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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谋生手册-第3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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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孚林并不打算一个劲把帅嘉谟打击到死，此时此刻突然词锋一转道：“自从乙巳改制之后，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秋粮又有了一定数量的增长，但弘治十四年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一成不变。你是熟读徽州府志的人，应该知道。洪武二十六年，徽州府夏税麦四万八千七百五十石，丝绢是九千七百十八匹，而到了弘治十四年，夏税小麦是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丝绢是不到八千八百匹。而后两个数字到嘉靖四十一年几乎没变。”
帅嘉谟知道汪孚林是仔细人，对于他如此熟悉这赋税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意外。此时他嘴角蠕动了一下，却没有开口。
“这是大明会典里头的数字，当初歙县就是拿着这数字，紧扣着夏税丝绢是人丁丝折绢，而不是甲辰年间亏欠元额麦，所以次年定下永制，用丝绢来折抵，以此和其他五县打擂台，我今天不想说这个。毕竟，每年徽州府的夏税总额是这个数，但每年六县加在一起征收的却远过于这个数字，因为多出来的钱，还要充作府衙公费，县衙公费，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摊派公费。但是，这些不论怎么说都是正项赋税，而岁办和坐派这些杂项呢？”
汪孚林一边说一边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嘉靖年间，徽州府所有正项赋税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交六万多两。然则，岁办户部军需之供，五千五百三十五两。岁办工部军需之供，五千六百八十二两。岁办礼部军需之供，两千两百七十两。里甲军需银，一万二千一百五十九两。工部额外坐派之供，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两。户部不时坐派之供，四万七千九百五十一两，这里头有协济苏松丁田以及镇江用兵的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一两，说是苏松镇江那边事宁则免征，但还是征了整整四年，隆庆年间方才停止。工部不时坐派之供，一万九千七百九十一两。
至于抚院不时坐派协济邻郡之供，这不是常有的，嘉靖四十年景王之国，两万两。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宫眷回京，一万两。事后则止。抚院不时坐派备边之供，嘉靖三十四年新增一万八千三百六十四两。除去这些注明年限的是特例之外，其余都是年年征课，从不曾停。”
即便汪孚林这样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要记住这一长串数字，当初仍然费了不少功夫，而且那还是因为看了徽州府志岁贡岁办一栏之后，实在太过于惊骇的缘故。这要是他再穿回现代，谁要再敢对他说明代赋税低的，他简直想喷那些人一脸唾沫星子，那是因为朝廷着实厚颜无耻，在大明会典等官方典籍中只记载正项赋税，只把这些拿出来给人看的缘故，庞大的岁办和坐派这种东西只能在地方志里头找到踪影！
