘肃一带的回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不停折腾，地方清军全力围剿效果却是差劲得很，因为当地清军主力早已出境参与围攻太平军的战斗去也，实在没有实力也没精力应付烽火连天的乱象。
总之在恭亲王口中，大清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危险关头，变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不变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得，绕来绕去又绕到了搞洋务的路子上头……
和恭亲王一番闲谈，让吴可知道了不少没注意或者太过偏僻的消息，也算是收获不小，两人一番长谈说了近四个时辰，最后在王府吃了顿丰盛大餐吴可便告辞离开，临行前受邀日子多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走走。
吴可欣然应允，他对于这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衙门还是非常好奇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是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
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咸丰十年（1860）朝廷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
经咸丰帝批准，于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
初设时，奕訢、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总理衙门最初主持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扩大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权力越来越大，举凡外交及与外国有关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无不归该衙门管辖，成为朝廷的重要决策机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涉及到外洋事务都需总理衙门报备出面，以两广与外洋频繁联系往来的现状，更是少不得与总理衙门打交道的机会，在其初建时好好认认门混个脸熟极有必要，省得以后衙门里的小吏看不清形势尽给两广扯后腿船小鞋。
当然有桂良这位同盟好友坐镇总理衙门，相信不会有那不开眼的玩意主要找茬……
第626章熟人
“哈哈梦臣老弟，什么风把你吹到这来拉？”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堂，桂良正一脸开心的迎接吴可这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访，眉梢眼间都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哈哈，总理衙门这么大的牌子摆这这里，我要是不来拜拜码头，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啊！”吴可满脸轻松跟着调侃了句。
“这话怎么说的，有我桂良在衙门里还有人给老弟你找不痛快不成？”
桂良双眼圆瞪，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摸样恶狠狠道，看得周围的总督衙门官吏好一阵咂舌，没想到自己老大跟两广总督的关系竟好到这份上。
“说笑了说笑了，两广地处南方沿海地区，与各国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多得很，以后也少不得要麻烦总理衙门的各位同僚！”吴可轻轻一笑没接这话茬，抬眼望了一圈正堂里来来往往的官吏轻松转移了话题。
桂良笑了笑也不说话，热情的邀请吴可参观新设的总理衙门内部，吴可欣然应允起身着着桂良向衙门后院说说笑笑行去。
总理衙门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原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于设立的同年改建。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大清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
总理衙门的成立也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朝廷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
等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
咸丰十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他们为了控制朝廷中抠，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朝廷所辖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建立专门机构对待他们这些列强使节。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奕訢大喜过望，在奏折中说：“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劝咸丰帝“尽可放心”回銮。
1861年1月，奕䜣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这就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的原由和经过，基本没费什么周章。吴可跟随桂良参观衙门里的一个个部门，对于总督衙门的权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属机构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另有司务厅、清档房、电报处等机构，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税务司署，还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国公使等，也有自己的银库，可谓权势滔天。
吴可进一步了解总督衙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职权范围，在桂良的示意下都得到了满意回复。
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两国交涉事务，兼办各口通商及各关税事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四国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教民及招用华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两国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海防设埔，保护华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
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房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
总理衙门还下设南、北洋通商大臣。
刚开始南北洋大臣为专职，由买，办化的官僚薛焕、崇厚任职，后分别由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任。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朝廷一开始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
另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
总理衙门主要负责外交事务的执行而非决策，决策的权力主要掌握于皇帝（实际上是两宫太后）以及军机大臣决定，但因为此时负责的恭亲王和文祥都具影响力的军机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获通过。
而在1860年代在恭亲王领导下，总理衙门在外交事务的处理上有较多的发挥，包括处理《天津条约》之后的善后事宜等等涉外事务。
吴可跟着桂良在总理衙门好好溜达了一圈，回到衙门正堂的时候，竟然一下子碰到了洋务派两位旗帜性大佬，左宗棠跟李鸿章！
“季高兄你怎么来了？”
吴可很是诧异的问道，不过很快便反应过来一拍脑袋，不无自嘲道：“瞧我这记性，季高兄可是坚定的洋务提倡者，来总理衙门也不希奇！”
“梦臣你怎么也在这里？”
左宗棠好奇的睁大了眼睛，并不高大却给人以强壮印象的身子也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抓住吴可的手猛摇了摇。
两人是共事多年的老熟人了，从张亮基还在湖广总督任上便开始共事，然后跟随张亮基一起赴任河南，又同时跑到淮北担任军政要职，一直等到张亮基临危授命担任闽浙总督后才分开。
不过就算如此，他们之间的联系也从没中断过，每月一到两封书信往来已成常态，关系没有因为距离的拉长而又任何冷淡迹象。
吴可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与当时担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保持密切联系，联手对付太平军的小部骚扰。
后来左宗棠改任福建巡抚，两人之间的互动联手才消停下来。而等到吴可调任两广总督，左宗棠跟着升任署理闽浙总督后，两方之间的直接联系又跟着密切起来，在军事，政治，经济，民生以及涉外事务上有许多合作。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福建也是山多水多田地少，是大清劳务输出的主要沿海省份，与各国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一点都不比吴可少，在这期间深受欧美列强各种思想观念影响，又直面感受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认为大清已经到了必须革新才能继续延续下去的时候，响应此时突然兴起的洋务风潮成为坚定的洋务派骨干之一，并且还不遗余力劝说吴可想把他也一起拉入洋务派阵营。
当然他受到的限制比吴可要大得多，不说福建早已不复两宋时的繁荣昌盛，单单浙江军权落于湘军之手对他而言就是个不小打击。没了军权就意味着他对浙江的掌握被严重削弱，根本就搞不到多少财政资金支援他的大搞洋务思想。
所以，老左对于吴可能在琼崖发现巨型铁矿，而且不声不响就开始了大搞洋务羡慕不已，这次回京除了规定的述职程序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争取一干洋务派大佬的支持，调动各地富余资源开始他设想中的洋务浪潮。
不得不说，左宗棠在原本历史上能成为同治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而且还立刻千古流芳的赫赫战功，其胆魄见识都是这时代清人中的佼佼者。
抵达京城这么长时间了，吴可不可能没跟左宗海会过面，会面期间为了将吴可拉上洋务派这艘战船，可没少向吴可兜售他的想法和理念。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福建想要发展起来不能模仿内陆地区，两宋时期福建的繁荣昌盛已经很好的给后来者指明了道路，想要发展福建唯一可行之路便是大力发展海上航运。
在此列强环侍之时，单一的海上商路很不保险，必须得有一支实力强劲的水师作为保障。
福建此时虽然也有水师，但那战斗力真心不敢恭维，只能沿着海岸线在渔民跟前抖抖威风，跟洋人的军舰一比好似壮汉跟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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