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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最穷小伙子发财日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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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来，因为穷，我处处憋闷，处处不顺心，处处被侮辱。所有的委屈，被我用这根棍子释放了。
弟弟个子小，被一个人按在地上，我赶过去，一脚踹开那人，把弟弟从地上拉起来。
真是打架亲兄弟啊，我们两兄弟抄起家伙，一阵乱打。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也随即赶来。
我们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那家店里的人有一个被送往医院。
弟弟也去了医院，混乱中他被人一拳打在脸上，起了一个血包。
派出所是个息事宁人的地方，警察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笔录当晚，我们各自回家，后来又到派出所去调解了几次，结果是电脑还给我了，我还清了对方的货款，双方各伤一人。对方的伤重一些，手臂骨裂，加上打烂了对方一些货，我们总共补给他8000块钱。
打了一架，损失8000块钱，我心里很痛，但却多了一点儿做男人的自信。
别看有的人平时声色俱厉，轮到动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乌龟。
年底的收益
2007年1月29日 星期一 多云
弟弟的电脑维修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基本上都是我帮他贴钱。
腊月初，我对弟弟说：“干脆还是合在一起做算了。”
弟弟有些犹豫。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个结。
在我生病刚出院不久，弟弟作出了和我分家的决定，而那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虽然理解他的决定，但他自己似乎有些负疚感。
分家后，我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弟弟最终还是同意了合伙的建议，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崩溃。
他说：“不是我想和你合伙，是你硬拉着我合伙的。”
我懂他的意思，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如果他主动和我合伙，显得他势利。
我笑笑，说：“本来就是我想和你合伙啊。别想这么多，想想我们俩和别人打架的情形。”
兄弟就是兄弟，但兄弟也是人，不能因为我们是兄弟，就不允许对方有一点儿私心杂念。
我仍然分给弟弟一半的股份，让弟弟负责联系上游商家，我负责销售。
联系上游商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做的东西实在是太杂了，只要客户需要，什么都卖，这其实对弟弟是个考验。一旦有客户找我要东西，他得以最快的时间把东西找回来。
没有任何库存，纯粹买空卖空。
好在弟弟和我一起这么久，对其中的一些门道也非常清楚。
有弟弟在后面支撑，我就专心到外面跑业务。
我们跑业务真的是跑，用腿；但又不是真的跑，是走，走路。
一般我都会坐公交车到一个大概的地方，然后下车步行。遇到有可能产生业务的地方，就停下来问一下。
这其实与一个乞丐没啥区别。乞丐是明目张胆地乞讨，而我们只是披了一件做业务的外衣，本质上没什么不同。
2007年2月6日 腊月十九 星期二 晴
转眼已到了年底，我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收益。
有一些应收款没有收回来，还有两个客户直接消失了。扣除所有的应付款后，我手上的现金有一万两千多元。
手里拿着钱，心里五味杂陈。
一年来，风里来雨里去，没有节假日之分，没有上下班之分，时时小心谨慎，处处赔着笑脸，无非就是为了这几张纸而已。
可就是几张纸，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决定了一人的地位和身份。
多少人为了钱铤而走险，多少人倒在了挣钱的路上。
钱钱钱，命相连。
然而，这点儿钱能用来做什么呢？买不了房子，更养不了老。说句不吉利的话，一场小病就有可能把这点儿钱耗费干净。
所以我的心里并不安稳。
但不管怎么说，相比以前，我们还是进步了。
我提议找个餐馆和弟弟一起好好吃顿饭，算是团年。
已经很久没有正经下馆子了。以前，如果我们要在外面吃饭，通常都是吃盒饭，或者在路边餐馆吃面条。
这次，我们点了四菜一汤，还要了一瓶泸州老窖，五十几块钱的 那种。
我们边吃饭，边商量着我们的未来。