当然，嘉靖年间确实是个特例，有东南抗倭，还有嘉靖皇帝在修宫殿，所以摊派尤其严重，但是，算算一算这各项岁贡和岁办，比正项赋税银子高多少？将近十五万两银子的岁贡和坐派，收税最多的年份，这些杂项几乎是正项赋税的三倍！而更加可怕的是，岁贡岁办原本应该并不是固定的，却渐渐相袭为永制，隆庆年间方才有所减少。前些年叶钧耀任职歙县令的时候，岁贡和岁办算是低的，但也比正项赋税高，至少达到了一比二的地步。
“这负担重是重在夏税丝绢，还是这岁贡和坐派？可怜啊，民间乡宦富民，朝堂诸公老大人，谁都不敢动这个，须知洪武年间根本就没有这些，所谓永不加赋，也只是不加正项赋税，杂项从来就没事少过。帅先生，你是精通算数的人，不要和我说你不知道！在大明会典这国家一级的典籍上，赋税不到县，只到府一级分派，而且免役免税的衣冠户太多，而诸县正项赋税杂项摊派总数多过一府总数，余者皆入公费，账目混乱，这才是诸县纷争的最大源泉！”
第六四二章 残局和善后
“我当然知道……然则岁办和坐派是没办法的。”帅嘉谟自己也知道这辩解是何等无力，声音恰是苦涩得很，“就比如说是挑夫，身上既然背着几百斤的负担，哪怕能够减少半斤，也足以让他感恩戴德了。汪公子，朝三暮四的故事，用在寻常百姓身上，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我只想争一争，何尝想到会引来这么严重的反应！我现在根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对着整个人再次憔悴一如当初在京师受伤时的帅嘉谟，汪孚林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苦笑道：“不是我泼冷水，徽州府你目前是呆不下去了。你想回老家就回老家，我贴补你银子。要是老家不想回去，就去杭州我那镖局里头当个账房先生，那些讲义气的汉子会护着你。我能把歙县令薛超给顶回去，那是因为此人这次实在是做得太过卑劣无耻，又庸碌贪婪，不得人心，可若是姚府尊又或者冯观察要拿你，我就拦不住了。走吧，立刻就走。”
这种动辄就立刻要跑路避灾的日子，帅嘉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唯有这次眼看成功在望，却突然闹出这么大的波折，他因此分外失落。然而，汪孚林在他家中被围之前紧急派人赶到转移走了他们一家人，而后又在县衙驳回了薛超要出牌票的命令，可以说已经仁至义尽了，他还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汪公子的。”帅嘉谟低声说出了这几个字，随即在沉默片刻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去杭州。”
那个老家只不过是籍贯上的家乡，对于从小在歙县，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长一段岁月的他来说，老家实在没有太多值得挂念的地方。语言不通，亲戚如同路人，尤其是他这样狼狈不堪地灰溜溜回去，不是送上门的笑柄？
帅嘉谟带着家眷悄然离城的这一天，歙县县衙中也换了主事人。对于县令薛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知府姚辉祖可谓是耿耿于怀，得知人吐血晕倒，立时以薛超病重为由，传令喻县丞署理县衙事务。本是监生出身的这位喻县丞从前被薛超压制得很惨，甚至之前去迎接帅嘉谟回城的时候，都是赵主簿出面，没他的份，可如今却突然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感激涕零就别提了。
尽管要想在歙县从县丞变成真正的县令是不大可能了，但这一份考评如若能够上去，熬满资格后，下一任选个县令却大有希望！
因为汪孚林从松明山老宅搬到县后街之后，喻县丞便由刘会亲自领着来拜过门头，因此眼下得了署理的名义，他就立时备齐礼物再去汪家拜谢，谁知道敲开了门之后，却得到了汪孚林不在家，而是已经去了府衙的答复。思忖眼下府衙那边正在收拾残局的当口，刚刚挂着署理名头的他可不敢去搅扰姚府尊，便满脸堆笑地希望能够留下礼物，可亲自应门的金宝却向他转达了汪孚林的话。
