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全集 精校版-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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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弟一句‘岳子鹏就是彭子越’惊醒梦中人，大伙儿恐怕始终不悟：原来岳子鹏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可我还是不明白，”我一时还没能意会透彻，只能凭直觉问道，“你们既然早就认识彭师父，这二十七八年来，难道从没见过面，两下里把话敞开来说了，岂不利落？”
“你忘了么？”李绶武持起放大镜往我脑袋上轻轻点了两下，道，“在我等而言，岳子鹏早就死了；在老彭而言，则是‘与天地合德、知鬼神之情状’——他曾经是厕身于天地会方面的一枚棋子，当年出了这等大事，他要是同咱们有所接触，岂能苟全性命至今？”
正说着，汪勋如已将纸片完全展开，逆光透看，众人同时“咦呀”惊叫起来——纸片背面多了些什么——是用狼毫笔蘸朱漆画了一只小茶盅，又在茶盅上打了个大大的“×”。
“茶阵图？”万得福凑近来、垂低脸，激动地说道，“又是从天地会‘海底’传入的门道。这一杯茶没有别解，斟过便饮，主人若斟得十分满，客人便须留意——因为洒落一滴都嫌不敬，而斟满就是主人有心作难，客人接在手上、啜去两分、剩八分，道两句：‘独脚难行仍须返／八荒自有光棍家’，之后抬屁股走人，可保平安。可图中这茶杯却是空的，这个么——”
“想来纸片是由红莲持交老彭过目的，红莲不是光棍，空茶碗或即是‘空子’之意。”孙孝胥道，“不过这朱漆错不了，正是老彭常持之髹刷鸟笼的物事。”
“用一个茶盅布阵，既有‘独脚难行’的答辞，可见茶盅非徒指的是红莲，或恐也寓有彭子越自况之意。”魏谊正道，“只茶盅上打个‘×’着实难解，我——想不出来了。”
万得福迭忙道：“之所以布茶阵，原本有个来历。饮茶总诗是这么说的：‘清朝天下转明朝／莲盟结拜把兵招／心中要将金人灭／茶出奸臣总不饶’，倘使岳子鹏就是彭子越，他一定也明白咱们这些年来所查者的确是小爷如何干下杀害老爷子的事体，此‘茶’即是彼‘查’，空茶盅岂非空查一场的意思？”
“要知道，”汪勋如似乎不以万得福之言为然，随即接道，“彭子越之所以跟咱们打哑谜，并非存心为难，乃是防人耳目。他既曾溷迹洪门，便不至于借用洪英光棍可解的惯例作隐射——”
“照你这么说，这张图根本与茶阵无关喽？”赵太初的悬胆鼻“哼”了一声，道，“那他何不画个大碗，偏偏画只小茶盅呢？”在说到“小茶盅”三字时，赵太初刻意变了个江北腔，顺手朝汪勋如一指，听来倒仿佛是骂对方“小杂种”了。
钱静农这时忽地击掌笑道：“‘茶’还是‘查’，‘空茶盅’也还是‘空查一场’——只不过彭子越费了些心思。各位且看他刷刷两笔抹下，笔触分明，绝非胡乱涂抹个大“×”，倒像一撇一捺的两划——这其实是个字呢！”
“是个‘五’字。”李绶武收起放大镜，满意地点了点头，“五在盅上，合为‘五衷’——”
“古篆‘五’字作‘×’，象阴阳交午之义；午字亦作此形。彭子越未必通晓金甲籀篆之学，但是近世商家作账记数，以‘×’代‘五’，算是返古用俗，并不罕见。”钱静农一面临空撮指划了几个“×”，一面兴高采烈地谠论下去，“所以人家画的既不是一盅茶，也不是一个空茶盅，而是五个空茶盅。”
“钱爷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万得福说时已缩掌入腋下百宝囊中掏摸了半晌，道，“当年我在植物园荷塘小亭顶上撬回了五颗弹头，是老爷子神功逼射所致，那弹着之点，乍看也是五杯茶的茶阵，左三右二如此——”说时他且将五颗弹头往圆桌中央放去。但见他放得虽轻，可一松手之际弹头赫然嵌入桌面，布成一个‘氵亠’字：“只怨得福愚昧，我想破头皮，只能猜出老爷子用的是‘禀进辞’的典故，而非茶阵。但不知这张图上的小茶盅若用茶阵，又有什么讲头？”
“自然是有的。”李绶武道，“设若岳子鹏、彭子越就是一而二、二而一之人，适才勋如说的那大胖子应该便是他了。畴昔之夜吾等去后，此人必有所见、必有所闻，才堪当得万老所谓‘知情者也’。可是人家又凭什么信得过咱们，而愿意将所知之情据实相告呢？咱们不都是空子吗？是以我方才说这字谜上必然有些交代，岳子鹏画这茶盅的意思，诸位老兄弟都说对了一部分，却真如瞎子摸象，各见一隅。兜拢了说，我倒认为要从‘五衷’这个用词上说起。”
