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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三部曲-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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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古尔博丧气的是，帕尔梅可能与俄国方面接触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尽管“小组”努力不懈试图发掘真相，找出关键证物，却一直毫无所获。在古尔博看来，这并不代表帕尔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聪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苏俄间谍犯同样的错。帕尔梅让他们年复一年遭受挫败。到了一九八二年，当他第二度当上首相，他的问题再次浮现，后来斯维亚路响起刺客的枪声后，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组”麻烦不断的一年。国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组”存在的少数几人当中——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过去十年间，有六十五名国安局雇员因为被认定政治立场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数都一直提不出证据，因此有些非常资深的人员开始怀疑“小组”是被一群偏执的阴谋论者所把持。
有个案子涉及国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员，古尔博个人认为他不胜任，如今回想起来仍让古尔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贝格林巡官，瑞典陆军中尉，后来才被发现是苏军情报单位GRU的上校。古尔博曾分别四次试图赶走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连“小组”以外的人也开始怀疑贝格林，局面才有所转变。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丑闻。
七十年代前期，对“小组”的批评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尔博曾听到多人提议删减预算，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部门。
有批评就表示“小组”的未来受到质疑。那一年，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了国安局优先处理的目标。就间谍活动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悲惨的一章，主要应付的都是与阿拉伯或亲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内部的大问题是应该赋予人员管控组多大的特权去调查瑞典境内的外国公民，或者继续由移民组负责管理。
由于这场堪称秘密的官僚内斗，“小组”觉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强管控——其实就是监视——移民组的人员。
这项任务落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进入国安局，无论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诚度来看，都绝对有资格与“小组”的人员共事。他利用空闲时间加入一个所谓“民主联盟”的组织，社会民主派的媒体则称之为极右派团体。在“小组”里面，这不构成障碍，因为还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联盟成员，而且联盟的成立，“小组”其实提供不少助力，也贡献了一部分资金。这名年轻人便是通过该组织获得“小组”的注意与网罗。
他名叫古纳·毕约克。
札拉千科实在太走运了，一九七六年选举日那天走进马尔姆警局寻求庇护时，受理人刚好是这个叫毕约克的年轻警官，他当时是移民组的主管，而且已经和最高秘密组织牵上线。
毕约克马上意识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断谈话，并将这个叛逃者安置在大陆饭店的房间内。毕约克紧急通报的人是古尔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组那个有名无实的上司。他打电话时，投票站刚刚关闭，所有迹象都显示帕尔梅输定了。古尔博也刚回到家，正在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听到年轻警官的激动陈述，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他开车到大陆饭店——距离他今天待的房间不到两百五十米远——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尔博的一生起了巨变。“机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随即察觉到有必要为这名叛逃者建立一个新架构。
他决定将毕约克纳入“札拉千科小组”。这是合理的决定，因为毕约克已经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纳入总比冒着风险将他排除在外的好。于是毕约克从移民组调到东毛姆警局的一间办公室里。
在接下来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中，古尔博打一开始就决定只告诉国安局的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大致了解“小组”活动的秘书长。秘书长将消息压了几天后，向古尔博解释说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报告国安局局长，政府也必须知情。