“二尹，家父说，近来若是有送礼的，一概推却不收。如果喻县丞您来，就让学生带个话，您只要多体恤歙县子民，不要像薛县尊那样偏听偏信，急躁冒进，催科的时候几乎要逼死人，均平夏税丝绢的时候却慷慨激昂满嘴都是漂亮话，遇到事情就想到丢出别人来顶罪，这就行了。”
喻县丞没想到汪孚林让养子转达的话竟是如此直接，心里明白薛超这一次怕是会被踩上一万脚。可他乐得如此，即便备好的礼物人家不收，但心情却反而很不错，乐陶陶地就回县衙去了。
而同一时间，汪孚林正坐在徽州知府姚辉祖下手边。屋子里主位两侧，酸枝木的椅子下头是同色材质的脚踏，一色都是姚辉祖在段朝宗离任之后置办的东西。一旁是府衙户房一个司吏两个典吏六个白衣书吏，一沓账册摞起老高。正如之前帅嘉谟告状时所说的，徽州府衙户房总共九个人，却没有一个是歙县人，司吏是婺源人，两个典吏一个婺源一个休宁，其余六个则分属五县。不管这是这一任的巧合还是其他，此时九个人却全都绷紧了神经。
毕竟婺源和休宁闹得这么大，如果府尊要拿他们开刀，就算叫撞天屈也没用！
“歙县人丁每丁征银一钱五厘四毫，田每亩征科银八分一毫，地每亩征科银四分七厘四毫，山每亩征科银三分三厘一毫，塘每亩征科银八分九厘七毫……”
六县赋税的具体计量方式被这些吏员一一诵读出来，仿佛给人一种错觉，那就是每年夏税秋粮都是按照这个数目来征收的，数量极其微薄，但汪孚林却清楚得很，这种简明的规则在任何府县都不大可能，因为这是按照赋税总额以及田亩户口数量来计算的，可整个徽州一府六县，多少官宦富户是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又有多少田地是投献在这些衣冠户的？
而且，岁办岁贡数目未必一定，怎可能只收这么一点？
“别念了！”姚辉祖火冒三丈地制止了这些吏员的照本宣科，等到把他们全都驱赶了出去，他方才脸色凝重地对汪孚林说：“世卿，你我之前全都对外宣称，要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这夏税丝绢纷争，可话是说出去了，此事终究要办。你不想歙人戳着你的脊梁骨说你偏帮外人，我更不希望其余五县再出什么纷争，既然把歙县独派的六千余两丝绢夏税均派到其余五县，会惹来这样的反弹，那到底该怎么办？”
“此次徽州一府六县为了一个夏税丝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歙县这边说是官司打了百余年，其余五县却人心不服，说到底，大明会典上所记载的每年夏税秋粮数额，只到府，而不到县，故而依据不明。而赋役黄册是弘治年间方才修订的，已经有几十年没有重新修订了。所以，作为姚府尊来说，最要紧的是如实上奏这桩公案之外，再加上一道陈情，请于天下各府编造赋役全书，将各县赋役罗列其上，然后一部存在官衙存档，另一部存在学宫供士民查阅，以防再发生赋役纷争。”
汪孚林直接把后世曾经在某博物馆见到的赋役全书被搬了出来，见姚辉祖在一怔之后，立刻会意地击节赞赏，他就知道姚辉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任上出了这么一件事，自然说不上光彩，但由此及彼，由自己一府想到了天下各州府，用打官腔的话来说，这就说明作为徽州知府的姚辉祖遇事有主观能动性，想法有建设性，能够防微杜渐。
紧跟着，他便继续说道：“而民间险些暴乱，这就说明这桩公案很难仅仅靠徽州府的官员解决，可以请调宁国府和太平府属官协助核查，如此可以平息五县躁动。到时候来的多半只是通判，府尊也可以辖制得住。”
见姚辉祖有些犹豫，他便轻声说道：“以示公正。”
反反复复权衡过后，姚辉祖只得点了点头：“好吧，为了以示公正，本府会向上陈情。”
“第三，如何安民。休宁婺源之乱，源于一小撮讼棍邀名，更为了成事不惜骇人听闻，此等人要严惩。我听说，休宁强捐之数，已经达到了上万，也就是说哪怕休宁县真的加派夏税丝绢，这笔钱原本冲抵上休宁一县十年八年的加派丝绢都够了，如今却因为奸徒内讧而不知去向，而百姓却掏出银子反而遭受欺瞒。这些棍徒应立时押送府衙，当众审问，如果是生员，则提请提学大宗师革除功名，如果是民众，该打该充军决不轻饶。至于他们强捐的钱……”
