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城三部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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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先对我微笑的，我发誓，这是真的。

（全文完）

2009年7月——2010年5月l3日凌晨

巴黎——太原一一北京

后记：繁华如梦

终于到了此刻。我们几个朋友一起赶稿子的时候，总是在MSN上不约而同地做白日梦：什么时候才能写后记啊？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几个人是否在开心地享受着写后记的感觉——一种完成了重大事情的、仪式一般的感觉。后记本来就应该是一本长篇杀青之后的鞭炮声，但是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就像一觉醒来拉开窗帘，忽然发现外面是一眼看不见边际的雪地，只好语气平淡地说一句：“原来下雪了。”那么我也只能这样说一句：“原来，我写完了。”

这部小说，我写了足足十个月零两周。我从没有和一部小说纠缠过这么久，以至于我在敲出“东霓”两个字的时候，那个必须要加的书名号总是让我难以置信。我早已经不把她当做一本书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写的是东霓，而不是《东霓》。我想这种错觉可能会对小说的完整性产生一点儿影响，会让我自己忘记一个作者有时候必须恪守的冷静和旁观。可是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尽兴。直到今日，我也不清楚我写得究竟好不好，我只是想说：“东霓我要感谢你，感谢你带给我那么多的痛苦，以及那些痛苦尽头的一点儿绮丽的霞光。”

我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刻，Word文档里面的两百多页，印象中就没有一页是从头至尾流畅地完成的。有时候为了衔接一下两个场景，为了让一个片段显得自然——都是些一两百字就能做到的事情，我却要为了这一两百字耗掉好几个小时。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由晴空变成了暮色，心里面就像是被岁月打败了那样，没来由地生出无边无际的恐慌、怀疑，以及令人发狂的孤独。过去，在我写作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总会问自己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这一次，我不问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算不知道正在做什么，也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前方的虚无。就算灵魂忍受着煎熬，在看着东霓的时候，脸上也要堆起平静的笑——我和她的关系早已不是一个作者和笔下人物的关系了。我是如此依赖她，虽然她只是小事聪明大事糊涂，虽然她比我还看不开，虽然她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可是她身上那种活色生香的力量就是我的光，让我愿意咬紧牙关，把自己变成一个火把，照亮前面的路，穿越无边无垠的恐惧，去接近她。

所以，用东霓的话说，我们一起战斗过。

所以，这就是这本小说最终完成的秘密。

所以，东霓，酒逢知己千杯少，我干了，你随意。

2010年5月19日　北京

第三部：《南音》

序章

那个小镇又来了。天空蓝得让人觉得过分，房子的屋顶是红色的，反正是做梦，我也总是来不及怀疑为什么一整个镇子只有这么一栋房子。在我小的时候，这个镇上有时候会有一个卖风车的老爷爷，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衣，身后有无数绚烂的风车。风车变成了一堵会颤抖的墙，流转着这个世界上所有我见过的，和没见过的颜色。美丽的颜色总让我有种它们一定很好吃的错觉。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我是个小学生，可我觉得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在饭桌上跟全家人说，那间房子的屋顶真漂亮，红得就像一条展开来，正对着阳光的红领巾。那时候我应该是才戴上红领巾吧，还总是喜欢对大家炫耀这样刚刚来临到我生活里的东西。

可是爸爸在很专心地看新闻，令人恼火——新闻有什么好看的？不过是一群穿着深色西装的人在走来走去。只有小叔很有兴趣地盯着我说：“南南，你的梦都是彩色的吗？”然后小叔笑了，他说，“南南真了不起，我听说，会做彩色的梦的人比较聪明，我的梦从小就是黑白的。”妈妈这个时候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大碗西红柿蛋汤，“那还用说，我们南南当然聪明了。”于是爸爸就皱起了眉头，“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夸她聪明，对她没好处的。”但是他这句话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我已经用力挺直了脊背，让紧绷的、蓬勃的骄傲把我的身体变成一个蓄势待发的弹簧。

冒着热气的西红柿蛋汤就像是一个硝烟刚刚散尽的战场。

哥哥在一旁说：“聪明什么呀，都上小学了，还不会用筷子。”——那时候他是一个讨人厌的初中生，虽然我知道他每次都是在故意惹我，可我还是每次都忠实地生气了。我毫不犹豫地把右手五个手指往里弯曲一下，在他的手背上重重地抓了一把，非常笃定地说：“你的梦是彩色的么？你的梦才不是彩色的，你的梦是黑白的。”哥哥脸上完全是阴谋得逞的笑容，“不会用筷子的人就是不聪明。”

“坏家伙！”我用力地嚷起来了。

“郑南音——”妈妈的语气变成了警告，“你干什么呢？”门铃突然间急促地响了起来，成串成串的“叮咚”声。会这样按门铃的人，只有姐姐。不公平。要是我这样按门铃，爸爸妈妈就会说我捣乱的。果然，妈妈急匆匆地站起来，对着门口喊一声：“东霓，来了——”