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有一个“特别分析小组”，至于“小组”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刚上任，负责收拾一般称为“资讯局事件”的残局，而且已准备在警界平步青云。秘书长曾私下告诉局长，说“小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单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业程序，外人也不得质疑。只要问题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这位局长便从来不问，相当于默许了。他接受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特别分析小组”的玩意，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过问。
古尔博满意地接受了现况。他下令要求绝对保密，就连国安局局长在办公室谈论此事也得特别谨慎。局长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组”来处置札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当然无须告知。由于政局变天，新任首相费尔丁忙得团团转，整个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长以及与其他保守党派协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局长才带着古尔博开车到首相办公室所在地罗森巴特，向新任首相报告。古尔博根本不赞成告诉政府，但局长坚持立场——若不向首相报告，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古尔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说服首相别让札拉千科的相关消息泄漏出他的办公室，他坚称没有必要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知情。
苏联一名重要的情报分子向瑞典寻求庇护，这让费尔丁十分心烦，便开始说起为了公平起见，他必须与联合政府另外两党党魁商议。古尔博早就料到首相会反对，只好亮出手上的王牌。他低声解释，如果首相这么做，他逼不得已只得立刻辞职。这个威胁让费尔丁的心迟疑了起来，古尔博的意思是万一消息外泄，俄国派出暗杀小队来解决札拉千科，首相必须负全责。假如负责札拉千科安全的人自认为非辞职不可，如此意外揭露的信息将成为首相的政治灾难。
费尔丁仍不太能掌握自己的角色，只好应允。他批准由“小组”负责札拉千科的安全并进行盘问，也下令有关札拉千科的消息不能传出首相办公室，这道命令立刻归入机密档案。费尔丁签下命令不只证明他知情，也限制他与任何人讨论。简单地说，他可以把札拉千科抛到一旁去。但费尔丁要求让他办公室的一个人知情，一个由他特别挑选的内阁成员。此人将负责联系那个叛逃者的相关事宜。古尔博勉强同意了。他预料应付一个内阁成员应该没有问题。
局长很满意。如今札拉千科事件有了宪法的保障，也就是说他背后有人撑腰。古尔博也很满意。他好不容易拉起了封锁线，也就是说他将能掌控大量信息。札拉千科只由他一人控制。
回到东毛姆办公室后，他坐到桌前写下知道札拉千科一事的人员名单：他自己、毕约克、“小组”的行动负责人汉斯·冯·罗廷耶、副组长弗德利克·克林顿、“小组”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和负责搜集与分析札拉千科可能提供的情报的两名警员。未来几年内，这七个人将成为“小组”中的特别小组，他暗自称之为核心团队。
“小组”以外，知情的除了国安局局长与秘书长之外，还有首相与一名内阁成员，总共十二人。如此重大的秘密竟只有这么少人知情，真是前所未见。
想到这里，古尔博的脸色一沉。还有第十三个人。毕约克最初会见札拉千科时，有一名律师毕尔曼陪同。让毕尔曼进入特别小组是绝对不可能，他不是真正的秘密警察——其实也不过就是国安局的菜鸟——也没有必备的经验与技能。古尔博考虑了各种做法，最后决定小心地将他引出局外。他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边恐吓毕尔曼只要他敢泄漏只字半句，就以叛国罪关他一辈子，另一边又答应替他的未来铺路，甚至还利用甜言蜜语让毕尔曼自我膨胀。他安排毕尔曼进一家颇具名望的律师事务所，并让他案子一宗接着一宗地忙不停。唯一的问题在于毕尔曼实在太不长进，无法好好把握机会。十年后他离开事务所，自行开业，也就是后来在欧登广场那间律师事务所。
接下来的几年间，古尔博一直都小心翼翼地监视着毕尔曼，由毕约克负责。直到八十年代末，苏联面临瓦解，札拉千科也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他才停止监控毕尔曼。
一开始，“小组”将札拉千科视为突破帕尔梅谜团的关键，因此古尔博对他展开长时间盘问时，首先提及的便是帕尔梅。
然而案情有所突破的希望很快便破灭，因为札拉千科从未在瑞典执行过任务，对这个国家毫无所悉。不过他倒是听说过俄国间谍“红色跃行者”的传闻，可能是某个替KGB工作的瑞典高官或其他北欧国家的政治人物。
古尔博列出一串与帕尔梅有关的人名：卡尔·黎波姆、皮埃尔·肖里、史坦·安德森、马里塔·厄夫史考等等。终其一生，古尔博一再地追着这份名单，却始终找不到答案。
古尔博转眼间成了大人物。他在杰出战士的专属俱乐部受到礼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不仅彼此熟识，交情也建立在私人情谊与信任之上，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与官僚体系。此外他还见到安格顿，并在伦敦某间秘密俱乐部与英国军情六处的首脑共饮威士忌。他成了精英分子。
他永远无法将自己的丰功伟业告诉任何人，即使是死后的回忆录也一样。而且他无时无刻不担心敌人会发现他的海外之行，担心自己引人注意，担心自己可能无意间引领俄国人找到札拉千科。如此说来，札拉千科倒是他的最大敌人。
