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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和他的秘书们-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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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一个两三米高的礁石柱子。
水波轻拍打着石柱，发出柔和的“哗，哗……”，好像是低声的情语。
“啪！”有一只不识趣的蚊子，在张敬怀的背上叮咬。张敬怀没有打到它。
用手在背后挠，可是总也够不到那个地方。冯怡说：“我给你挠挠吧。”
张敬怀说：“那就谢谢了。”
于是冯怡在蚊子叮咬的地方轻轻挠起来。
“左边，往左，右，再往右一点……”他从来没有过这么高级的享受。他的女儿、夫人都没有给他挠过背。
蚊子慢慢多起来，在周围轻声地嗡嗡着，好像要参加他们的谈话。
“讨厌！”冯怡说“怪热的，咱们下去游游吧。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沙滩，我以前在那儿游过。”
冯怡和张敬怀各自在附近的树丛中换了游泳衣裤。冯怡说：“我搀着你，这个地方你不熟悉。”于是她架着张敬怀的臂膀，慢慢向前走。
冯怡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游泳衣，在月光下显得幽暗。那匀称的身材，丰满的肌肤，优美的线条，令张敬怀生畏。张敬怀只穿着一件酱紫色的裤头，这么赤身露体的站在一个姑娘面前，觉得很不好意思。犹豫再三，不敢下水。冯怡玩笑地将他一推，张敬怀便跌入细软沙滩的水中。随后，格格笑着，又双手把他拉起来。
他呛了一口水。
“你真坏！”
“我教你游泳。”
“学什么姿势的？”
“学仰泳吧。仰泳省力气。”
“好的。怎么学法。”
“你把身子躺在水面上，放平，仰脸……”
张敬怀听话地躺下来。
冯怡说：“不要怕沉水，我在下面用两手托着你呢。不要怕，往后仰，仰，再仰，对了。”然后教他用手和腿划水。刚刚划了几下，冯怡稍一松手，张敬怀觉得他的身体下沉了，又要呛水。当人感到要溺水的时候，总是乱抓乱挠乱扑腾，企图抓住一个救命物。“不行了，不行了。”他喊叫着。冯怡那柔软的手背立即托住了他的腰。这时，张敬怀要站起来，双手无意抱住了冯怡的腰。他觉得周身战栗了一下，当他刚站稳时，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十分羞愧，半天才说：“对不起，对不起了！”
冯怡一时不明白，后来一想才知道是张敬怀在水中挣扎时，抱了她的腰。
“不游了。”张敬怀为自己的失态感到生气，说：“我们回去吧！”
“为什么？”冯怡问。
“不为什么。我感到对不起你！是我不好……”
冯怡大笑起来：“你，你这个人呀！真是，这有什么不好的。”
又过了一些日子，办公厅单主任来电话告诉他：关于他的问题，中央下了一份文件。在电话中先把文件内容大体上讲了一下。文件中说：张敬怀同志是党的好干部，是久经考验的真正革命家。过去无论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或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批判，完全是错误的，是冤假错案。所有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的之词，一律推翻。恢复张敬怀同志的工作和职务。
单主任还告诉他：原来从部队来“支左”，在建立革委会时，当了主任的石司令员，已经调回部队。原省委书记杨同理同志，也从下乡插队的农村调回来了，官复原职，仍然作为一把手，主持省委工作。杨书记希望他马上回来，参加最近要召开的省委会议。他明天就带一部车子来接他……
张敬怀放下电话，并没有那么高兴。因为他预计会有这么一天，一切违反规律的东西都不会长久的。但使他庆幸的是，在他挨批斗最难熬的时候，在他要切断动脉血管要自杀那一刹那，居然回心转意，没有死成，这才有了今天的呀！十年，十年呀。我们八年抗战，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蒋家王朝，可是这十年中，我们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呢？想到这里，他不觉流泪了。
现在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小冯告别。
应该说，张敬怀在翠谷山庄，度过了大半生最难忘的日子，也可以说是最让他快乐的日子。他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就没有体会到友情的快乐了。他总是下指示，发号令，下级总是唯唯诺诺。而在翠谷山庄，他居然结交了一个算是忘年之交的朋友，也许是对他以前这种损失的补偿。所以，这里好像是他重生的地方。总之，怎么形容翠谷山庄对于他的意义，也不过分。
这天，冯怡又来约他上山。刚刚走到他门前，张敬怀招呼说：“小冯，你进来。我有件事告诉你。”
“什么事呀？”
“你进屋再说。”
冯怡进了他的房子，在一张藤椅上坐定：“说吧。”
张敬怀又想了想才说：“刚才省委来了电话，说是中央下了文件，平反了我的冤案，恢复我的职务。明天就让我回去。”
小冯并没有为他高兴，也是沉默了很久，才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得祝贺你了！”
“这有什么值得祝贺的？”
“受了那么多苦难，官复原职，还不值得祝贺？”
“你给我说这些……就……没有意思了。”
冯怡说：“是没有意思。回到你那个工作和生活圈子，整天忙，忙，忙！发指示，下命令，做决议，写报告……没有一时一刻是属于自己的。”
