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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魔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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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拉上窗帘，却没有一丝风吹干身上的汗水。汗水，是我梦里挥之不去的河流。
他们愿意我一直睡着。
爸习惯早起，我从靠近阳台的窗户看见爸刚拿回新鲜牛奶。这是新的一天，但愿一切会好。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一片纸，是我顺手画下的钢笔速写，爸在速写里拿着放大镜赏玩一件小玉器。这张纸软塌塌的，被水浸过，笔迹模糊，一碰即碎。如果华医生想要证据的话，这就是。总是这样，一张信笺，一小片纸，一摊即将消失的水迹，窗玻璃上的水渍，在所有与水有关的梦里，都能看见这类东西，湿淋淋的，是它曾经来过，却无法保存的证据。
弃婴
苗秀娥第三次坐在心理诊室外的长椅上，从编织袋里拿出一团毛线球，将毛线缠绕在右手的小手指上，起针织一顶帽子。退休后，所有她无法打发的时间，都拿来做这些编织活计。有时快织完了，又将织物重新拆散，团成毛线球，从头织起。她在陪着那拉，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在做这类事。现在，她将毛线和织针带进了医院，她的工作，是等待。苗秀娥坐在心理诊室对面的长凳上，不时抬头看看紧闭的房门。
在最初的几年里，苗秀娥一直相信，是那个女婴自己选择了一个家。选择了父母，姓氏，还有她的成长之地。她的一声啼哭让自己彻底摆脱了弃婴的命运，也改变了苗秀娥和那兆同每况愈下的婚姻。像一种高效黏合剂，她将他们牢牢粘在一起，时至今日。
女婴一点一点长大，睡姿还依稀保持着她第一眼见她时的姿态。侧着身子，两只小手重合着放在脸颊旁边……她第一次见她，她微微闭合双眼，一滴眼泪挂在长长的睫毛上，像颗露珠。她的哭泣声，时断时续。当苗秀娥拨开裹在婴儿头上的浅绿色帆布时，她张开眼，安静地看着她。在婴儿浓黑的眼眸里，苗秀娥看见了自己的脸。苗秀娥笑了，下意识环顾周围。已是黄昏时分，红树林里了无人迹。这是谁家的孩子？看上去不像弃婴，她没有弃婴绵延不绝的委屈与不安。也许婴儿的妈妈就在附近？但她很快就得出答案，这是一个弃婴。她是从时间，地点，以及打包裹的方式上看出来的。
苗秀娥离开红领小学时，已近黄昏。她批改好学生作业，将作业本码成一个小方块，拿肥皂洗干净手指上的墨水，擦把脸，用一把铁头锁，锁好从学生教室隔出来的8平米的办公室，急匆匆赶路。她计划在天黑前赶回中兴劳改农场的父母家。她走过一个村庄，来到一条平整的土路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的交叉处。她选择了弯弯曲曲的小路。这是条近道。她走在不时被杂草覆盖的小径上，心里估算，以现在的天气，即便走半小时一小时，红树林也不会完全暗下来。不错，当她走到红树林时，落日的余辉正穿过一大片核桃树，在头顶摇晃。树林里空无一人，一群麻雀倏然跃上树枝，突然而至的鸟鸣声使苗秀娥心头一惊。苗秀娥走进这片微红的光线。在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她还能清楚记得，那天天黑前，红树林里特殊的红光。
苗秀娥最先看到的，是一层厚厚的帆布，帆布里又是一层崭新软和的小花布褥子，褥子仔细折叠，将女婴紧紧裹住，外面又用一条布带打结。结很难拆散。她将女婴抱回家后，费了半天工夫也没能拆开襁褓上的结，只好用小刀割开。帆布外却没有任何捆绑物，帆布多余的布料都被叠进布折的缝隙里。帆布整齐美观地拢在女婴四周，只是轻轻掀动，就看见了婴儿的小脸。那小脸亮晶晶的，拢着一圈光。不是夕阳，而是女婴身上产生的光环。