我对弟弟说：“现在，我们算是在悬崖边勒住了马。从明年开始，我们要让马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对于我们来讲，哪条路是正确的路呢？
我仔细分析过，我们这个建材经营部，实际上是一个搬运机构。我们赚的，无非是建材市场和使用单位之间的搬运费。
事实上，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很有限的。
我认为，我们必须找准一个行业。先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再想办法站稳脚跟，慢慢发展。最后要在这个行业内有自己的地位。
我给弟弟列举了许多知名的公司，都是在某一行业内专注于某一产品，然后慢慢发展壮大的。搞生产的有，搞经销的也有。
而我们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别人要啥就卖啥，一天到晚累得不行，但最终只能维持个生计。
事实上，我们连生计都无法维持。
维持生计最基本的东西——房子，我们有吗？
弟弟也清楚这一点，但苦于无法准确找到某个适合我们的行业。
不管哪个行业都需要足够的资本，而我们没有。
弟弟又列举了一些进入成本比较低的行业，我又觉得不合适。
一顿饭吃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
2007年2月15日 腊月二十八 星期四 多云
春节，弟弟没有回老家，他不回去的理由是春运期间路上挤，并且车费也贵。
但我知道这不过是借口罢了。
弟弟都快28岁了，还没有女朋友。他不回家的原因，是逃避乡邻们的追问。
在我们老家，28岁已经是很不小的年龄了。
到这个年龄还没结婚，大家都会帮忙着急，轮流来询问，轮流帮忙出主意，好像这成了大家的事情。
而母亲也会不断恳求大家帮忙介绍介绍，她已经很担心自己最小的儿子找不上女朋友了。
弟弟对这一状况已经很了解了，去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就已经遭遇了这样的“围剿”。
他当时就说：“明年春节一定带一个回来。”
弟弟其实也想带一个回去。今年年中的时候，弟弟曾交了一个女朋友，但只交往了两个月就分手了。
具体原因弟弟没跟我说，我只记得弟弟那段时间特委靡，整天无精打采的。
后来弟弟一直尝试着再交一个，但一直没有合适的。
有一次，弟弟在办公室赌气似的说，这辈子他不想再找女朋友了。他说现在的女人一个个现实得很，交往两天就问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子。
在我眼里，弟弟是个值得女人托付的人，诚实，肯干，舍得吃苦。这些都是中国男人的优秀品质，但是，这些品质很多女人看不见，她们只看得见钱。
其实，不结婚又怎么样？等今后有了钱，还怕没女人来找？
只不过，弟弟需要给父母一个交待，给传统观念一个交待。
毕竟，女大当嫁，男大当婚。
在他没法交待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只有逃避。
家里的事儿，还是坦然面对
2007年2月17日 除夕 星期六 晴
今天是大年三十，晚上，我回到了岳母的家。
回家之前，我曾经做过一些挣扎。我犹豫着是不是像去年一样，找个借口逃离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
但最终，我选择了面对。
一是我比去年混得好一些了，心里有了一点点自信；另外，我觉得很多东西，坦然面对比逃避要好。
就像一个脸上长麻子的人，他可以选择用布遮住他的脸，但阻挡不住别人的议论：他之所以遮住脸，是因为他长有麻子。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议论，越来越凶猛，最终大家便怕见此人。
我现在的境况，就像一个脸上长有麻子的人，想努力地遮住自己的脸。
与其让别人背地里谈论，不如坦然承认自己的确混得不好。向他们展现一下我的真实生活，尽量麻木一些，习惯就好了。
晚上吃团圆饭的时候，岳父特地问了一声：“明天有没有其他安排？没有的话就一起到周媛的二爸家去，今年轮到他家了。”
我说：“没啥安排，一起去吧。”
儿子要去放烟花，我突然想起还没来得及去给他买。
周媛说：“去年的烟花没有放，就藏在床下面。”
我怔了一下，想问为什么，却没有问。
我默默地在床下搜出了去年的烟花爆竹，稍微有些潮了，不过看起来并无什么大碍。
我拉着儿子来到楼下，点上烟，心里默默地祈祷：假如这些烟花还能燃放，那么我2007年一定很顺利。
我将烟头伸向引信，一阵青烟冒出，“啪”的一声，烟花冲了出去，在半空炸响。
我心里一阵欢喜，回过头，看见儿子捂着耳朵高兴地跳着。不远处，周媛也捂着耳朵，一脸的笑意。
我心里动了一下，把正在燃放的烟花递给周媛。她迟疑地接过去，牙关紧咬，眼睛眯着看向一边，听见烟花炸响之后，像碰了炭火似的急忙扔下，欢笑着和儿子抱在一起。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周媛这么开心了，我心里有一点儿酸。
因为要看春节晚会，周媛玩了一阵后就回家了。我和儿子在楼下肆意地逗乐，空气中全是硫黄和硝的味道。
儿子在我的调教和鼓励下，终于也敢大着胆子放烟花了。每放一响，他都要激动地欢呼跳跃一下。
烟花和爆竹很快放完了，儿子意犹未尽，嚷着还要放，我许诺明天再去给他买一些，他才肯作罢。
