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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中华-第3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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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意三国互换照会，达成《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基本上排除了俄 国占领保加利亚，或挟持苏丹，控制土耳其海峡的可能。俄国如果向奥匈挑衅，将遭到英 奥意围攻。在这一背景之下，俄国开始退却。1888年1月俄国在德国的支持下要求土耳其政 府宣布斐迪南当选为非法，遭到英奥意的联合抵制。4月土耳其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挽 回了一部分面子，此后保加利亚问题也就不了了之。
（四）
《再保险条约》和《地中海协定》造成了英奥意与法俄在近东和地中海地的相互牵制之势 ，同时又阻遏了法俄结合，保证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然而俾斯麦的体系却包含着极大复杂性和矛盾性，其促成的对德国有利的均衡局面本质上是脆弱的。20因而他的外 交归根结底仍 只是一种拖延问题的权宜之计。
作为现实政治的大师，俾斯麦将外交艺术发挥到了极至。现实政治促成了德国的统一 和巩固，俾斯麦对现实政治的迷恋，却最终使统一后的德国自食其果。尽管随着德国的统 一，俾斯麦由现状的破坏者转变成了现状的维护者，但形势已今非昔比。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他鼓吹的君主团结原则已失去了维系力。对强权赤裸裸的追求已成为各国维护 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基本手段，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1“卡托科夫的攻击”就 是对俾斯麦富有讽刺意味的回敬。
在俾斯麦的时代，欧洲大国关系日趋僵化紧张。德国的统一，使中欧失去了历史上 的缓冲作用，它不再能为大国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提供警戒和补偿的空间，以至于彻底改变了欧洲强权结构。22均势外交所赖以运作的大国关系的松散性正在消失，标志便是1879 年德奥同盟的缔结。事实上，德国已很难做出其他选择。俾斯麦的同盟，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本能反映，它反过来也巩固强化了这一趋势。大国关系紧张，是俾斯麦同盟成立的缘由，也是它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俾斯麦的外交风格，集中体现了自负与焦虑结合的心态。为了阻止敌对力量的联合，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保持大国关系适度的紧张是必要的。盟国间如果关系紧张，他就鼓励合作，一旦它们和睦相处，他就撤回支持，并制造摩擦。然而，俾斯麦的策略也许会为德国争得盟国，却也往往使德国失去了朋友。23当时的德国，从本质上说是属于现状的国家，对于正在崛起中的德国，不诚信的恶名，可能比好战更危险。欧洲国家对德国政策的信心、信任是保持德国外交地位的前提。而俾斯麦的谋略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随着欧洲局势逐步紧张，一个充满敌意、猜疑和不安全感的国际环境已初现端倪。与大国关系开始僵化紧张同步的是德国政策逐渐丧失平衡和弹性。1886年 10月，俾斯 麦在给儿子的信中就已暗示：俄奥一旦开战，不论谁是进攻方，德国都别无选择，只能站 在奥匈一边投入战斗。
俾斯麦在台上时，尚可凭借自己高招的外交技巧和崇高威望，抵 消其政策的消极后果，在他之后，便后继无人了。
1890年俾斯麦去职，德国新当局放弃《再保险条约》，四年后法俄结盟，俾斯麦的欧 洲秩序也随之崩解。
一些资料 幕末，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动态
更新时间：2008…10…11 14：14：02 本章字数：11534
前言：这是在网上收集的一个资料。其中有这么个人叫福泽谕吉，他起初乃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儒家经典起的。只是在年轻时，随商船去了一趟旧金山，回来后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崇慕中华到愤恨中华，这是一个代表，日本这个民族的思想变化的代表人物。
后来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思想，譬如鲁迅先生说不能读中国书之类的，也是这个意思。倒不是说是中国不好，中国的社会思想不好。而是认为这种思想继续下去，只有亡国灭种的命，所以呢，不管他好还是不好，最好是一把火烧了干净。
——熊某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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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外发展的风气，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记载”。＇1＇ 日本中世纪安土桃山时代的权臣丰臣秀吉是具体营造侵略、征服中国构想的始作俑者。因此，如果从他计起，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幕府时期封建主义的思想框架里，发生了丰臣秀吉的向中国扩张的举动与并河天民等人的“海外雄飞”思想、佐藤信渊等人的“宇内混同”思想；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逐步酝酿、形成了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系列侵华思想，并最终导致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