苗秀娥寻找光环，一层层拨开覆盖物，发现女婴脖颈上戴着一串五彩石缀成的项链，项链底端坠着块锁子形白石。上面刻着些东西，像文字，又像图画。白石下，有个花形胎记。苗秀娥摸了摸这个灰色的胎记，它从女婴的皮肤里凸显出来。
苗秀娥无法辨识石块上的这些痕迹。雕刻歪歪扭扭，既不是汉字，也不是图画。总之，这东西破旧，没什么特点，黑乎乎的，拿起来便失去光亮，成了一堆破烂。它戴在女婴脖子上，看来是为了遮掩那个胎记。这朵花形胎记并不难看，又没长在脸上。她想马上丢了这些石块，可东西毕竟是婴儿的随身之物。苗秀娥将它放回襁褓，放在婴儿的小花褥与帆布之间。她不能让这堆破烂贴着孩子的皮肤。它太凉，太硬，像块湿泥。
苗秀娥逗弄婴儿，让她的小手抓着自己的手。婴儿饿了，小嘴吮吸着她的手指。她等了一会儿，又喊了几嗓子。她等了又等，不见回音，便抱着女婴继续赶路。她得加快脚步，天很快就要黑了，而余下的路还有很长一段呢。后来，她走上一条披星戴月的田垄，田垄两边是齐腰高的将要收割的小麦。苗秀娥放慢脚步，心里既不安又高兴。最终，孩子是这么回到她身边的。她得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这是她的生日。当然，孩子的生日应该早一些，是一个月前，或者一个半月前，这并不重要，对她来说，她的生日就在今天，1973年5月21日下午5时许。
但是在孩子小衣服的袖口上，用毛笔写着一行小字，1973415。想来该是孩子的真实生日，此外再没有别的字迹了。这些数字排在一起像一个编号。农场劳改犯的衣服上都有一个编号，这难道是在暗示，女婴将被农场方向收养——苗秀娥将孩子的生日定在5月21日。这一天于她而言非比寻常。
有七年时间，苗秀娥和那兆同僵持着，关系在僵持中越发乏味和空洞。他们的婚姻来自苗秀娥的一厢情愿，那兆同不过是无奈地默认。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别无选择。苗秀娥的父亲，这偏僻之地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这片农场至高的领导。在这桩婚姻里，那兆同得到的最直接的实惠，是当上了农场的一个小头目。作为一名积极改造并与过去划清界限的积极分子，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那兆同比别人更早得到平反，也比别人更早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回到北京，有了份像样的工作。在三十八岁那年，他进入一所文物管理部门，从而有机会参与到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工作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将收藏，将恢复净园并使其成为一个私人博物馆的想法，作为余生的追求。
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不久后死于不明病毒的感染。70年代，没有孩子是难以容忍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周围人。婚后两三年如果没有孩子，事情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他们将成为周围人关怀的对象。总会有人费尽周折，向他们推荐治疗不孕症的偏方和名医。他们接受关怀，吃偏方，听中医的建议，锻炼，磨合夫妻感情，但一年又一年，这种用意明显的磨合与努力反倒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越是假装，越是掩饰，彼此越是生疏与虚伪，以至于冷漠成了他们的安全距离，谁都不愿意对方看见自己日益暗淡的希望。