可是我现在长大了，那个小镇上卖风车的老爷爷很少出现了。有的时候，一边做梦，我还能一边思考，他或许是死了。如果这个小镇真的是我的，我应该能在某个地方找到他的墓碑。要是找不到，就说明，他可能还是会来的。因为他和他的风车已经陪伴了我这么久，我没有道理不安葬他。不知什么时候，我就来到了那个红色的屋顶上。我坐在那里，用我如今的，二十三岁的身体。那屋顶上的瓦片已经陈旧了，但是在我面前逼近的、倾斜的天空还是崭新的色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想问它，你已经活了那么久了，为什么还能这么轻盈？

就算这么多年我总是故地重游，可是每一次，却都没有时间仔细看清这小镇的风景。这次我才知道，原来那房子的后面，是一个幼儿园。准确地说，是幼儿园的废墟。一个小朋友都没有，所有的器械都是锈迹斑斑。跷跷板从中间断掉了，搭成了一个带着刺的三角形。秋千是静止的，秋千架的顶端原本装饰着两只白色鸟的头，现在一只变成了浅灰色，另一只不见了。只有滑梯看上去完好无损，跟四周的残局相比，完好得像是一个静悄悄的阴谋。不过滑梯上面落满了灰尘，我记得原先通往顶端的台阶每一个都是鲜绿色的，绿得就像我最讨厌吃的菠菜叶子。我为什么会知道它是绿色的呢？

那是我曾经的幼儿园，我早已长大，所以它早已成了遗址。

其实我还记得，在一个阳光灿烂得有点儿不留情面的午后，幼儿园阿姨罚我站在屋檐下面。因为我不肯午睡，我要回家。她们不准我回家。我抱着我的那个脏兮兮的兔子枕头，站在那里。面对着满院子的秋千、滑梯、跷跷板——它们因为无人问津，因为寂静，瞬间就变得面目冷漠。它们本来应该比那些阿姨们友善一点儿的，它们也救不了我。我还以为得到这个惩罚的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过了一会儿，我突然看见围墙上面是哥哥微笑着的脸，“南南，南南，过来。”我听见墙后面似乎还有一阵笑声，是姐姐。

“南南，过来呀。”惊愕让我的小腿肚子在微微颤抖。可我不敢，因为阿姨说我不能乱动。她们已经不让我回家了，我除了听话，没有别的办法。哥哥突然翻到了墙头，骑在上面，像是骑着旋转木马。姐姐的笑声又传了进来，“快点儿呀笨蛋。”我眼睁睁地看着哥哥一点点踩着墙上那些砖堆出来的花瓣的空隙，爬了下来，稳稳地踩在我们幼儿园的地面上。他跑过来，抓住了我的手，说：“咱们走。”于是他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墙边，“爬上去南南，”他肯定地说，“别怕，我在后面，掉下来了我也可以接着你。”我都不知道我当时算不算是害怕了，总之我稀里糊涂地就真的爬了上去，哥哥也爬了上来，他抓着我那件粉色的罩衫后面的袋子，像拎着一件行李。

那是我第一次坐在墙头那么高的地方，看见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可以低下头，看着围墙外面的姐姐。“下来，南南，咱们走了，不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她仰着头看我的时候，阳光铺满了她的脸庞。她的嘴唇真红。

就这样，他们俩劫狱成功。

直到今天我都是懦弱的。可是我觉得正是因为那件事情，或者说，自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养成了一种模糊的习惯，在情况很糟糕、很令人绝望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相信着，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幼儿的逻辑没能力询问哥哥和姐姐怎么知道我在受罚然后来搭救我。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们俩在奶奶家吃完午饭，没事做，决定到我们幼儿园来看看我在干什么。然后就撞上了我可怜巴巴站在屋檐下的场面。

但是当时的我想不到这个。所以我只能相信，我原本就是一个会得救的人。

第一次，我在这小镇上看见了一个闯入者。我在屋顶，他沿着那条我一直都在走的路，绕过了幼儿园的废墟，缓缓靠近这所房子。我凝视着他的身影，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呼吸着寒冷的风。所以，小镇的冬天来了吧。当我发现季节的变化时，他的脚步声的质感也变了，像是在踩着积雪。一道阳光也随之炫目了起来，带着类似金属，面无表情的肃杀气——还是做梦好啊，郑南音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然后我就醒来了，发现飞机正在以一个艰难的角度往上爬。龙城像一件陈旧的行李，被我们遗忘了。江薏姐微笑着从邻座转过脸，“南音，你睡得真是时候，恰好就错过了起飞那一小会儿。”我也对她笑，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了。因为总是会有很多细小的事情在我想要开口的那一瞬间，南辕北辙地堆积起来，在脑子里堆成一片闪着光的雪地，让我不知道第一句完整的话，究竟要从哪里来，就像不知道第一个脚印，究竟要踩在这雪地的什么地方。所以我只是笑着凝望她的脸。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觉得她变了好多。虽然笑起来的样子依然潇洒，可是脸上有了种说不出的痕迹。