汪孚林顿了一顿，这才对姚辉祖说：“籍没那些棍徒的家产，先发还被强捐的大户，然后是赔补自愿掏银子的小民百姓。这不是因为别的，因为自愿捐款，和被强行派捐不同，一个是被骗，一个相当于被抢。当然，那些棍徒的家产估计是不够填补的，但府衙这个态度，至少可以让民众把怒火的源头一部分转嫁到这些恶棍头上。而我还有另一件事要告诉姚府尊，促使这些休宁奸徒彻底失去人心的募捐箱被盗之事，我知道一点端倪，估计能够追回将近一万的银钱，而姚府尊有了这笔银钱，在此次善后的事情上，能做的事情就多了。”
尽管汪孚林只说是端倪，又巧妙地声称这笔钱有希望追回，但姚辉祖还是从中品出了滋味来。休宁婺源闹得这么大，却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平复下来，汪孚林下的功夫绝不会是像其现在嘴上说的这么轻易，这一点从他见到汪孚林走路都有些不大方便就能够看得出来。如果不是来回奔走，哪里这么巧就休宁那边乱民反过来拿了那几个恶棍，而险些被劫的婺源县令吴琯怎么就被人救了之后送回去弹压大局？
尤其是前面一件事，说得不好听一点，休宁那些棍徒那是聚敛无数却遭了黑吃黑！至于那笔钱，汪孚林其实大可以闷声不响自己搂进就行了，根本不必拿出来，可人家却大大方方拿了出来给他，别说他姚辉祖家境本就富裕，就算他穷疯了，也不会拿这笔钱往自己腰包里揣？
这笔飞来横财确实很适合用来弥补此次大乱，用来给自己刷政绩！
姚辉祖用激赏中糅合着几分谢意的眼神看了汪孚林一眼，这才若有所思地说道：“但这笔钱的名义呢？”
“歙县程许汪吴鲍黄等几家名门，以及休宁那些属于徽州米业行会的粮商慷慨解囊。”
汪孚林毫不客气地给这笔钱找了一个非常风光的名义，见姚辉祖先是愕然，随即就笑了起来，他知道对方算是认可了，这才叹了口气说道：“当年，为了充实歙县预备仓，我和当时还是歙县令的岳父一块捣腾出了一家义店，我拿出一部分钱，岳父则是挪用了一部分县衙公费，后来，预备仓满了，甚至接连两年在征收税赋的时候，减少了县衙公费，其实也就算是变相减少了夏税丝绢这一档子事。这本来只是临时措施，挪用的那一笔公费以及盈余都已经在上一任徐县尊在任的时候收回去了，可惜薛县尊却是上任就惦记这一茬，直接就向义店伸手了。”
汪孚林说到这里，就微微笑道：“姚府尊你是明白人，我也不说暗话，其实这无非就是用商家的生财之道，来填补县衙以及赋税的亏空，但这是临时性的，不能作为永制，更不能留在纸面上，否则成为永制，徽州府的商人们就会永无宁日！所以，虽说这一万多两银子我能够轻轻巧巧钱生钱，利生利，不用放高利贷就能变出大利，但姚府尊你是年富力强的清白好官，下一任下下一任就难说了，故而这次我不敢再用这种办法来填补官府亏空。”
姚辉祖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虽说汪孚林那灾星名头确实如雷贯耳，但他却也知道，这位年纪轻轻的进士也同样生财有道，至少徽商们因为那遍布浙江和南直隶的银庄票号网络，一下子占得先机，而且赚得盆满钵满，再加上当初义店私业公用先例还在，他确实打过汪孚林的主意。可汪孚林既然把缺口给堵住了，他就只能表示自己绝对没想过这样的主意，而是诚恳问计。
“虽说都察院刚刚被首辅大人整饬过，但如若用这笔钱来官营产业，自然会被人怒斥为与民争利。所以，这笔钱财，就是歙县以及休宁的富商眼看五县乱起，歙民无辜遭害，故而慷慨捐资襄助重建。”说这话的时候，汪孚林想起县城被打砸的主要就是帅嘉谟家，可以说歙县反而受害很小，这借口也就只能喊着好听，他不禁心下哂然，“至于重建是不是用不完这笔钱，所以用来填补一部分今年的夏税丝绢，这样今年歙县减征一部分丝绢，那是另外一回事。”
见姚辉祖没有反对，汪孚林就继续说道：“而府尊可以让民间抛出几个朝三暮四的建议，比如不再均派夏税丝绢，而是取歙县均平银中一部分加派给下头五县，这样显然不可能被下头接受的方案，等民间哗然讨论，然后向南京都察院禀报，就说徽人尚气好争，如今天下承平，而歙县所派丝绢甚至高于浙江布政司通省，不合情理，恳请加以宽恤，少征丝绢，如果担心名义，可用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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