“你的意见都对。可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是诸多社会因素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个岗位，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况且，社会也需要有人干这些事情呀！”
冯怡伤感地说：“那么，咱们就此告别吧，──永别吧。”
张敬怀一惊：“怎么是永别？这是什么话？”
冯怡解释说：“你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是’ 病友‘。你恢复了工作，我们之间相距就是天上地下了。我一个小小的临时工，可能连你们的大门都进不去的。”
“不对的！不对的！你绝对是错误的。我的地址，你知道。你在海天市的地址给我写下来吧。”
小冯俯在桌上给张敬怀写了她的住址，交给张敬怀。张敬怀说：“如果可能的话，你需要帮助，我会尽力的。”
冯怡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希望有权力的人对我施舍。我可以自己奋斗。况且我们交朋友时，也没有想到以后让你帮助我。”
张敬怀说：“你不能否认，人总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吧？无论是朋友的，团体的，个人的，组织的。”
“我不否认。”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还要嘱咐你几句：你读了很多书，也可以说很有才能，很有前途。你不能老是当那个临时工，荒废岁月。”
“我现在不是在猛学习嘛。现在已经恢复高考。我还得圆圆大学梦呢。”
张敬怀又想了想：“这么谈话多没有意思。我们还是像’ 病友‘ 那么谈话好不好。我这一恢复工作，好像我们之间一下拉大距离了。……我这个人，你的总印像如何？”
这时冯怡才有了笑容：“你嘛……你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这还成问题吗？”
冯怡笑了：“你地位一变，也许就不喜欢听真话了。”
“胡扯！说真话。”
“你这个人嘛……”冯怡一面想一面斟酌词句。
“不用想，讲直感。”
“你这个人嘛……首先，作为一个男人，满成熟，满可爱的。成熟的男人，比那些’ 奶油小生‘ 之类可爱。”
“哈哈哈！”张敬怀大笑“我这个人，哎，还有人说我’ 可爱‘ ！连我的老婆、孩子都没有说过。我不仅可爱，还’ 满可爱‘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假话，假话。”
“你看看，人家给你讲真话，你又说是假话。不给你说了。”她耍起小孩子脾气。
“好好好，真话，你说下去……”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嘛，对我……对别人我不知道，对我还算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哎，哎！我告诉你，我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的第一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平易近人，是真的没有架子，不是装模做样的对下级拍肩膀那种……”
“说得好，说得好！”
“做一个朋友嘛，也还真诚。就这些。你从来还没有说过对我的印像呢。你也讲一讲。”
张敬怀也想了想：“你作为一个女孩子……”
冯怡马上纠正张敬怀：“不许你叫我’ 女孩子‘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好好好。不管你叫什么吧。你性格开朗，渴求知识，善于独立思考……”
“我不要那些’ 鉴定‘ 语言，要讲直感。”
“你也是满满可爱的咧。”
“感谢你说我’ 可爱‘ ，可是在很多地方，让人讨厌……我不说了，你说吧，我有没有不可爱的地方？”
“我已经猜到了：有人讨厌你。可能认为你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有时太露锋芒，对领导不会唯唯诺诺，也就是’ 不听话‘。如果真的有人为此说你讨厌。
这正是你的优点。”
“我没有缺点了？”
“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次日，单主任带着车来接他。疗养院的医生、护士们都出来站在大门口给张敬怀送行，唯独不见了冯怡。她出了什么事呀？张敬怀叫护士去找，过了半天冯怡才从她住的房间出来。眼睛红红的，一面强装笑容，一面笑着说：“我害眼病了。”
张敬怀不觉心中一阵颤抖：“这个女孩子呀！”
第七章 官复原职
张敬怀回到省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原来的省革委会，凡是解放军在“支左”中任职的领导人，现在一律调回了部队。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基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成员。杨同理仍然担任省委书记，其他人为副书记和常委。张敬怀和他们从红卫兵冲散那次省委会议之后，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杨同理可是老多了，满脸皱纹，像蛛网似的，面色油黑，但看来还算健康。其他委员们，十年浩劫中，也都没有见过面。这第一次省委会议，也算是个“见面会”，彼此握过手之后，从感情上讲，都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啊，你还活着呀！”但是谁也没有说话，劫难之后的沉痛，压倒了要说话的愿望。
