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盛世-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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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631年（崇祯四年）十一月，皇太极对众贝勒大臣说：阿敏屠城，就是因为他不知书达礼，不明白治国的道理。而我们围困大凌河近三个月，明军饿死也不投降，誓死为朝廷尽忠，这正是他们读书收明礼的结果。所以，我们也要读书也要明礼，从今以后，凡子弟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者必须读书，并责承文馆官员翻译汉家典籍。后金国中正悄然开始了一场接受汉人先进文化的思想革命。

　　　　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

　　　　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在完善文化基础的同时，还注意完善官制！（未完待续）





第0855章　范文程宁完我马国柱

　　　　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在加强内政的同时，皇太极同样注意缓和矛盾，后金的强大，实际上是汉人败类一手弄出来的！没有以范文程这样的人为典型的一帮汉人败类，后金不会取得巨大的发展！

　　　　皇太极因为多尔衮兄弟的错误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制定了清朝的税收政策。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安抚百姓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文人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

　　　　范文程曾大胆地提出，治理天下首先在于会用人，他针对清朝重满族轻汉族和任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建议朝廷各部院大臣都要推荐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不避恩怨，取真正才守之人”去充当各级官吏。范文程这样选拔、培养人才，博得了顺治皇帝的赞许。

　　　　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之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

　　　　汗昨命奴才思想事宜，奴才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拆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

　　　　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啰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未完待续）





第0856章　八旗战斗力

　　　　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

　　　　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

　　　　宁完我，字公甫，辽阳（今属辽宁）人，清初大臣。后金天命年间（1616—1626年），降努尔哈赤，隶汉军正红旗。历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兼太子太傅。

　　　　初在文馆办事，敢直言，精通文史。屡上建议；定官制、辨服色，论伐明策略，论考试取官，多被采纳。好赌博，曾被免职。清朝入关后，重新起用，任修纂《明史》总裁、《太宗实录》总裁及三届会试总裁。翻译《三国志》、《洪武宝训》等。

　　　　马国柱，辽阳人，隶汉军正白旗。

　　　　天聪间，以诸生直文馆。六年，诸生胡贡明请更养人旧例，国柱上疏，谓：“以家喻国，上犹祖父，诸贝勒犹子弟，而人则妻孥也。祖父重持家，子弟喜便嬖，好恶不同，不能迫而从也。我国正直者多贫贱，贪佞者多富贵。正诎而邪申，欲国之兴得乎？宜采贡明议，无分新旧人，悉养于上。如疑八家分人而赡为先帝旧例，试思先帝时虽曰分赡，而厚薄予夺操之一人。今昔相较，果何如乎？况善继志者谓之大孝。先帝至今日，亦当更旧习。苟益于国，何有于小嫌？且利于八家，而上独擅焉，诚不可也；今养人乃劳事，虽专之，庸何伤？”

　　　　先是，国柱与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合疏请置言官，是疏并申言之；而诸上书言时事者，扈应元、徐明远、许世昌、仇震疏中往往及是。明远，明兵部吏，自永平降，隶镶黄旗。疏并请禁交结，定法度，立管屯将吏考课黜陟之制，禁管台将吏掊克士卒，禁八门监榷不得用重秤，豁流亡户籍，录闲冗吏，革鬻良人为妓。世昌，正红旗牛录章京。疏并请定先帝谥号，建中书府。震，明武进士、都督佥事。疏自署“俘臣”，并请译书史，申法律，简贤才，与明通和。皇太极命礼部设科取士，中式为举人，国柱与焉。直文馆如故。

　　　　在这次战役中，后金军队使用了自己研制的红衣大炮，后金有了独立的火器营，这在日后统一中原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战役共俘获明军将领七十余人，其中不少是高级将领，对这些降将，皇太极一律官复原职，予以重用，加以恩养。这一政策取得了良好的反响，由于这批明朝高级官员进入统治阶层，改变了后金政权的政治结构，汉文化在后金国进一步潜移默化的传播，这对在今后后金内部的思想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这次战役摧毁了关外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即所谓的“关宁铁骑”，明军在关外的精锐便仅剩下大凌河城堡内的这一万多明军了。

　　　　这个时候的满人就跟后世的日本人差不多，他们必须依靠汉人的败类来完成许多政治任务，和军事方略，靠他们自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