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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全集 精校版-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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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孤证”之书如果会带来杀身之祸，则高阳是否以为时隔二十余年形移势变、事过境迁而胆敢以身涉险？按诸数年后高阳在荣总突然病况加剧、骤尔亡故的结局看来，宁非与《肉笔浮世绘》所可能揭发者有着草灰蛇线的关系？
这样一步一蹭蹬地推疑下去，我越来越知道高阳以半部充满了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残稿交付于我的用意。他的欲语还休，为的只是召唤我、诱导我、启发我在一本又一本我大多未肯认真读完的书籍里拼凑出早已存在着的答案。许多曾经有意无意获得那答案之中极小一部分、一片段的人曾经书写，然后亡命无踪甚至死去。而那些残留下来的文字则理所当然地被不关心或不耐烦阅读的世人弃置在任何一个距离日常生活稍远的角落之中，不复闻问、不复顾惜——哪怕其中隐藏了对每一个只能汲汲于日常生活者而言其实十分迫切的秘密，这些秘密原本将会告诉我们，究竟是什么力量已经或正在塑造、掌控、形成和改变我们信以为真的历史甚至现实。我们无知——因为那个“理想的读者”希望我们如此。
让我们回到“理想的读者”这个语词。先前我在提到这个语词之际曾感到一阵毛骨悚然。我是这样说的：“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我当然可以就亟欲淹灭和“周鸿庆事件”相关历史的诸般行动来指称，这“理想的读者”就是洪达展。一个拥赀亿万、高踞庙堂、隐身幕后，处心积虑要并吞老漕帮的野心家，一个企图结合情治单位重建特务统治、拉拢百数十年来地下社会大小新旧各械斗团体的罪魁祸首。他是童话故事里的恶狼、宫廷传奇里的毒龙、历史寓言里的杌、江湖轶闻里的魔头。然而，这并不是高阳所期许于我的事——他恐怕并不以为用作品勾逗、触犯甚至挑衅一个无敌的恶棍会是书写者最终的目的。我反而认真地相信：高阳的残稿是在考验我拼凑答案的创作过程。
在火车即将抵达台中之前片刻，我并不知道马上就要下车，我甚至以为可以永远不必下车，而永远沉浸在构思这部《城邦暴力团》如何展开的摸索之中。我也不会知道，当我立志以一部小说去“把‘他们’搅浑、搅乱的世界搅得再浑、再乱一点”的时候，并不真的了解《城邦暴力团》繁复的历史背景和诡谲的斗争阴谋其实牵涉到多少我无能处理的材料、无法解释的问题甚至无从叙述的情感。正因为如此无知，试图去把它写出来的渴望才会那样迫切、那样迷人，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书写渴望的迫切、迷人，我才宁可持续处于懵懂茫昧的状态，让一个又一个对历史和现实的疑问与迷惑犹如夜行列车外不时闪烁的灯火，逐字逐行点亮，吸引我蹒跚走过原本已经归于阒黯、归于寂灭、归于遗忘的时空。
那个“理想的读者”或许也会找上我，然而无论如何他必须等待——这是另一个我在火车上尚未及知晓的谜——他会等多久呢？而我只能说，他至少得再等整整八年。
47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是一个总的题目，它包括了六个未完成的片段，每一个片段又都是过去八年以来我亟思取代最初那一幕“孙小六从五楼窗口一跃而出，一双脚掌落在红砖道上……”的一次尝试。可惜的是，它们都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我不能完全归咎于黑道、暴力团、地下社会的成员或恐怖分子，毋宁可以说，它们其实更应该是《城邦暴力团》的结局。
我应该如此开始述说：