“现在开会！”杨同理宣布。他向长方形的大会议桌扫了一眼，好久没有说第二句话，好像要哭的样子。他压抑住自己的感情，说：“不是都回来了吗？什么也别说了。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了。……”
杨同理又看了看会议桌周围的同志，发现只缺少一个人，那就是原纪律检查委员会方一宙书记。办公厅那个靠造反起家的“刘司令”，因为他的违纪行为，方一宙处分过他，方一宙在长期的批斗中，没有挺过酷刑这一关，去世了。杨同理说：“原来的常委，就缺方一宙同志了。为了他的不幸，我们默哀三分钟！请大家起立。”
大家站起来，低头默哀。
……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关于谁抓政策的“拔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清查“三种人”的问题，没有定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际上造反就是一切，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整顿了一段，大见成效。可是却来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乱了套。
现在清理“三种人”的任务还很重，一部分造反派还在台上，“两个凡是”，还很流行。平反冤案的阻力也很大。
最后，杨同理说：“我看由张敬怀同志抓这项工作吧。谁受过的磨难最多，感同身受，抓得会最紧。大家同意吧？”
同志们都同意。杨同理问张敬怀：“敬怀同志，怎么样？”
张敬怀说：“我接受任务。”
张敬怀在翠谷山庄的那些日子里，两个造反派抢占的房子被退了出来，小院中间砌的那堵不三不四的墙壁，拆掉了。经过简单的修缮、整理、粉刷、打扫，楼院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被没收的几千册书籍，也搬回来了。这是张敬怀最高兴的一件事。办公厅单主任，又给拉来几件家具，已经像个家了。
“家”是恢复了。可是张敬怀和夫人艾荣、女儿胜美的感情，还是难于“修复”。矛盾还是发生在艾荣工作的安排上。
第一件事，还是艾荣的工作安排和级别待遇问题，夫妇还是没有解开疙瘩。
第二件事，是关于女儿的入学问题。胜美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在县里那个中学，教育水平很低，这次回城，艾荣想让女儿进“育才中学”。一般高干子弟，都进这个学校。艾荣让他打电话给教育局，把孩子送进去。张敬怀就是不肯。
艾荣几乎是吼叫着向他说：“跟你这个首长，好事没有份儿，你被打倒，我们可都占光了！你对老婆孩子亏不亏呀！”
张敬怀坚持说：“在我这个岗位，就得讲党性，就得按原则办！”
艾荣说：“去你的原则党性吧。你为什么脱军装？你为什么坐十年监狱？不都是什么党性原则的结果吗？”
此话捅到了张敬怀的痛处。张敬怀也吼起来：“不许你胡说！”
……
张敬怀暗自伤怀：“家”是有了，可是它还是破碎的呀！
张敬怀只休息两天，就上班了。按照分工，他除了管原来文教那一摊，又兼管了政法这条战线。为清查“三种人”和落实干部政策，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原来专案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现在还有许多案件等待处理。办公厅送来的文件，有一两尺高，来找他请示、报告工作，或者有急件等待他批示的人，络绎不绝。白天时间不够用，人们便在晚上找到他家里。有的人谈完了工作还不走，总是对他问寒问暖的。这些人大多也走了“五七道路”，最近先后从乡下调回来的，他都认识。在同这些人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点奇怪：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斗他斗得最狠的，甚至对他拳打脚踢过的，因为上不了“三种人”这条线，不在清查之列，现在对他却格外亲热。而那些没有带头造他反的“逍遥派”，或者在大批判中比较实事求是的，他恢复工作后，反而对他没有那么多“热情”。仔细一想，这也不奇怪。于是他在自己心中定了一根弦：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位时，对他吹吹捧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他“划清界限”最积极，斗他斗得也最狠。而现在对他却一反常态，表示格外“亲近”的，对这类人他都格外小心，对他们讲的什么话，要保持警惕，且不可完全信任；而在“文化大革命”前，他觉得对他不那么顺从，还常常向他提点不同意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中，却比较实事求是的。现在他官复原职了，和他还保持着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对这些同志，说话办事他就比较放心。
他上班的第二天，单主任就向他请示：你的秘书问题怎么办？
张敬怀正要问卜奎的情况，单主任汇报说：“卜奎同志还在乡下──回了他的原藉三平地区。据说在”文革“中他因为是个死硬的’ 保皇派‘ ，三平地区给了他开除公职的处分，连他姐姐的工作也丢了。”mpanel（1）；
张敬怀说：“这样的同志不该落实政策吗？”
单主任说：“还没有来得及吧，只要张书记有话……”
张敬怀说：“马上把他调回来，我不要别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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