这份肆意的欢乐，原本在去年他就应该享有的，因为我的逃避，拖到了今年。
回到家，电视里正演着白云和黑土的吵闹，岳父母和周媛时时爆发出一阵笑声。我站在旁边静静地看了一阵，有时也跟着笑几声，笑过，心里有些空荡荡。
临睡前，我找到儿子的存钱罐，往里塞了100块钱。我对儿子说：“这是爸爸给你的压岁钱，你长大了记得要混得比爸爸好哦。”
这是我第二次给儿子压岁钱。第一次是2003年春节。
2007年2月18日 星期日 晴
正月初一。
大街上其实并不热闹，很多人都选择了窝在家里。
不知是我心态的原因，还是本来就是这样，我觉得春节越来越不热闹了，缺少一种过节的气氛。
我们坐车来到周媛的二爸家，屋里已聚集了很多人，看见我们进来，大家都热情地招呼起来。
对于我，大家都是这样招呼：“嗨，好几年都没看见你了，稀客呀。”接下来就是问：“怎么样，混得不错吧？”
我用一种谦卑的神态回答：“一般吧，混口饭吃。”
大家落座，二十余人把客厅挤得满满当当。客厅沙发不够坐，周媛二爸就临时找了一些塑料凳，大家凑合着坐下。
进入叙旧环节，话题很多，通常都是由询问某人过得咋样谈起。
大家似乎都过得不错。
我抱着儿子坐在一个角落里，害怕把话题扯到我身上。我希望被忽视。
这种担心很多余，大家都被两个高谈阔论的人吸引。
一个姓高，周媛堂妹的老公。搞土建的，四十多岁，离过婚，据说很有钱。他算半个主人，他的岳父便是周媛的二爸。
一个姓孙，周媛表姐的老公。他开一家五金公司，四十多岁，也离过婚，据说也很有钱。
因为年龄都比我大，我以高哥和孙哥相称。
以前，周媛和我赌气时就常拿这两个人来挤兑我，说她姐姐妹妹都嫁得好，只有她命苦，嫁给我这个没用的男人。
我就笑着说：“她们嫁的是二婚，你嫁的是原装，有什么不满足的？”
周媛问：“以后你有钱了，会不会也离婚，再去找个年轻的？”
我就故意说：“我现在这么穷，哪敢有这想法啊。”
女人就是这样，一方面嫌老公穷，一方面又担心老公富了自己地位不保。
其实，又岂止是女人这样，任何人都是这样，即使不是感情方面，也是在其他方面。
患得患失，人性如此。
高和孙在谈论他们的车。高开的是奥迪，他说他原来准备买宝马，太张扬，奥迪含蓄一些。
孙开的是凯美瑞，他说他没必要买好车装点门面，高是做工程的，应该买好车体现实力。言下之意是他要买的话，是买得起的。
我们都被他们二人的话题吸引。听者当中，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车开。
话题随后转移到身体方面，重心便转向了老人。这是老年人之间的话题，年轻人口是心非地嘘寒问暖一阵，有的借故上厕所，有的试图转移到自己关心的话题。
年轻人除了关心钱，有几个真正关心老人？
吃饭的时候，我不幸和高和孙坐在了一桌。原本，我是希望抱着儿子和老人们一桌的，但被高硬拉了过去。我把儿子也带了过去，我希望他们见我专心照顾儿子而不去打扰我。
可恨的是小家伙只陪我坐了几分钟，就跑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喝酒，一醉解千愁。
酒桌的气氛其实还是蛮融洽的，大家相互敬酒，说一些“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之类的套话。酒到酣处，才又开始热闹起来。
人都是好斗的，酒桌上也如此，都在找各种理由逼对方多喝一些，以表示自己策略上的胜利。
开始时我尽量做到少说少喝，到后来，便逐渐放开了，管他娘的，谁怕谁啊。
高和孙依然是桌上的中心。喝到后来，火力就全部对准高了。
孙向高敬酒，孙说：“高兄，你那工作性质我清楚，要经常陪客人喝酒。你酒量大，我不能和你硬顶，我喝一半你干了。”
高当然不干，扯了半天，两人一齐干了杯。
高见大家都把矛头对准他，自然不干，便说要喝大家一起喝，喝多少都行。
我不想再喝了，就想借故离席，却被孙一把拉住。他说：“我们是老挑（C市土话，连襟的意思），几年不见，今天见了，不喝痛快不准走。”
高也拉住我不放，一脸诚恳地对我说：“我们今天放开了喝。我平常喝酒，大都是陪客人喝，钱没少花，可喝起来不够味，怕客人没喝好，又怕客人喝醉。酒喝在嘴里，眼里得察言观色，怕客人不满意，得随时调节酒桌上的气氛。累，你知道不？”
我点点头，重新入座。
桌上其他不喝酒的人主动撤了出去，我们这桌剩下了四个男人，除高和孙外，还有一个是周媛的远房表弟，姓罗。我们对怎样喝酒一直达不成共识。高酒量好，要求大家一样喝；孙不干，强调随意。
我提议说：“要不划拳，谁输了谁喝。”
我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其实很犹豫，高和孙都是经常混大场面的人，而划拳是街边粗汉的方式，毕竟不登大雅之堂。
令我意外的是，大家居然都很乐意。
高先坐庄，一圈下来，高只赢了孙，喝了两杯。
接下来孙坐庄，也喝了两杯。
猜拳行令，气氛热烈。
其他不喝酒的人都过来围着我们，看我们猜拳喝酒。见谁赢了或输了，便哄的一声，在旁边起哄。
我刚从学校出来那阵，在工厂上班，闲暇时便和工友猜拳喝酒，颇有些猜拳的老底子，所以我和高他们猜起拳来，赢的时候居多。
高输得惨不忍睹，说话舌头已经大了，兴致却高得很。他对周媛的二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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