第一年里，这个叛逃者住在小组名下一间不为人知的公寓，任何记录或公开数据上都没有他的名字。“札拉千科小组”成员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来计划他的未来。直到一九七八年春天，他才拿到一本名为卡尔·阿克索·波汀的护照和一段费心设计的个人经历——这个伪造的背景却有瑞典档案记录为证。
但那时已经太迟了。札拉千科已经搞上那个原姓休兰德的蠢妓女阿格妮塔，而且还漫不经心地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古尔博开始觉得这个俄国叛徒脑子不太对劲，还怀疑他是故意想暴露身份，仿佛是需要一个舞台。否则他如此愚蠢的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一会儿是妓女，一会儿是酗酒，一会儿又和保镖等等发生暴力冲突惹麻烦。札拉千科曾三次因酒醉闹事遭瑞典警方逮捕，还有两次则和酒吧斗殴有关。每次“小组”都得谨慎地出面保释他，并确保相关文件从此消失，记录也得加以修改。古尔博派毕约克二十四小时守着札拉千科，这不是简单的任务，但别无他法。
本来一切都可以很顺利。到了八十年代初，札拉千科冷静下来开始适应。但他始终没有抛弃那个妓女阿格妮塔，更糟的是他还生了两个女儿卡米拉和莉丝。
莉丝·莎兰德。
古尔博不悦地念着这个名字。
这两个女孩九岁或十岁时，他对莉丝就有不好的感觉，不用精神科医生诊断也看得出来她不正常。毕约克的报告说她对父亲很凶恶、有攻击性，似乎一点也不怕他。她话不多，却有上千种方式表达她对事情的不满。她将会是个麻烦，但古尔博做梦也想不到这麻烦竟会如此巨大。他最害怕的是莎兰德家里的情况会导致社会福利人员写出一篇提到札拉千科这个名字的报告，因此他一再力促札拉千科与家人断绝关系，从她们的生活中消失。札拉千科每次答应后又总会食言。他还有其他妓女，他有无数的妓女，但几个月后偏偏总会回到那个阿格妮塔身边。
那个王八蛋札拉千科。只要情报员让那话儿支配人生的任何一部分，显然就不是优秀的情报员。那个人似乎自以为不受任何正规约束。假如他只是和妓女上床也就算了，偏偏却一次又一次地凌虐女友。这么做好像是为了激怒看顾他的“札拉千科小组”组员，并引以为乐。
古尔博知道札拉千科毫无疑问是个病态王八蛋，但叛逃的GRU探员也不是他能选择的。他眼前只有一个，而且此人很清楚自己在古尔博心中的价值。
“札拉千科小组”扮演起清洁大队的角色，这点无可否认。札拉千科知道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问题他们都会解决。对于阿格妮塔，他更是任性到了极点。
其实并非毫无警讯。莎兰德十二岁那年，曾刺伤札拉千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他还是被送到圣约兰医院，组员们要收拾的残局更胜以往。古尔博于是向札拉千科挑明了说，要他绝对不能再和莎兰德一家有来往，札拉千科答应了。这个承诺他遵守了六个多月后，又再次出现在阿格妮塔家，把她打个半死，她最后被送进一家疗养院度过余生。
莎兰德家那个女孩竟会制造汽油弹，倒是古尔博始料未及。那天简直是一团混乱。眼看就要接受各式各样的调查，“札拉千科小组”——甚至于整个“特别小组”——的未来危在旦夕。万一莎兰德说了什么，就会危及札拉千科的掩护，而过去十五年来在欧洲各地布置的行动恐怕也得解除。除此之外，“小组”也可能受到正式审查，这是不计代价都得避免的结果。
古尔博满心忧虑。如果“小组”的档案公开，外界将会发现有些行动不一定符合宪法的规定，更遑论他们多年来对帕尔梅与其他重要社会民主党员所作的调查。帕尔梅才遇刺几年，这还是敏感议题。紧接着当然免不了要起诉古尔博与其他几名“小组”成员。更糟的是，有些野心勃勃的三流记者八成会散布“‘小组’是帕尔梅遇刺的幕后黑手”等言论，进而引发更不利于他们的臆测，调查工作也可能更紧锣密鼓地进行。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秘密警察的人事变迁太大，就连现任的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个“小组”的存在。所有与国安局的联系都只到新任秘书长为止，而他已经在“小组”里面待了十年。
组员们陷入极度惊慌，甚至于恐惧的情绪中。解决之道其实是毕约克提出来的。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是因为另一个完全不相干的案子，和国安局反问部门拉上关系，当时该部门正在监视一个有嫌疑的工业间谍，而他正是关键的顾问。调查到一个重要阶段，他们需要知道调查对象若遭受极大压力会有何反应。泰勒波利安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建议。那一次，国安局人员成功地防止了自杀事件，并让该间谍成为双面间谍。
莎兰德攻击札拉千科后，毕约克偷偷地聘请泰勒波利安担任“小组”的外部顾问。
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可以让波汀因接受康复护理而消失，阿格妮塔也必须消失在某个长期照顾的疗养院。所有相关的警方报告全都集中到国安局，由秘书长转交给“小组”。
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的副主任医师。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张合法的医疗报告，由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联手撰写，接着还要一份简要但毫无争议的地方法院裁决书。问题只在于案件的呈现方式，无关宪法。这毕竟涉及国家安全。
何况莎兰德确实很明显是疯了，让她到医院待几年有益无害。古尔博批准了。
许多问题一并解决之际，“札拉千科小组”也正好面临解散。苏联已经不存在，札拉千科的确愈来愈没有利用价值。
他们从秘密警察资金当中取得一笔丰厚的资遣金，于是安排他接受最好的康复治疗，六个月后送他坐上飞往西班牙的飞机。那时他们便和札拉千科摊牌，他与“小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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