“绶武说的可是‘衷肠’之‘衷’？”汪勋如问道，“‘五衷’所指，不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么？”
“正是。”李绶武继续说下去，“洪门‘海底’为庵清光棍收纳之后，历任总舵主常耿耿于怀的便是一个‘五’字。那是因为天地会尊奉的是蔡、方、马、胡、李五祖，而老漕帮供养的则是翁、钱、潘三祖。余事或许无须计较，奉祖之礼却不可不有所区别。待传到了光绪年间的俞航澄老爷子任上，远黛楼一劫之后，俞老爷子引咎称退，特别订下了个‘五衷如一’的规矩——这些，孝胥书中都表过了的。”
“不错。”孙孝胥道，“那是俞老爷子体念六十四位庵清元老齐心戮力逃过崩楼一劫，才颁下的一道旨谕，日后凡是逢着必须布茶五杯的场面，便多置一海碗，无论该喝的是哪一杯，都得先注入海碗之中，方可再饮，取的是‘相濡以沫’之意；‘濡’字音读为‘如’，正合‘五衷如一’——这么一来，桌上盛茶之具、其数为六，也就不再是敌垒仇家所供奉的五祖之五了。”
“从‘五衷如一’到‘五盅如一’——”李绶武道，“焉知岳子鹏画此，不是在向咱们讨五个一式一样的信物？若没有这如一的五个信物，咱们当然只是空茶（查）一场了。”说到这里，众人目光已不约而同地往桌面上那五颗弹头望去。
唯独万得福失声嗫嚅道：“难道老爷子临终之际另有托付，要家下光棍持这五颗弹头去向那岳子鹏讨消息？”
“得福！你是个用心的，悟到这一步，老爷子在天之灵应该十分欣慰了。不过——”李绶武瞄了我一眼，又向其余五老道，“诸位老兄弟可曾想过，万老临终留书，何以用右手写下‘泯恩仇传香火会六龙知天命’，却又用左手写下隐着个‘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呢？右手是惯常持笔之手，仅书十二字；左手原不习于行文，却写了四十四个字的《菩萨蛮》，岂不谬悖常情？”
这一问，显然把孙孝胥、汪勋如、赵太初、魏谊正都问住了。我老大哥则低头傻瞪着自己的左手、又瞪瞪右手。倒是钱静农又露出之前那种老屁股兔子哥的神色，冲我不住地点起头来，口中的答话竟似与李绶武所问者无关：“大春也颇能识书，我却问你，《礼记·玉藻》同《汉书·艺文志》相提并论起来，孰为可信哪？”
以我的一偏之见而言，《礼记》在群经之中是后起之书，西汉诸儒多讲《仪礼》，东汉诸儒讲《周礼》。《礼记》之所以受重视，多半是因为《仪礼》、《周礼》不再能通行实践，才需要靠《礼记》来作一疏证会通。此书最早且称完整而流传的是郑玄的注本，郑玄出生于西元一二七年，上距《汉书》作者班固之死已经三十五年，若以孰为近古言之，班固的《汉书》自然著述得较早。然而钱静农这么没头没脑地把一经、一史二书中略不相涉的两个篇章拿出来讨问，似乎不只是在问我：“哪一部书中之言较早出而可信？”或者“哪一部书中之言较后出而转精？”他像是要我但凭直觉应对作答。我眨了眨眼，道：“你既然瞎问、我就瞎答——我还是信班固的。”
“敢问其故？”钱静农紫脸上的五官一开，笑得更得意了。
“班固是世袭兰台令史，搞的就是纪实立言，比起搞经术思想的那些个儒生动不动就祭出一个尊经法圣的幌子来借注立说，真个是‘述而不作’，老实得多。”
“此子恐是王若虚的信徒，”李绶武摘下眼镜，似是忍不住微笑着插嘴道，“所谓‘若谓圣人之经，不当变易以就己意，则宁阙之而勿讲，要不可随文而强说也。’儒生解经，常对法说相，越解得歧骈枝蔓、越觉立异鸣高，反而因相失法。好一个‘述而不作’！那么我且多问一句：你可知静农为什么拿《玉藻》、《艺文志》来瞎问于你么？”
我当然只能摇摇头，道：“宁阙之而勿讲，不可随文强说！”
钱静农当下一拍桌面，喝了声：“好！”但见那五颗弹头给震得向上冲飞，在半空之处叫他一把攫住，接道：“《玉藻》说的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而《艺文志》说的则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如今你既然省得了万老临终所托，竟是觅一记言之人，何不便将了这五个信物，去寻那‘岳子鹏知情者也’？”
“方才你还在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你呢？”李绶武虎瞪起一大一小两只眼珠子，一脸麻瘢凑到我鼻尖上，仍旧狺狺笑着，道，“令尊当年要是肯不计出处安危、抗首任事，咱俩一里一外，恐怕早就把‘哼哈二才’暗中勾串洪魔的事证搜罗齐详、公诸于世，哪里容得这二厮日后在万老身边嚼舌嚼黄胡开口、唠噪出个‘周鸿庆’的案子来？即便是万老升天之后，我还等了令尊一年又五个月，结果呢？令尊毕竟辜负了我！”