老大哥带我去台中的那一次，我十分庆幸书袋里装着的不只是七本绝版书、一叠残稿，还有一个我们村上徐老三送给我的黑皮小册子。那是一册用来检索台湾各地黑道堂口的对照表。标号“七二”者并不在第七百零二页上，而是表示第七个区域里的第二个堂口。第七个区域是台中市，第二个堂口则是位于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人文复健医院暨护理中心”。当时我们一行五人一字排开，坐在一家麦当劳速食店门口的两张欧式长木椅上，连同占着个座位的麦当劳叔叔石膏像，一共是六只傻鸟。老大哥一面死命搔抠着白发、搓出一阵径足半尺有余的雪花头皮层，一面自责地叹道：“怎么忘了呢？怎么跟老鼠似的呢？怎么撂爪儿就没影儿了呢？”旁边几个老大哥的助理仿佛全然不关心老大哥和我的问题，他们口啜可乐、冰茶、柳橙汁，你一言我一语议论骑楼下穿梭来往的女孩子们的乳房大小、腰腿粗细以及夏布衣裙的长短。间或会侧过身，指着马路上川流不息、疾驶而过的车辆，以一种相互较量其识多见广的语气数说着：“那是天道盟谢通运的车。”“那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咦？他剃头毛了。”“哇哩干！那是牛埔的庄炳寅，他怎么也到台中来啊？”“不是啦！阿炳仔车是黑的——”“他不会重新喷过吗？车号袜变哪——七七八八九九九——哪会不对？”
在大约半个钟头左右的呆坐期间，三个傻鸟少说认出来十五六辆分属于南北纵贯线上十个不同帮派角头人物的座车。后来我忍不住向一个肤色黝黑、发色焦黄、瘦骨嶙峋的家伙试探地问了一句：真有那么多‘道上’的人物吗？“那人瞅瞅我的左眼、又瞅瞅我的右眼，嘴角一扬，和另两个助理几乎在同一瞬间嗤声笑起来，仿佛我问了一个极其愚蠢、令人无法作答的问题。可他还是答复我了：没什么‘道上’不‘道上’啦！你若是认识，你就认识了；你若是不认识，就不认识了。真正简单的事情。”说完，三个家伙显然无意再搭理我，掉回头去啜饮料，继续观察街头如织的风景。
也就在他们那样嗤笑着的时候，我猛可想起徐老三当年在复华新村办公室里给我上过的一课——我们平凡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神奇的、异能的、充满暴力的世界的倒影而已。犹之乎某种顿悟一般，我急忙扯开书袋，从内侧夹层里翻出徐老三那本黑皮小册子，翻到台中市的部分，拿手肘顶了顶老大哥的臂膀，道：“你要找的地方难道没有任何招牌字号吗？”
老大哥摇摇头、再点点头，似乎又觉得点头摇头都不对，索性更用力地搔起头皮来。他喃喃念着：“自由路一直下去十九号。”“自由路一直就是九号。”其实我们已经来到了那堂口的附近，八十多岁的老大哥不认为他的记性有那么坏，但是他更不认为堂口长得像“一之十九号”的那所医院——我却觉得是他那把年纪的人本能地忌讳医院使然。
不过，你也可以说老大哥对了——那不是医院，它是天堂、是地狱、是遁世者的乐园、是记忆的坟场。它原来叫“人文书店”，在徐老三那本小册子所注记的内容只有两个字：“禁地”。我在这个禁地和万得福、钱静农重逢，也认识了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算是又见到赵太初。头上仍戴着顶色如牛屎的毛线帽的赵太初和我打个照面，只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咱们后会有期的嘛！”便扭身朝外走了。
“赵爷慢走。”老大哥欠欠身，闪出一条路来。
“走慢了可不行。走慢了赶不上车，赶不上车就挂不上号，挂不上号就抽不着签，抽不着签就住不进荣民之家，住不进荣民之家就死不了啦——死不了多难受啊！”赵太初一面答着，身影却一径朝门口闯去。
这是我在那堂口里见识的第一个场面。或许是看我初来乍到、不明就里，一旁的钱静农微笑着，道：“这和二十七年前的一张画有关。昔日画有七层，太初在他的那一层上窥见一个劫数，乃是一竹节突斑，应在遁甲盘的‘死门’。他今日赶上了车、挂上了号、抽着了签、住进了荣民之家，便还有七年阳寿可活，七年之后自有人在荣民之家结果他的生命。如若不然，这定数一乱，便不只太初一人，咱们这一伙子老鬼物恐怕谁也捱不到那己卯之约呢！”说到此处，他猛里甩了两下袖子，登时手中多了个钞票般大小的纸方，沿折七开，抖成一张极为长大的纸膜，纸膜右上角缺了巴掌大的一块，可是画面上的一丛乱竹却仍十分清晰，奇的是（也许由于纸膜过轻、无风自动的缘故）这丛墨竹居然前后摇曳、掩映生姿起来。几乎也就在同一瞬间，孙孝胥、李绶武和汪勋如的手中也各门抖脱出一层缺角的纸膜，几乎将我团团围住。我不由自主一回身，发现后方紧闭的屋门门楣上也垂下来一张一模一样的纸膜——不消说，是赵太初临行之际贴上的。钱静农接着说下去：“没想到大春你到今天才得来——此画中另有一层，现在百里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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