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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园-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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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灿英与彭石贤的关系实际上是改善了，越到后来越是这样。彭石贤记下了陈灿英那首《如果。。。 》的诗，想一想，这也真是陈灿英：敏锐，泼辣，似乎还带着些深邃的思考。彭石贤感到自愧不如，诗人的自信心也受到了挫折，他不信别人的邪乎，却并非不信别人的能力。而且，此时他还觉得，曾明武对诗社的事太不负责，幸而有个陈灿英。
李超兰不知道陈灿英这几行小诗对彭石贤有如此大的震撼。她继续鼓励彭石贤：“所有刊出的诗，我还是最喜欢你写的，如果将来你当了诗人，我当了歌唱家，那就太好了！”
“我当不了什么诗人，别提这些了吧。。。 ”彭石贤回答。
“这怎么不能说？”李超兰的话并非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学校已经多次号召学生发展专长，公开鼓动学生成名成家，“难道你还想去作那种空头政治家么！”
“怎么不能作政治家？难道政治家都是空头的！”彭石贤反问，“你当歌唱家就可以不问政治么？”
“跟你没说的！”李超兰走了，她以为彭石贤是故意与她“抬杠”斗嘴劲。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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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石贤对当前的政治情势确实发生了一些兴趣，那是因为谁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但是，如果彭石贤此时想要作个政治家，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在随后迎面扑来的政治风浪中，他根本不知道见风使舵，应变的能力远不及其他同学。
眼下，政治大气压骤减，春风浩荡，学校的政治思想灌输松弛下来，问题不只是少了一些对学生的具体管教与纪律约束，更为重要的是，自由化思潮还带给学生们不少对立的、越轨的观点，因而激发了他们的浮躁情绪，这就让人觉得是花样百出。自从打开了青草园围墙边那张茅封草长的小门，许多同学从那里出入就不再担心学校严格的门禁制度了。小门外，有一条绕墙而走的小水沟，离开水沟，走几百米的田间小道就有好几户农家，他们都是一个叫先锋高级农业社的社员，县中学的学生多数家在农村，对合作化的事情很关心，到野外来玩玩走走时，还有兴趣顺便打听些乡下人的新闻，并美其名曰“社会调查”。
更有一桩突然发生的事件震动了他们。一天夜晚，同学们刚刚入睡不久，又被吵吵闹闹的声音惊醒了，在慌慌张张之中，有人说失了火，有人说敌机来散传单，也有人说是农民进城来抢粮，一些同学刚拥出寝室，随即被学校领导赶了回来，说县政府来人让学生保持稳定，一律不得外去，彭石贤与好几个同学从寝室的窗口跳出去，爬到后面的山坡上，望见县城近郊的山路上闪动着一线线灯火，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到呐喊的声音，一直到响过几十发枪声，那些灯火才熄灭散去，这时，天快亮了。第二天，学校领导宣布说，政府平息了一次反革命*事件，抓到了十多名罪犯，并当场击毙了一名首恶分子。晚餐后，有一些好奇的学生还去看了现场，这是一个小山坳，此时已显得十分地平静，除了见到几处尚未完全清除干净的路障外，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但不是所有的同学们都完全认同当局的说法，因为有几个学生的家长就在那些农民之中，所谓的反革命*不过是些可怜的泥脚杆子要饭吃。具体情形是，去年当地干部多收购了农民几千斤粮食，今年的统销粮太少，分配不下去，政府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干部又光是说些吓唬人的话，不能解决问题，这些人就被“神仙会”的几个迷信分子哄弄到县政府来闹事，成百上千的人拿着扁担箩筐，举着灯光火把一窝蜂似地向县城涌来；不用说，结果当然是被*下去了，因为这些人搞的依然是刀枪不入的那一套，有个傻呆子顶着枪杆子叫骂着往前冲，白丢了一条命，幸亏他只是光棍一条，无老无小，无牵无挂。
这件事情引发了同学们许多的议论，既然社员群众确实有困难，就说不上是什么思想反动，那责任就只能加到那些农村干部身上了。平时，他们的父兄对当地的基层干部也有着不少牢骚，这不能不影响到学生们谈话的纯洁性。
