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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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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之后，关于社会制度的讨论又甚嚣尘上。当民众对现实感到不满时，所有的弊病就被归结到制度上，于是民众展开憧憬，甚至是动乱来满足他们的社会幻觉。
不论是这些幻觉中的哪一种，都拥有牢不可破而又至高无上的力量，它们可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任何文明的灵魂中找到。
古代巴比伦和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是因为它们而建！
一个世纪以前震撼全欧洲的那场大动荡，是因为它们而发动！
我们的所有政治、艺术和社会学说，全都难逃它们的强大影响！
有的时候，人类以可怕的动乱为代价，似乎暂时消除了这些幻觉，然而这种动乱，却注定了还会让它们死而复生。
没有了这些东西，人类不可能走出自己原始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似乎很快就会重新回到那种野蛮状态。毫无疑问，它们不过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中的产物，却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壮丽值得夸耀的艺术或伟大文明。
假如有人把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把火烧毁；假如有人冲上教堂前的石板路，把那些雕像推倒，把因宗教鼓舞而创作的艺术品统统撕毁，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
人类只有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否则就无法活下去。而这就是诸神、英雄和诗人得以存在的原因。在五十年之前，科学承担起了这个任务，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既不敢做出过于慷慨的承诺，也做不到像幻想一样撒谎。
在整个19世纪里，哲学家们热情地投身于对宗教、政治和社会幻想的破坏，全然不顾我们的祖辈已在这种幻想中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毁灭了这些幻想，使得希望和顺从的源泉随之枯竭。
在幻想遭到扼杀之后，哲学家与民众就要直面着盲目而无声无息的自然力量，而它对软弱和慈悲心肠一概无动于衷。
无论哲学取得了多大进步，它迄今仍没有给群众提供任何能够让他们着迷的理想。这恰恰与群众的本能不相符，群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幻想，于是他们便像趋光的昆虫一样，本能地转向那些迎合他们需要的巧舌如簧者。
可以这样说，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永远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今天，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尽管有许多证据来证明它的荒谬，但它依然继续发展。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那些非常无视现实，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未来是属于它的。
群众从来就没有渴望过真理，面对那些不合口味的证据，他们会拂袖而去。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
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
（3…U…W…W）第四：经验
经验是真理的传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敌人。
可以说，经验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众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让危险的幻想归于破灭的有效手段。
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经验必须是积累了许多代的，并且可以随时被验证的。
通常，一代人的经验对下一代人是没多少用处的。这就是一些被当做证据引用的历史事实达不到目的的原因。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一种广泛的经验即使仅仅想成功地动摇、或是压制那些牢固根植于群众头脑中的错误观点，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复出现。
比这些更令人感到难过的，是经验的获取过程，它们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在19世纪以及稍早几年的时代，充斥着大量奇异的经验，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没有做过如此多的试验。
最宏伟的试验要算法国大革命。从这次试验中，我们知道了一个社会必须要遵照理性的指导。如果从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牺牲上百万人的生命，让整个欧洲陷入长达20年的动荡。
为了用经验向我们证明，独裁者会让拥戴他们的民族损失惨重，法国民众在50年里进行了两次破坏性试验。
民众在第一次试验中拥戴了暴君拿破仑，结果付出了三百万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为代价。第二次试验则拥戴了拿破仑三世，以割让阿尔萨斯与洛林来证明常备军有多么必要。尽管这两次试验都准确无误，但从现在来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众信服，此后估计还要来第三次试验。恐怕说不准哪天它肯定会发生。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而它们的代价可能同样让我们伤痛欲绝。
比如说，要想让整个民族相信，庞大的德国军队并不像30年前我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支无害的国民卫队，就必须来上一次让我们损失惨重的战争，也许可能是两次。
再比如，想要让人认识到，推行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毁掉实行这种制度的民族，这就至少需要20年国家的灾难来作为试验周期。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鞑靼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个东方的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甚至要比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们必须要提到一点，群众从不受理性的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响它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于它们的感情而不是它们的理性，因为群体从来也不会遵循正常的逻辑。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一位善于鼓动群众的演说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让群众相信什么，就先得搞清楚让它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甚至要带着群众振臂高呼、大喊口号。
第二，演说家要以一种很低级的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变它们的看法。比如说捏造场景、追忆往昔、或是憧憬未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带着群众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
第三：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演说家一定要密切注意群众的情绪变化，看清楚他们是高兴还是沮丧，是悲痛还是愤怒。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言辞，把群众的情绪引到自己需要的轨道上来。
说到底，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说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讲，都必须把握这样一条原则：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则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响。
许多演说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希望以精密的逻辑来引导听众，或是用严谨的推理来牵制听众。因此在向群众讲话的时候，总是会借助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而当这种手法不起作用，他们又会感到万分困惑。
曾经有一位逻辑学家在遭受失败后愤怒地说：“我的逻辑毫无谬误，我建立在三段论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无机物，只要它能来推演这组公式，也会不得不表示同意。”
这位大学者的话再正确不过，不过他在愤怒中也没弄清楚一点，群体不比无机物更聪明，它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
你只要尝试着用推理来说服原始的头脑，比如说服一个野蛮人或是儿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么的不值钱。
事实上，不要说野蛮人或是儿童，即使是对付几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挡不过感情。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体的感情面前俯首称臣。
直到现代，它们的真实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战。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也有不少开明之士，但没有一个人通过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对魔鬼的罪行或烧死巫师的必要性表示过丝毫的怀疑。