幕府时期和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具体形态却是复杂多样的。既有转变成公开的国家侵略政策的部分，更多的还是包容于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理论家、文学艺术家及其他社会权威人物的言论作品中流传于世的，还有散布在国民教育、战争动员、道德评判、社会规范之中的，更有广泛地渗透于国民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里的成分。在表现形式上，更为复杂，有“神国”思想、“八紘一宇”观念、民族优越论、国家主义以至军国主义等。代表人物有丰臣秀吉、佐藤信渊、山县有朋、福泽喻吉等。
一
丰臣秀吉（1536…1598）是日本封建时代扩张意识的最高峰，集日本封建统治者扩张侵略思想、行动之大成。1590年，他在给琉球国王的信中说：“抑本朝六十余州之中，抚兆民，施慈惠，而不遗尺过地，悉归掌握也。虽然与异域不讲交，则为遗憾。祗今得贵国遗之奇物，顷又有游观博知之志，故欲弘政化于异域，素愿也。”＇2＇1593年，丰臣秀吉向高山国（指今菲律宾——引者注）西班牙长官发出降书：“夫日轮所照临，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虫，悉莫不受此恩光也。……若是不来朝，可令诸将伐之。生长万物着日也，枯竭万物亦日也。”＇3＇
对于近邻的中国，丰臣秀吉的征服、吞并欲望更为浓重。早在1583年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这种
勃勃野心：“……鲧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大明（指中国，后之唐谓亦同此意——引者注），盖非吾所欲，天所授也”。 ＇4＇1585年9月3日，在致书家臣一柳末安时，丰臣秀吉说：“余之被任命为日本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1586年，再一次表露了“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意愿。1587年5门，在征讨九州军中，丰臣秀吉还念念不忘“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1590年，在接见朝鲜通信使黄允吉时，丰臣秀吉又明确地表示了这种一厢情愿，并命朝鲜于其发动战争时作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复书中写道：“……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越直入大明国，易我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于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者乎”。1591年，丰臣秀吉写信给印度总督，更是口出狂言：“一有欲治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到中华者，如指掌矣！”＇5＇虚妄之心，骄狂之志，裸裸再现。
1592年5月18日，丰臣秀吉带兵侵略朝鲜，于顺利北进途中，给他的继承人关白秀次《二十五条觉书》，得意忘形地具体明述了他征服中国的宿愿。（1）宜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车幸唐都，呈献都城（指北京——引者注）附近十四国（州）与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2）大唐国之关白，授于秀次，并与（大明）都城附近之百余国（州），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3）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子）或八条宫智仁亲王（后阳成天皇之弟）继之。（4）天皇居北京，秀吉居留宁波府，占领天竺。＇6＇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丰臣秀吉的这种狂大妄想仍让人胆战心惊。他曾先后两次远征朝鲜，都以失败结束，美梦终成泡影，但是其侵略大陆和征服中国的思想，却给日本留下了很大的遗毒。
1603年，江户幕府缔造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七年后，他的政治顾问罗山在起草致中国皇帝的信中说：日本“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上表输贡。”这种“德化宇内”意识同样表达了一种躁狂的政治心态。到了德川幕府中期，侵略中国的思想再次活跃起来，出现了以并河天民、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为代表的“海外雄飞论”和以佐藤信渊、桥本佐内等为代表的“宇内混同说”。
并河天民（ 1679…1718年）在1716年向幕府呈献《开疆录》称：“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 ＇7＇这是日本“大日本帝国”的思考和行动样式的最初版。仙台藩士林子平（1738…1793年）著《海国兵谈》、《三国通览》，在详述日本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图后说：“……熟虑之下，后世唐山（中国）、鞑靼之地必起侵掠日本之事，不宜怠慢”。这是以中国为日本潜在敌国而予以防备的思想的首次流露。差不多与林子平同时期的本多利明（1744…1820年）竭力排斥中国文明，鼓吹大日本国主义，痛骂儒者为顽迷古陋。他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提出：“大日本国号应移地至……满洲，山丹、唐太（库页岛）……琉球……”，并应迁都至堪察加，建设一大北方海洋王国。＇8＇