“事情全都坏在那些积极分子手上，光知道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请功，光争他们的先进，争他们的模范，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正是呢，我们那里有个干部宣传购余粮干脆就是哄骗人，他对群众说，今年政府统购你一百斤，明年便返销你一百五十斤，准赚，就看你爱国不爱国！结果那个村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他在县里当上了模范，第二年群众饿肚子去找他时，他却理直气壮地抵赖说，你们才是糊涂呢，天下哪有这种好事？我是说去年政府统销给你一百斤，今年你就该统购给政府一百五十斤，这才叫爱国！”
“这算什么，会哄弄就是好的，有些农村干部光知道胡来，与旧社会的保甲长差不了多少！”
参与议论的学生也有陈灿英，她甚至并不讳言她父亲就是有本事哄弄人的干部，因为这些事情在农村司空见惯，没有谁以为不可告人，她父亲与同伴们说起这些事来也总是得意洋洋，陈灿英为之辩解说：“难道可以不完成上级交下来的任务？”
思想更为出格的学生也还有，猴头就称那晚上发生的事情为农民起义。他家住在先锋农业社靠最西头的两间茅草房里。曾明武常来猴头家帮着忙些农活，与他家里人说些家常话。猴头的哥哥也是转业军人，担任了乡上的民兵营长，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位民兵营长对合作化同样不满，牢骚满腹。他被临时抽调去参加了那天晚上围堵农民闹事的行动，他说：“没有一个像共产党这样的组织绝对成不了事！”曾明武完全认同这一点。但他知道，猴头的哥哥说这话的意思，只不过是他见到了农民的松松散散与愚昧落后，觉得他们成事无望，而他自己并没有要成就什么大事的想法。他可以在背地里骂合作化的娘，说些不满政府的怪话，这并不妨碍他照样当他的基层干部，凭民兵营长的职务从合作社拿些误工补贴来养活他的妻子儿女。他的弟弟猴头对农民起义的事却似有兴趣，而且，他还认为，要想成事，当紧的是得建立一支地下武装，他不顾曾明武的劝阻，好几次转弯抹角地与他哥哥谈到了这件事，当哥哥明白弟弟之所以说起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故事来，是为了让他好好看重民兵营长手上的十几条枪时，便抬手在猴头的脑门上戳了两下，狠狠地骂了一顿：“你是想着去找死不成？你当那枪是我们家里的木扁担或者拨火棍，能由得着你去搬弄么！”
彭石贤的兴趣仍然在诗社上，他很赞成猴头论诗的观点，认为“诗人应该站在时代的顶峰，吹响战斗的号角”。其实，这观点并不新鲜，当时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人都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对政治的理解各不相同。猴头写了十几篇题名叫做《成语解》的短诗，如“画饼充饥”、“狼狈为奸”、“狐假虎威”、“重蹈覆辙”、“为虎作伥”等，这多是一些带讥诮与讽喻意味的东西。《为虎作伥》是这样写的：
“老虎吃人，伥鬼先行。
伥鬼何来？虎夺人命，威慑其魂；
伥鬼何为？助恶为恶，以寻替身。
人而为鬼，鬼而卖人，
循环往复，正道无存。
幸耶不幸，我的弟兄？
可怜可恨，我的亲人！”
仇老师看了，认为不错，能别出心裁，他建议删去这首诗中“我的兄弟”与“我的亲人”两句，说“鬼为非类，不足以亲”，他当然不知道猴头与他哥哥关于所谓地下武装的那场争执。
彭石贤此时更是觉得这种诗比他以前为诗社编辑的那些诗来意义要强多了。他还对猴头说，他打算创作一部长诗，而且要以那次农民暴动为背景。猴头一听，马上来劲，建议去那个农民起义的发生地点进行一次社会调查，他还表示非常乐意结伴同去。
彭石贤为写诗常常冥思遐想，上课也走神分心，他的作业已经拉下许多了，有时，他也找李超兰要过数学作业来照抄，李超兰笑他：“可别让陈灿英见到，那你才不好意思呢！”
“有什么办法？那就任人去骂好了，”彭石贤无可奈何地一笑，“我是孤立无援了！”
抄完作业，彭石贤站起来，从侧旁久久地望着李超兰，他终于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叠的纸条来：“给你！”说完，便马上起身离座，邀人玩球去了。
李超兰展开纸条一看，那是一首题为《问你》的诗：
当晨光划破夜空，
或月亮隐进云层，
我问你那闪烁的眼睛：
可愿意去探寻
苍穹的奥秘，大地的峥嵘？
当春风催发芳华，
或冰雪覆盖群峰，
我问你那轻捷的步履：
可愿意去踏平
世间的险阻，前路的艰辛？
当生命激起欢乐，
或忧伤郁结胸中，
我问你那深蔽的心灵：
可否依然许诺
将与我同心，愿伴我同行？
李超兰不意遇上了难题，而彭石贤则像是得到了解脱，轻松了好些，他的诗情已经政治化了，决心不畏任何风险，要去肩负时代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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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中国进入了人们习惯称呼的红五月，就像不能不脱下旧棉袄一样，随着政治气候的升温，人们的情绪也不能不热乎起来。最高权威发动整风运动，妙语连珠，可谓深谋远虑；他号召鸣放，像是虚怀若谷，意切情真。听者则如坐春风，如沫夏雨，还有人耐不住欢呼雀跃，激动不已。或许，他们真是见到了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感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吧。只是，毕竟天高地厚，谁都不测风云，对这场运动怀有顾虑的人依然是绝大多数，经验告诉人们，到运动后期，一旦遇上食言而肥者，他要把响应者的言行当作政治把柄也无可奈何，因为你自己是绝对的弱者。所以，像鱼群绕着诱饵兜圈子一样，他们总感到气氛有些异常，不肯贸然前去碰那钓钩。