钱静农搅握的那五颗子弹在此刻喀喀啦啦落入我那双不知何时竟已摊开的掌心之中。我听见万得福对我老大哥说：“他原本就该是个光棍，却到今儿才算是回了家！”
我把五颗弹头交到彭师父手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两句话：“看光景是长了点儿见识——屋里说去罢！”
离开彭师父的家之前，他交给我一个用金怀表链条束着的布包儿，布包儿是浅蓝色薄绸袍子前襟的一角，上头还洒了几滴早已干涸、呈暗褐色的血污痕渍，链条和袍襟之间则塞着一枚钞票大小的纸方。彭师父告诉我：“听万老爷子说，里头是一卷音带——你，可以回去了。”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我问了他许许多多的问题。无论他怎么说，都让我觉得，“越活越回去大侠”自己那残破、飘零的大半辈子竟然像连缀着百衲衣的针黹，扃着、穿引着、补充着他身边所有的人们的生命。他从来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隅的中心，他的存在总只能衬托出其他人巨大的幸福和痛苦。如果有谁要以他个人的经历摄制成一部剧情片，则彭师父也只合是个龙套——且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谁能平庸到那个程度来饰演他的角色。他唯一值得丁点笔墨的地方是曾经偷偷摸摸练成了《无量寿功》之中所载的五层功法，然而即便如此，在施展此功之际，他的肌肤肿胀、筋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满，浑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来面目。换言之，认识彭师父的人不会知道、也难以想像他能有什么本事。见识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则不会相信他就是彭师父。他的皮相和实体——请允许我略事夸张地把这个人物说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实体是彼此决裂、悖离且格不相容的。
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仅有两次——纯属意外的两次——让人看见了他变容易貌的整个过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孙小六逃出地遁阵，躲进武馆洗澡，听彭师母说故事的那个晚上。彭师父认为那一回泄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内喊了他两声“岳——子——鹏”给吓岔了气。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号，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员扣押了他的三轮车，还裁处了他三百罚锾，甚至告诉他三百罚锾就是九百块钱新台币。彭师父当时隐忍未发，睡到半夜里起来撒尿，再回房卧倒之际，彭师母一声惊呼，晕了过去。彭师父抬眼一看，床边梳妆台上的镜子里自己赫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那天起，原本染过肺结核、长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给熏坏了一部分脑子、又中了三次风的彭师母再也无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骤然扑袭而至的惊吓。她四十岁，在意识的深处坚决地展开了一程永不回头的遁逃之旅，漠不关心的世人以为她罹患了另一种痼疾，从而无法得知：这才是她为自己所做的最彻底的一次治疗。