不过，对于群体不受理性引导这件事情，我们倒不必过于遗憾。
毫无疑问，是幻觉引起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性反倒没有多大用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这样看来，作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这些幻觉无疑是必要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性格。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每个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携带着它命运的定律，它简直等同于一种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种使橡果长成橡树或让行星在自己轨道上运行的力量一样。
如果我们要对这种力量有所认识，就必须研究一个民族的整个进化过程，而不是这一进化过程不时出现的一些孤立的事实。
如果只考虑这些事实，历史就会变得仿佛是一连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的上帝，如果不是犹太民族的坚信，耶稣也不可能由一个木匠之子变成一个持续两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为基础形成。
再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创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种无与伦比的虔诚，一小撮从沙漠里冒出来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腊罗马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一个比马其顿王国领土还大的国家。
还有，如果不是法兰西民族对民主与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仑这样一个区区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级森严的制度下，征服几乎全欧洲的民族与国王。
于是，我们终于知道了，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是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
正因为如此，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学家，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
现在，我们的结论是：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
对于群体来说，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他们接触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恶理性，也就变得更加狂热。
第三章 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
群体的领袖
有群体的地方，就有领袖。
不管组成群体的是人还是动物，也不管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只要他们组成了群体，就会弄出一个头领，并且本能地让自己处在他的统治之下。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头领被称做领袖。有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个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这个人的意志帮助群体形成意见，再将意见汇成一致，可以说，他是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
这个人为群众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假如没有这个人，一群人就像是失去了头羊的温顺羊群，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
这个人让精神力量在群体中产生影响，然后把它有效地转变成实践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可能意味着破坏、杀戮，甚至是毁灭。
现在，就让我们展开新一轮的研究，看一看这个对群体至关重要的人，究竟是如何产生，又有着怎样的特征，以及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2）领袖是如何炼成的
只有最极端的人，才能成为领袖。
在最初的时候，领袖可能和你我一样，混杂在芸芸众生之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接下来，他本人被一些观念所迷惑，然后变成了它的使徒。然而在这个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点变化，就是他对这些观念十分着迷，以至除此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消失了。
正是这一点区别，才赋予了这个人成为领袖的条件。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相反的意见都是谬论或迷信。
当这样的人出现后，他就成为了群体中最极端的那个，而群体偏偏又最欢迎这样的人。于是，群体越是欢迎，他就越是极端；而他越极端，群众就越是欢迎他。当他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拥戴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领袖的地位。
与其说在群体中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还不如说是热爱偏激的群体造就了它们的领袖。
无论采用怎样的说法，这位领袖都会采取最偏执、最专横的态度对付那些反对者。而在他懂得利用群体的破坏力之后，这种态度就会付诸实践，做出为人不齿的暴行来。
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党魁罗伯斯庇尔，他本人在学习了一些哲学知识后，开始对卢梭的哲学观念如醉如痴。当雅各宾党人掌握了权力之后，他为了把卢梭的观念传得更广，用到的手段就连宗教法庭的刽子手看见都要自愧不如。
在这里，我们所说的领袖，更有可能是个实干家而非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头脑敏锐、深谋远虑的天赋，他们也不可能如此，因为这种品质一般会让人犹疑不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最适合成为领袖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那些容易兴奋的、半癫狂者、神经有毛病的以及一切处于疯子边缘的人中，尤其容易产生这种人物。
他们强烈的信仰使他们的话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芸芸众生总是愿意听从意志坚强的人，而他也知道如何迫使他们接受自己的看法。聚集成群的人会完全丧失自己的意志，本能地转向一个具备他们所没有的品质的人。
不管领袖们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有多么荒诞，但只要他们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就使得任何理性思维对他们都不起作用。
他们往往心如铁石，他们对于别人的轻蔑和保留态度无动于衷，而且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兴奋。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庭，甚至牺牲自己的一切。
自我保护的本能在他们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孜孜以求的唯一回报就是以身殉职。
（3）领袖召唤信仰狂潮
每一个民族都不缺乏领袖，但是他们却并不全然是狂热的疯子。
在各群体的领袖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狂信者，他们也没有被那种强烈信念所激励。
这些领袖往往精通巧言令色之道，他们一味追求私利，善于用取悦于无耻的本能来说服众人。鉴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他们归到野心家的队伍中去。
野心家可以利用他们的手腕在群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这却只能奏效于一时。因为他们只是受野心和私欲的驱使，而这是无法令他们做到丧失理性的。
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
在1095年，十字军在众多领袖的领导下向圣地进军。在所有的宗教领导者之中，最显赫的是一个叫“隐士彼得”的人。他又老又矮、肤色黝黑，不吃面包也不吃肉，只吃鱼，并且赤脚行走，衣衫褴褛。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卑微的人，却能用几句话就激励别人。几年之前，他曾经试图到耶路撒冷朝圣，但受到了土耳其人的虐待。在他回到欧洲之后，就成了收复圣地的死硬分子，心急如焚地想要报仇。
引领德国农民焚烧教会法典的路德，在一次回家的路上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当时雷声轰鸣，闪电撕破长空，而他则神奇地被雷电击倒了。这让他感到惊恐万分，苦苦哀求神灵饶命，并起誓愿意进入修道院来报答神的恩泽。从此，这个人把一生都献给了同教会的斗争。
在1496年的意大利，信仰“上帝之城”的萨伏那罗拉多次煽动信徒闹事。当教皇试图用一顶红衣主教的红帽子来扶绥萨伏那罗拉时，这个人傲慢地回答说，他只希望是一顶“用血染红的”帽子。
于是在第二年，这位宗教狂煽动佛罗伦萨的民众进行了暴乱，将美第奇家族颠覆，随后在德拉西尼奥列广场上，以一把大火烧毁了他所厌恶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包括了但丁的著作，奥维德、薄伽丘、彼特拉克的诗歌，所有古希腊哲学家的书籍，西塞罗的历史作品以及大量珍贵的绘画作品、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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