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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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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请参看本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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