我曾经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去查考、核对彭师父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如何进入乃至牵动着他所处身的这个“时代的巨大漩涡”。其间——在众多早已隐身于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协助之下——我逐渐成为一个比“年轻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师级作家”更了不得一点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个初中学生、写了一本生活周记，也都在短短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卖出去二十六万册；接着，有人请我上电视主持节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为《悲情城市》的电影（这部电影还得过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也有人重金礼聘我替吉普车、乌龙茶、眼镜、烈酒、信用卡和一种腌渍得酸不溜丢的牛蒡丝等产品当代言人；背着人，我自己其实再清楚不过，这些浮光耀影、繁华缛丽的俗世声名、成就和利益绝非来自我个人的智慧、学养或努力，它们全是老漕帮倾力发动，运用各种势力、关系、人际网络、社会资源去换来的。而且我更知道，这一切都是“预付的版税”——祖宗家门儿上自帮朋大老和一百单八将，下至潜伏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角落里不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们都在引领翘首，等待着、企盼着，甚至有形无形地催促胁迫着我写出这一部《城邦暴力团》，重新还原一个本该归属于他们的历史真相。
扮演所谓“媒体宠儿”、“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时日里，我几乎忘了曾经作过四次失败的尝试，分别写成了四个终至废弃不用的小说开场。然而对真正的书写工作来说，这段岁月就像任何一个胆敢假借创作之名、占世界一点小便宜的艺术家所曾经示范过的那样，并非全然浪掷。比方说，一位电视台的高级主管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种古老盘式录音带的机器，我才能够凭借着现场的交谈和声响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园荷塘小亭中发生的事件细节——我终于知道那些警车顶上的鸣笛灯号的确是在赵太初引吭长啸之际轰然震碎的。
再比方说，一个替广告公司看管片库的老荣民为我旁证了彭师父当年的挫折和愤懑。原来自一九六年起，台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顿市容、逐渐淘汰三轮车，一方面以每辆三到六千元的价格公开收购，另方面则辅导车夫转业开计程车，要不就从事其他劳动工作。有些车夫只肯接受辅导，或领取救济金，至于车辆，却宁可自行高价转卖给那些并不认为政府真会淘汰三轮车的新进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车夫集体勾串哄抬之下，一辆六七成新的三轮车可以叫价到新台币八千多。彭师父和片库那老荣民几乎是在同时上的当。片库那老荣民接着问我：“你那个什么师父后来做啥？”我说他卖了些金子买一把大关刀插在门口开武术馆。他说：“那他厉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感觉有人会羡慕彭师父。
我认真想要以彭师父为主轴叙述《城邦暴力团》的念头之所以忽然出现，是在一个玄关上方悬挂着一辆三轮车、名唤“酷力”的迪斯科舞厅。那时距离我离开“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已经三年多，正确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号。我早已忘记背后一直有人在追杀着我。
当时有一家刚开始营运的有线电视频道准备请我主持一个可以环游世界的旅游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