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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疯狂-第4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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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而当崇祯皇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也是由此可见了。
而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以皇太极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
而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所以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
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皇太极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沈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
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和一个故意行动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
第七百九十五章最后的挣扎（中）
首先就说偶然事件：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秘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仆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
而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猛烈抨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密使得崇祯皇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
而崇祯皇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极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泄，只能把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很明显，陈新甲在此事上失之于密，可接下来，他又因为没摸透崇祯皇帝的性格而触动了逆鳞了。
当崇祯皇帝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可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
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皇帝是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糊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是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
而崇祯皇帝也是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皇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皇帝的这个借口连最糊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泄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
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
接着就是故意行动了：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在镇远城站稳脚跟以后，开始了一系列对满清和蒙古部落的军事行动，以至于在辽东把包括明军将领的所有人都给得罪了。
就在这样四面为敌的情况之下。余继完全显露出其“刺猬”本色，甚至升级成为“豪猪”。让辽东所有的人都感到了相当棘手。
余继所率的汝宁军的具体事迹将在后文叙述。但是他的行动，却完全破坏了明清和谈。
一开始，满清对宁远城边上出现的这座城池还有些不以为然。甚至因为镇远城离宁远城和山海关太近，而放弃了攻打这个新建的城池。
没想到还就是这个城池给满清带来了麻烦，再加上汝宁军历来带有的很强攻击性，根本不像是其他明军一样，只会躲在城墙后白白度日。
可是这时候的清军已经处在松锦大战之后的休整了，并不能马上派出大军。再加上镇远城的所处位置确实很不利于清军大军行动，所以皇太极就想要在谈判中获取利益了。
满清一开始向明朝提出要毁去镇远城。很明显，不要说汝宁军了，就是明朝朝廷也不会答应这个要求。接着，满清就退后了一步，提出要让镇远城停止军事行动。
这倒让明朝方面答应了下来，急于和谈成功的谈判代表马绍愉甚至亲自向镇远城下令，让汝宁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要为和谈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环境。
可余继他们会理睬马绍愉的这个命令吗？鸟都不鸟。照样是我素我行，依然在游猎辽东。而这么一来，也使得谈判更艰难了。直到出现意外的陈新甲失密事件。
而明清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却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和不支胆大妄为的地方军队偏师，而最终流产了。这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了和谈接触，对于现在的大明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了解敌情的唯一渠道。
除了和谈，崇祯皇帝和朝廷当然也要解决军事问题。首要考虑的就是军事统帅。
在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死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干才。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皇帝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皇帝的喜欢。为此，孙传庭也付出了代价，在崇祯十二年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天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
直到崇祯十四年末，首辅周延儒几次提出孙传庭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孙传庭委以重任。崇祯皇帝也感到几个堪为任用的军事人才如杨嗣昌、洪承畴、傅宗龙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被困孤城，也确实亟需像孙传庭这样的人，因而将他开释，起用为兵部侍郎。
有些可笑的是，现在的诏狱已经变成了大明朝军事统帅的储备之地了。
第七百九十六章最后的挣扎