中学生简单质朴，对新鲜事物一般都表现得很敏感，也很有勇气，是自由化思潮天然的拥护者。诗社成员对报纸上登出的一些观点新奇的文章时有议论，彭石贤的兴趣更大，一有时间便来阅报栏前阅读这类文章。李超兰却显得例外，从不肯近前一瞥，有如遇着别人玩火一样，既有好奇，又深恐避之不及。在春草园里，当彭石贤怀着欣喜的心情向她说及这些新闻时，她也点头带笑，或者应和几句，表现出一些兴趣，但这对她来说，首先是一种情话。如果一旦意识到谈话出格，有可能带来某种风险时，她就只是睁着眼睛听听而已了。比如，彭石贤曾多次向她说起，要以那次农民暴动为背景创作出一部长篇叙事诗来，好像那是件一鸣惊人的事，对此，李超兰就一直没有出过声，她的心里颇很有些疑虑。现在，她觉得不能不说了：
“我看你最好不要去管报纸上说的那些事，那与你没什么关系，。。。 ”李超兰坐在草地上，用手拨弄着面前长得很高了的青草说，但当她抬起头来时，却遇着彭石贤睁大眼睛，露出很有点怪异的神情，便顽皮地一笑，“我能不是为着你好？”
“那，那你是说关心政治不好？”彭石贤反问。
“再说，”李超兰不肯直接回答彭石贤提出的问题，“你真要写诗，又何必去写那些农民的事？”
“农民的事为什么不能写？”彭石贤固执地坚持。
“政府不是给他们定了反革命罪么？”李超兰婉转地说，“这可不是我不赞成你写。”
“那是干部犯了错，农民要吃饭才闹事的，怎么会是是反革命？”彭石贤振振有词，“现在不就是要我们大鸣大放，大家都来帮助政府整风么！”
“*是残酷的，你还是离远一点为好呢！”李超兰突然说出一个让人震惊的看法。
“怎么就残酷了！什么叫残酷？”彭石贤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我青姑妈经常对我说的，当然只在自己家里。”李超兰作了解释。
“你们也真是。。。 ” 彭石贤说的“你们”除了指李超兰与李青霞，或许还包括了仇老师、曾明武等人，在彭石贤的心里早已经堆积了许许多多的抱怨：“这言论自由，这结社自由是宪法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这鸣放，这整风是领导三番五次号召的，偏是你们要顾虑这顾虑那！” 可是，李超兰这话是把他当作自己人看待才这么说的，这怎么能够怨怪她？
看起来，李超兰似乎要比彭石贤稳重得多，但这绝对不能说明她的政治思想已经成熟。相反，这也是学生们政治思想贫乏而又蒙昧的一种表现。
李超兰从小长得十分乖巧，虽然是寄人篱下，却一向讨得姑妈喜爱。仅是因为出生于地主家庭，她一开始就没有过做小主人、小公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同伴的歧视，姑妈的警戒，让她在政治上产生了一种压抑感与负罪感。她积极参与各项政治活动，努力争取入团，好像不缺政治热情，但那并不是源于她的政治理念，相反，是她感到了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不这样不行。一次两次入不上团，她表现十分平静，这使她明白了现实环境的冷峻。平时，她只为对付考试才去阅读政治课本，很少与人议论政治话题。她十分听大人的话，虽然不是她心里没有主见。李青霞对侄女的期待甚殷，管教也特别地严格。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件动蛮的事：她把十岁的李超兰关在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里整整饿了一天半夜。那是因为李超兰与地委大院的孩子玩耍时，说起了小时候父亲带着她去看龙灯的事。当时，她吵闹着，谁抱也不行，非让父亲扛着跟随龙灯队伍到看完灯不可，回家时，他父亲摔倒在台阶上，跌伤了脚，在椅子上一连躺了好几天，可父亲一句话也没骂她，还笑着说：“兰兰，龙灯看够了吗？”讲起这些来，李超兰对伙伴们脱口而出：“我爸现在去了台湾，他真是好！”
这话传到李青霞耳里，让她暗地里大吃一惊，她把李超兰拉过来，将她推进储藏室，还下了锁：“看你敢多嘴，把我说过的话给全忘了！”
李超兰从没见过姑妈对她这么凶，她一声不敢哭，只听得门外姑父在说：“小孩子懂什么？能不是有好说好么。。。 ”
“住嘴！你也是古董。。。”李超兰听青姑妈说，“没有政治头脑就不应该有嘴巴，她不懂我就叫她懂！政治上的事随便不得，放松了，谁知以后会惹出什么祸端来？不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非饿死她不可！”
什么话没放在心上呢？李超兰终于从这严厉的惩处中记起，刚来青姑妈这里不久，一天晚上，姑妈把她叫到跟前说：“你知道怎么不让你呆在小镇？那是因为李寿凡不是你的伯父，他是地主，是敌人，被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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