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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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楼上的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正在商量要事，他们一听值班人员介绍说有位不明青年来了，叶剑英和曾希圣用眼睛对视了一下，说：“你先去看看。”

曾希圣下楼。见了这位青年问：“请问，你是……”

“我姓张。”年轻人显得特别兴奋，因为他一看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位“领导”。接受他扶了扶金黄色丝眼镜，道：“我叫张蔚林，在戴笠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

戴笠手下的军统总部干电讯工作？这不是敌人心脏的人物吗？曾希圣一听内心强烈一震。他强忍震动地静心听着小伙子继续讲：“我是来找党的。我在上海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关系断了，我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并且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如此冒然！曾希圣是位老革命工作者，在重庆这个敌人的大后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要随时警惕。这也是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一向强调的原则。他感到眼前这个年青人太特别了。

“我恨透了国民党对日本的投降政策，我要离开这个特务狼窝！请让我到延安去吧！”年轻人很慷慨激昂地说着。

曾希圣毕竟是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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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而我们经历调查和研究后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位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曾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剑英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巨鹿路，校长是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长的魏大铭。魏原是上海国际电台的国际报务科长，因私设电台、从事金融投机而被国民党交通部开除。因魏与戴笠是同乡，在戴的介绍下参加了复兴社，并被委派为三极无线电学校的校长。　在三极无线电学校的学生中，魏大铭每期以动员到军队服务为名，蒙蔽、欺骗一些人去军统工作。张蔚林在魏的欺骗下，被转往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第八期受训。半年后毕业，分配到军统南京无线电总台（后迁重庆）担任通讯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军统在撤离南京前，派张蔚林到皖南赣北一带，在敌占区从事秘密电台的潜伏工作，任景德镇分台台长。在此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陷在敌人铁蹄之下的情景和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的累累罪行，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而共产党的军队，装备虽然落后，却能出奇制胜，消灭敌人，又使张蔚林由衷地佩服。这一切，使他的思想逐步地倾向于革命，相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人民抗战的革命党。不久，军统又派赵力耕、杨洗、陈国柱（均为武汉通讯技术训练班毕业）等人，到皖南的宣城、宁国补充那里的潜伏电台通讯人员。由于身在偏僻的敌占山区，生活较为艰苦，加之国民党的法币不断贬值，上层人员又克扣薪水，引起了张蔚林的严重不满。1938年5月，他暗中串连赵力耕、杨洗等人和其他电台人员，联名向军统局拍发电报，要求增加工资，搞得上司们十分狼狈。于是，电台科长以张蔚林秘密串连、煽动闹事为名，报请电讯处，请求批准给他严重处分。当时，电讯处长魏大铭是挂名的，实权掌握在副处长董益三手中。董曾担任过军统杭州无线电训练班主任，张蔚林是他的得意门生。因此，董收到请求处分张蔚林的电报后，把它悄悄压了下来，并借机把张蔚林调到重庆，分配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负责侦收各个电台发出的讯号和控制电讯器材的供应工作。

张蔚林来到重庆后，看到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更加大失所望。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几位年轻人在一起时常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痛恨自己身陷敌营，决心找到共产党，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对于张蔚林订阅《新华日报》，董益三在解放后的回忆材料中写到：

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愤发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幢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也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如下两首七言诗：

四方多难上庐山，

万般无奈一往还。

纵使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世上庸俗骨，

历来不惯住仙乡。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那些包括戴笠在内的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诞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屋所累”为由谢绝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和焦虑。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山，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同志委托，并决定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负责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光烈士（1917—945年），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光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938年秋，杨光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光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共产党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我地下特支成立后，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积极投入地下秘密斗争。　1940年3月，杨光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光同志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945年），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在从海城流亡到关内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奸淫掳掠、血腥屠杀的种种残暴罪行和东北同胞扶老携幼，流离散失所，倍受蹂躏的苦难，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无比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