在重新启用了孙传庭以后，崇祯皇帝就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他询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于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是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中关得久了，其实孙传庭已经很不了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所以他还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有五千精兵，就足以破贼。
崇祯皇帝是第一次单独召见孙传庭，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命他率领京营部队前去解救正在被围困的开封。但这时候的李自成却已经自解开封之围，转而攻打堰城、襄城，并消灭了汪乔年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一个孙传庭最合适担当陕西总督的重任了。
这时候在中原对付农民军的名义统帅是七省督师丁启睿，但此公庸碌无能，任职以来毫无作为。崇祯皇帝任用孙传庭，实在是把他当成围剿农民军的中坚人物来看待的。
而丁启睿也没有辜负崇祯皇帝的“信任”，五月，丁启睿统帅的十八万大军几乎是全军覆没。而丁启睿在狼狈逃窜时竟把督师的敕书、印、剑也全都丢失一空。崇祯皇帝是愤恨不已，下令把丁启睿逮捕下狱，杨文岳也革职候代。左良玉虽然倡逃在先，由于他兵多势大，朝廷有所顾忌，只把另一总兵杨德政作个“法头例首”，予以处斩。
而在此时。大明朝可以动用的三支部队只有吴世恭的汝宁军、左良玉的楚军和贺人龙的秦军了。
而这三支官军的状况，都是武将拥兵自重。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现为调动不灵，或者即便奉调而来，一遇劲敌就丢下督师的文臣各自逃命。尤其是这仨人都是骄横跋扈之辈，都不为朝廷所用。
贺人龙于崇祯十三年曾从四川“譟归”陕西，不肯为追剿张献忠、罗汝才部农民军卖命，后来两次随陕西总督出关都不战而溃，把朝廷的方面大员傅宗龙、汪乔年先后丢给了农民军。
左良玉在杨嗣昌督师时就不服调遣。丁启睿继任督师后对他更是一筹莫展。
至于吴世恭，那就更不用提了。
于是崇祯皇帝就知道，如果不能控制这仨人，根本就无法把农民军造反镇压下去，他遂决定分别采取措施，力图改变现状。
由于贺人龙问题更严重，崇祯皇帝就密令新任陕西总督孙传庭将他处斩。借以杀一警百。崇祯十五年四月间，孙传庭檄调各总兵会集于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贺人龙，宣布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接着部署善后事宜，以贺人龙部兵丁分隶诸将，提升贺人龙手下的农民军叛徒、也就是曾经与李自成的前妻私奔的“小白脸”——副总兵高杰为总兵。借以稳定军心。
于是孙传庭就把贺部万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标兵。而秦军的各路将领震慑于孙传庭的威严和名望，一时都还驯顺。
于是乎，秦军也就成为了当时大明朝唯一一支有着强大战斗力，而又听从朝廷调遣的主力部队。而崇祯皇帝对孙传庭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多次降谕嘉奖。并且把一举歼灭农民军主力的梦想全都寄托在孙传庭身上。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说透。秦军那强大的战斗力其实是大打折扣的。当年由洪承畴和孙传庭建立的强大秦军，被洪承畴带到辽东损失了一部分；因为孙传庭的入狱散失了一部分；因为郑崇俭的入狱被杀又流失了一部分，因为傅宗龙和汪乔年的战败接着损失了一部分；最后又有丁启睿这个“败家子”，到了现在，还有多少有战斗力的秦军老兵呢？可能活着的都在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农民军那里吧！
而对于吴世恭和左良玉，明廷考虑到他们麾下兵多势重。尤其是左良玉，他麾下相当一部分都是他招抚来的农民军部队，如果处置不当很可能一哄而散，依旧变为“流寇”。因此崇祯皇帝就采取了结之以恩的办法。
怎么办？就启用对这俩人都有恩的侯询为督师。要利用侯询对这俩人的关系加以笼络。又一位“诏狱军校”出身的督师出现了。
侯询上任伊始，朝廷就让其领军以解开封之围。而侯询也上疏朝廷，对用兵方略提出了一个全盘计划。这全盘计划反正是洋洋洒洒一大篇，不详细叙述了。但奏疏的重点，也表明了侯询已经认识到：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处于劣势的大明朝已经不能主动地寻求农民军主力作战，只能扼险据守，等待时机。
因此，侯询反对廷议以援救开封作为当务之急，主张责成陕西、保定、山东、凤阳、淮徐各督、抚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调吴世恭部、左良玉部北上解开封之围，而是前往汝宁坐镇于吴世恭军中相机行事。
侯询还指出：当时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农民军近百万之众集中在这里，过不了多久就会出现粮食危机。到那时他再督率吴世恭部、左良玉部由豫南、湖广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于河南。
不提此作战计划是否能顺利地实现，但起码证明了侯询的头脑很清醒，而且还很有战略眼光。所以说，一个人的私生活和私德与他的能力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侯恂的建议一提出，立即被崇祯皇帝所否决。他不顾实际情况，坚持首先必须力解开封之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侯询也只能无奈地南下了。
此外，崇祯皇帝还在竭力地“治理维新”。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五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
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担壕┯纠淳陀Ω檬蔷拷捎诔衅饺站貌懦鱿掷先醪〔谐涑猓豢耙换鞯南肿矗肫渲匦铝⒂蝗缇驮诰┯胁锰先酰×肪场Ｋ固岢隽巳斡玫昧臁⒍允孔浣锌己搜“蔚染咛灏旆ā３珈趸实厶撕芨咝耍馊梦猱‘照此办理。
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而且因为一件意外的天灾发生，京营的实力甚至不升反降。这也将在后文详细叙述。
而对于让崇祯皇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已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
崇祯皇帝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皇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此外，崇祯皇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比如：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此外，还作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等，均属无关痛痒。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复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皇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
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藉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
大臣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也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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