我知道她也在认真地端详我。她说：“你是不是有点儿紧张？”我犹豫着点了点头。她说：“也对，你的人生从此不同了呢。”她的脑袋轻轻地靠在了椅背上，含着笑，优雅地扫了我一眼，“了不起，南音，才这么年轻就有很好的开始了，想想都吓人呢——我能不老吗？”她似乎是把自己逗笑了。

“总得发生一点儿好的事情吧。”我只好这么回答。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没听见，还是装作没听见。总之她开始低下头去翻看飞机上的那些杂志了，对话就这么结束了。不知不觉间，我把额头抵在了机舱的舷窗上，圆形的。飞机的窗子总是冰冷，让人觉得外面的天空貌似温柔晴好，其实那种柔弱的蔚蓝是被严寒冻出来的。我觉得我需要仔细地，从头想一想。想想刚才闯进我梦里的人。想想我的小镇上第一个过客。短暂的睡眠中，我没能看清他的脸。可我知道他是谁。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我说。

“你每次都这么说。”他说。

“这次是认真的。”

“你下个礼拜就会改主意。”

“滚。”

“你的性格真是糟糕。”

“滚蛋。”

“不能文明一点儿吗？你哪儿还像个女人　？＇…＇”他脸上的微笑，和童年时的哥哥如出一辙。

“滚远一点儿。”我认为这句要比上面那句文明。总是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恼羞成怒地接收了他言语之间的所有讯息。

“好，我滚。但是我爱你，这总不关你什么事吧？”

“南音，”江薏姐的声音从那本摊开的杂志上方传过来，听上去闷闷的，“到了以后，你是打算住我那里，还是住苏远智那里？”整句话问完了，她也没有抬头。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可是要想真的回答，是很累人的一件事。所以我只好冲着她笑，我自己也知道，这挺傻的。她笑着摇了摇头，像是自言自语：“真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折腾。”

我想是在江薏姐跟空姐说“我要咖啡”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朵云。形状真的很特别，乍一看就像是公园门口的石狮子。可惜舷窗的视觉范围太狭小了，我用力地看，也只能稍微多看那么一瞬间。但我还是必须尽力地好好看看它，因为我知道，我和它再也不会相逢

第一章　外婆

从小时候起我就觉得，过年这回事，只有在等待的时候，才最像是过年。心里涨满了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以为到了正日子，所有这些期待、欢喜、激动和想象都会翻倍的。可是大年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就发现它们全都在除夕的睡梦中消失了。我不甘心，我非常不甘心。那时候我是一个执著的小孩，所以我每一次都很用力地把枕头翻起来，紧紧地抓着那几个红包，眼睁睁地，一边告诉自己所有那些喜悦都会在打开红包的时候从天而降，一边就这样看着它们静悄悄地停泊在不远处。可就是隔着一层玻璃，没法对着我从头到脚地用力泼过来。

可是我不能告诉妈妈说，我其实不喜欢春节。我必须挥舞着那几个红包，跳下床去跟每个人说“过年好”，必须用力地跟每个人拥抱——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会堆出一副很严重的表情，问我：“南南，你怎么不高兴呢？”——爸爸，妈妈，小叔，姐姐，更久远的时候，家里会有更多的大人一起问我这个问题——最多的时候达到过十个吧，那是我们家每个人都活着的时候。似乎我不高兴是件特别严重的事情。在他们的逻辑里，只要我没有表现得很高兴，就一定是有坏事发生。妈妈就会头一个盘问我：“南南，是不是作业没写完啊？是不是在学习里被老师骂了？”……时光流逝，妈妈的问题变成了“南音，跟妈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到了现在，终于变成了：“你跟苏远智吵架了对不对？别骗我，妈妈是过来人——”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为了不负众望，我变成了一个总是很高兴的人。不过，我就在这个竭力让自己高兴的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找寻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快乐。我想哥哥是对的，我天生就热爱起哄。哥哥总是能把很多事情都总结得特别恰当，所以我觉得，他就应该做一个老师，虽然他没有小叔那么有学问。

她静静地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你老公，是不是也很可爱？”

“我掐死你！”我镇定地说，然后迅速地把手伸到她后颈上，看她一副比我更镇定的样子，就明白了她完全不打算跟我在这个时候笑闹着厮打。“我嫁一个可爱的男人天经地义，可是有的人，凭什么呀？”

她似乎是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雪碧，你跟着我姐姐学坏了。”这下我是真的很开心，因为一瞬间看到我们的阵营里又多了一个同盟。

姐姐的嗓音从楼下毫不含糊地传了上来，“郑南音，又是你的快递！赶快下来拿！”我一边跑，一边想：她声音真好听，尤其是抬高嗓门的时候，更是清澈。也不知道“热带植物”当初常常跟她吵架，是不是跟这个也有点儿关系呢？

妈妈把旧餐桌支在了客厅里，这餐桌已经用了很多年，跟着我们搬迁了好几次，就算我们为了搬家新买了一个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的新餐桌，但是妈妈还是舍不得丢掉她的老伙计。她说，在这张可以折叠的圆桌上擀出来的饺子皮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