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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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