幕府末期出羽人士佐藤信渊（1769…1850年）继领前人之思，作著《经济要略》、《字内混同秘策》、《吞海肇基论》、《防海余论》等多种书籍，在《字内混同秘策》一书里，制定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计划。“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故此书先详述略取中国之方略。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啵鹿诠钜熘剑ツ坏挛吠鼗橘搿⒘ノ计汀薄！。�9＇具体策略是先取“满洲”、再进一步征服全中国。他认为：“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 ＇10＇他的这种先攻取“满洲”的策略，自明治维新后之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次递得以实施。为了切实达到侵占中国的目的，佐藤信渊还主张日本天皇亲征：“取南京应天府，定为假皇宫……明定‘产灵法教’（即神道）、……为除人民疾苦，处处营造神社，以祭皇祖大神”。1825年，与佐藤同时代的水户藩士藤田幽谷也提出了“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的远大企图。＇11＇这些言论构成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原型”。
幕府藩士谋臣立志侵略中国而致强大日本，另一类人物——“尊王攘夷”的倒幕派同样有浓厚的日本“神国”观念和由此而来的扩张主义理念。其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在因为倒幕而身陷囹圄，狱中苦著《幽囚录》时仍然不忘“日本今宜急修武备，……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 ＇12＇另一倒幕志士桥本左内（1834—1859年）则坚信“如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13＇具有相同侵华思想的倒幕派人物还有真木和泉（1813…1864）、平野国臣（1828…1864）等。
幕府藩士谋臣和倒幕运动者，不管其直接动机如何，但是在谋划日本未来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主张侵略中国。“大日本帝国”的概念和模式源于之，以中国为日本潜在的假象敌国观念亦源于之。明治开国元老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井上馨等都深受其影响，有人还是他们的门生。在全面继承其衣钵的基础上，这些明治功臣又进一步提出了以侵吞中国为核心的经营大陆的思想，即所谓“大陆政策”。
以“海外雄飞论”和“宇内混同说”为代表的幕府时代的侵华思想，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封建地主领土扩张意识，是军事封建主义的遗存。首先，它表达了在国家内部封建领土被分割完毕后，一部分新生力量对土地的渴望。“日本的政体和社会结构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地理上的分割，即起伏不平的山区地形加强了日本的氏族传统和地区独立主义。”＇14＇作为各地大名藩国的谋士家臣兼学者，林子平等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为领主扩张土地，巩固、扩大自己主子的势力范围。但是，苦于岛内现有土地已经瓜分完毕的现状，而且要想单独打破各地封建势力的相对均衡与彼此之间的事实尊重又异常艰难，于是，便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了更加广大的外部世界，而距离最近的莫过于朝鲜、中国。而且，这种情形的发展还跟日本土地所有权向富商豪农的移动集中和武士阶层的不断强大有直接的关系。＇15＇
其次，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进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加之幕府统治下长时期的国家大一统，尽管实行着“锁国”政策，仍使日本人开始较多地了解到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及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当这些知识分子宏观地了解了日本的国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状况和特点，并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围国家的广袤阔大进行对比后，悲哀、怨叹自己国土狭小的失落感便油然而生，一种不满意感、改变现状的要求遂不可抑制。走出去，争取更大的空间，没有，就去抢夺的观念对国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尊王攘夷”的倒幕分子，“由于认识了外国的存在，特别是视为敌人的外国的存在，便从潜伏的反封建意识里面，唤起了明确的民族自觉心。”＇16＇他们在艰难的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倍感日本生存空间的有限性对于抵御西方列强进攻时的无所转寰与缺乏腹地依托。吉田松阴的侵华思想事实上就来自于他对内外形势的对比和构建日本未来时的担忧。当然，在倒幕派的思想深处还有更多的想要借助领土扩张来冲击日本社会阶级、阶层的现状，改革日本政治现实体制的意识。
二
1868年，日本开始了通向资本主义的明治维新。在经过大约30年的奋斗之后，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随之日本就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只要看看日本的好战传统，看看它的军事领导人从最古时代起就享有的巨大威望，这一点也就毫不奇怪了。另外，很显然，远东当时是国际竞争和争夺地盘的地区。讲究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每一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17＇
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的侵华思想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形成了以民族优越论为实质、以大陆政策为主线，同时飘浮着“大东合邦”、“脱亚入欧”、“大日本主义”等思想观念的格局。
大陆政策源于1868年明治天皇继位时发布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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