小女孩的到来犹如神助，一家人欢天喜地，接受了上天的恩赐。在农场，人们愿意将守密，作为支持这对夫妻实现多年夙愿的祝福。之后，苗秀娥由于丈夫返城，顺理成章地进入北京。对他们来说，返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从此离开了每个人都互相熟悉的小地方，在另一个地方，建立起另一种生活。在这项工程中，那拉是中心，补办的出生证让她在法律上成为他们的亲生骨肉，更让人放心的是，在单位同事与邻居眼中，他们都是确凿无疑的三口之家。
事情就这样稳妥地得到了解决。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女孩儿日益显示出她修复的能力，她完全改善了苗秀娥和那兆同的关系。事实上，她不像他们的孩子。他们对她从来没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的孩子不会这么好。尤其是，相貌出众。苗秀娥和那兆同都相貌平平。随着年龄的增长，那兆同年轻时过分细瘦的身材得到修正，他高大，一头白发与谨慎的态度，使他的形象一望而令人信服。他原先黑白相间的头发，在这三年里，变成了白霜。苗秀娥却相反，她年轻时的矮胖身材，被时间削细了。她看上去平庸而普通，她日益成为一个和善、安静的老女人，面容里藏着一丝宿命的无奈笑容。她再未生育，那拉和名声在外的老公，早已弥补了这一缺憾。
苗秀娥将故事的开头部分有意忘记了。
她没有将那串破旧的碎石项链拿给那兆同，出于忧虑与自私，她在进北京前丢了它。她有意将它留在农场。她觉得那东西也许提供了一条让人担忧的线索，这条线索会将他们引向那拉并不遥远的过去，引向红树林和某个陌生的男人和女人。虽然她也并非没有丝毫好奇，但她不需要颇有古物鉴定经验的丈夫，解读上面古怪的字或图，一切预示了这个孩子来历的说法与猜测，她都不需要。对这个孩子，她自有解释。她的记忆，比任何物件都来得可靠而安全。无论她是否有意丢弃过去的记忆，从进入那一片红光开始，那拉就只属于她了。于是，她将红树林，破旧的项链，解不开的结，军绿色的帆布包裹统统藏起来，一并忘记。她将自己早夭的儿子从记忆里抹去，将怀孕、妊娠、生产这一过程与小女孩系在一起，她确认，那拉来自她的子宫，在她的子宫里长大，一直长到她从红树林里将她领回。
在苗秀娥的记忆里，只留下了一片微红的黄昏的光芒。那拉出生在那一片红光里。
蛾子
自然光很难透进走廊。两边皮肤科的诊室和治疗室关闭门窗后，白天廊道里很暗。只有楼梯口是亮的，一盏孤零零的挂灯，象征性地支付着极为有限的光线。华文总是尽快走完这段路，第一只蛾子是在这里发现的。
他准备去急救中心值夜班，早到办公室，是想整理一下那拉的治疗记录，再理顺理顺思路。他上了三楼，走进昏暗的走廊。他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挨着一个存放医疗器械的储藏室。华文的这间办公室兼治疗室，平日里，差不多是一座无人光顾的孤岛。华文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却没有转动。华文回头看看楼梯口，孤灯的光环，此时多像一个洞口。水泥地板反射出半截短而冷清的光。卫生间传来滴答滴答的水声。此外，还有嗡嗡声。华文转动钥匙，又停下来。嗡嗡声时断时续，一踏上楼梯，他就听到了。这是电流或发动机的声音，华文想。但这是另一种声音，在身后几米远的地方，华文始终无法摆脱。华文仔细搜索，最终看到的是一只蛾子，在一侧的墙壁上飞扑着。是蛾子扑扇翅膀的声音。华文打开房门，从办公室找来一张报纸，想用报纸捂住蛾子，抓住它。好几次，蛾子都飞开了。华文不想再理会，但嗡嗡声不绝于耳，让他烦躁。这一小时就花在蛾子上了，而蛾子总能躲闪，弄得他整夜心神不宁。
蛾子的翅膀一直在眼前晃动。他没有捕到蛾子，下班时却发现它倒毙在脚下。他捡起它，用一枚图钉钉在挂衣服的木隔板上。
这是第一只蛾子。
以后，每天，他都会发现一只，从不间断。有时，蛾子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有时推门开灯后，地板上会有，有时它就粘在门把手上，两只翅膀夹在身体两侧。有时蛾子是活着的，有时，他看到的，是蛾子的尸体。他小心测量蛾子。所有的蛾子，打开翅膀后，竟有十二厘米长，六厘米高。华文保留这些蛾子，将它们一只只用图钉钉在隔板上。
他渐渐发现这些蛾子出现的规律。如果他早上来，会见到一只僵死的蛾子。而下午，黄昏时分，值夜班前，他会见到一只扑扇翅膀的垂死的蛾子。它们还会出现在卫生间的镜子上，在他抬头即见的墙上。蛾子扇动翅膀，嗡嗡声无法不引起他的注意，让他分心。他下决心抓住它，使这垂死的声音不再延续。他从未成功。几小时后，蛾子变成尸体，掉在地上，有时挂在一根蛛丝上。几乎是无意识地，华文捡起蛾子，用图钉穿过它的背部，钉在板子上。他尽量将它们弄平整。它们都是同一种白蛾子，翅膀上粘着银粉样的鳞片，不小心就会碰碎。为了蛾子的完整，他小心翼翼，屏住呼吸。这是华文近来的乐趣，但他总不愿听那些嗡嗡声，也不愿多看蛾子的须和肥胖的下腹。没有什么原因，这是原始的恐惧，诸如，多数人怕蛇，是同一个道理。
他数了数蛾子，一共二十只。从那拉开始做治疗也正好过去了二十天。
治疗非常缓慢，需要不断调整方案。似乎每一种方案都不适合那拉。每种方案都在证明，她没有问题，是正常人。可鬼影还在。华文开始想，出现鬼影，带给她的好处是什么？是这种有害的利益，使她在心里抗拒他。由于她的抗拒，他很难催眠她。催眠在她身上失效了。他不得不考虑别的办法。
每周三次，治疗已经进行了九次，他对于鬼影的认识却依然停在起点。患者拒绝说出秘密。这种持续的抗拒，却也使鬼影变成了吸引华文的奥秘。二十天来，这间心理诊室倒更像一个刑讯逼供室。华文冥思苦想要得到罪犯的供词，而罪犯总能狡猾逃脱。有时患者表现得倒更像医生，而医生变成了患者。他们常常在谈话中转换角色。当然，每次，主审官都能从置换的角色退出。他至少要跟上和超过她的狡猾。除去幻影，如果说他在这9次治疗中还有进展的话，那就是，他让她吃下了大量的维生素，为她制订了新的食谱。他叮嘱苗秀娥严格执行，体虚的人很容易产生幻觉。他用大量的时间，将致幻的恐怖意向不断修改，完善，既然那拉拒绝画出它，他试图使这个形象在自己手中复原。幻觉之所以强大，难以放弃，是因为她已从恐惧中获利，幻象将继续支持她逃避，并隐藏她逃避的理由。
华文要求那拉坚持锻炼。为了配合华文，那兆同购置了一台跑步机，每天监督那拉跑两个小时。在这些措施严格执行后，5月的最后一周，那拉不再强调鬼影的真实。对华文说的道理也都点头默认。她承认看到的是一个幻觉。她脸上有了血色，更加光彩照人。情况正在好转，那拉的父母颇为欣慰。然而，华文并不乐观。他没能解释她的幻觉，因而他一直知道自己徘徊在外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那拉的内心。她的心有一个坚硬的外壳。他甚至都没能走近她，一切都是表面文章。
华文想将她逼到死角，直逼到他和她都看清幻觉的原形和出处。
在两居室里，他花了一周时间制作一个道具，希望做出一个相似于鬼影的形象。他按照那拉的描述，买了件旗袍，花很长时间将它染成她所说的样子。他从附近的服装店，找到一件破损的塑胶模特。他在模特身上又刻又画，用毛线做成假发戴在它头上，在损坏的地方抹上红药水和紫药水。尽管这个模型很粗糙，在暗淡的光线下却也能吓人一跳。现在，它就是那拉恐惧的化身，如果她能每天看着它，知道它无非是他做的道具，那么她将从恐惧中解脱。如果，很不幸，鬼影是她的分裂人格，那么她需要学习如何与这个分裂人格相处，在无法取消对方的情形下，与它相安无事地共处，将它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给它空间，不对抗，却也不受其惊扰，做到这一点就很理想了。
当然，在此之前，她必须“认出”它。医生必须责无旁贷，为患者找到病因。如果她对此愤怒，她可以将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道具上。摧毁道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幻想之物。她必须摧毁它，否则无法治愈。这是有风险的，道具在诱发她发狂时无法为狂躁设置极限额度，有可能会导致窒息。
在所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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