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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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校长在1998年5月北京举办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上说：“大学应该成为打扫这个日益发达的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尽管大学与社会不可能完全分离，但是大学的作用之一就是用良知批判社会。”在这次会上，与中国大陆大学有着相似背景的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的发言则说：“过去几十年，台湾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已经使我们的大学校园带有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我担心大学所崇尚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精神会丧失殆尽，大学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相对于这些大学忧虑，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则表现出极大的乐观。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说，大学应该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科技大学校务主任汤洪高说，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接轨。北方交通大学校长王金华说，大学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在大学校长论坛的演讲合集上，相比较于西方著名大学校长的发言，中国大学校长的讲话对我们的大学理想有了一个清晰得令人心寒的表白——大学毫无原则地适应社会。

人格力量的教育在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枯萎，即使在我们大声疾呼“素质教育”，大叫如何进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同时，我们的大学依旧没有关注到学生的个人发展，所谓素质教育创造性培育，不过是把这些年轻人看作一样可以更快产出经济效益的工具。我们的教育家在不断呼唤，我们应该培养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因为他有创造性，他可以让自己的财富到达一千亿以上。在这些人所看中的不过是比尔·盖茨这样的金钱标志符号。真正的大学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的。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应满足于培养伟大的人物，尽管大学里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这种教育使人对自己的意见和判断能有一种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就在我们的大学还未意识到大学真正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培养的方向是什么的时候，“人力资本论”又把学生打入工具行列。在这个时代，知识经济成为教育界最时髦的口号，而科教兴国再次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是为具体事物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学生或者教育本身而存在。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在1959年，发表了有关理论的第一篇论文《人力投资——一个经济的观点》。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论文与讲演中，这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强调，传统的经济理论仅仅包含了生产资料和货币，而忽视了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能力。如果忽视人的能力，经济增长无法得出合理的结论。在这个倾向于数字结论的经济学家眼力，人力与物力是平行关系，他在论文中写道：“（教育）主要是一种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个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类似于普通耐用消费晶的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生产物资。所以我主张将教育看作一项投资，将其结果看作资本的一种形式。”

但是，显然教育对利益的重要作用，在50年代之后被迅速地失去控制地强调，原因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中占用越来越大的比重。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的著作《人力资本》中估计，大学四年的投资，按一名男性毕业生的平均工龄来看，每年可得到大约13％的利益。这一估计与马克卢普的看法遥相呼应：“大学毕业生同高中毕业生相比有更大的赚钱技能。”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迅速被异化成一个争取未来利益的场所，教育中关于人的要求因素被大大忽略。这也衍生出一个学历社会，专业证书成了被教育者的最重要的追求，几乎进入一种盲从阶段。MIT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72年著文认为：“随着受过教育的劳动力的供应增加，人们发现必须提高教育水平以保护他们目前的收入。如果他们不提高，别人会提高，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目前的工作不能再得到什么。教育成为一种好投资……是因为如果别人受到教育而他们没有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收入。实际上，教育成为保护人们‘市场份额’的一项必要的保护性开支。”丹尼尔·贝尔等“后工业社会”的鼓吹者也一样，他们都把大学视作科技的产生地，经济的原动力。丹尼尔·贝尔认为，大学等研究机构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社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大学可以不断产生新的技术发明。而关于人的位置，这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似乎缺乏关注。大学似乎是在训练一种人力，而不是人格。但这种教育迅速暴露了它的致命弱点——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漠视，人文学科在大学没有得到足够重视。1984年，31位美国知名学者组成美国高校人文科学学习状况调查小组，经过几个月努力，完成《必须恢复文化遗产应有的地位——关于高等学校人文学科的报告》，报告认为：“人文学科是一套知识体系，一种探索的途径，把严肃的真理、合理的判断和有意义的思想传达出来。它告诉我们国家及其他世界的人们是如何设法对付生活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的。那就是，正义是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保卫什么，什么是勇气，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鄙的，某些文化为什么繁荣，某些文化为什么衰落。”而美国联邦政府教育部门也认为，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目的和经济作用，学生只是为了今后的职业需求而上大学，课程过分专业化，低估了人文科学对培养人的道德创造力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作用。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文部省在对1967年后20年中的教育反思，认识到这20年来的“教育荒废”。为了迅速赶超工业文明，从而忽略了青年学生的精神需求，使日本青年在接受教育之后却变得更加沉沦。而耸人听闻的奥姆真理教的成员中竟然有相当部分是日本各大学的尖子学生，他们接受奥姆真理教的影响，成为野心家与阴谋家，并试图制造大规模杀人。

真正的教育的终极目的从来都是对人的完美性的追求。就像康德所说的：“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尽管这种理想在现代社会被不断扭曲，大学越来越被看做职业训练场所，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具有良知，对于人类抱有深切忧患意识的教育家来讲，大学必须保持“对人的培养”这一根本性原则。如费希特所说的：“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全民族的事，要教育的是整个民族。”

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此时被前所未有地进行扩充，它的任务是“科教兴国”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历史告诉我们，当教育过于执著地为别的目的，而非自身服务时，它的效果往往很糟糕。我们错误地估计了教育对于刺激经济的作用，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发挥长远的作用，而非短期内的效益。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杜时忠在考察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力时发现有关“人力资本”的学说至少存在三个主要缺陷：

一、教育投资论把国民仅仅看作生产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从根本上是非人性的。

二、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制度的目标限定在为经济增长服务上，把重点放在职业培训上，这在实际上根本行不通。一方面，在急剧的社会变化和技术革新的条件下，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人力需要不可能。第二方面，作为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要求学校培养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却造成其中大量的学非所用，以致造成一个学历社会。

三、教育投资论鼓励人们，要想取得高收入，就要求高学历，结果带来没有任何好处的学历膨胀社会。

于是我们发现那些所谓的大学生，在没有理想的牵引下，他们似乎有点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这位伟大的人物说道：“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

任何一所优秀的大学都应以培养学生这种对生命本质的不懈追求为己任。这种精神的培养关乎生命的全过程。人不仅仅是动物，生命从一段黑暗到另一段黑暗，这中间他们有幸走过一段光明的称作人的道路，因此，他们应该在这段光明之中，探究人的意义，寻到灵魂。而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

哲学家周国平曾说：“我喜欢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幻想家总是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这种幻想观念其实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拥有的。

我想起了哈佛校长陆登庭在北大讲演时所说的一句话，它激起了长久的掌声：“大学帮助学生寻求实用和令人满意的职业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大学教育的杰出性是无法用美元和人民币来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是使我们在自己的专业中提高生产力，而是使我们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它帮助我们的科学家欣赏艺术，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用其他方法无法掌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它使我们作为个人和我们社区的成员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看，这个激动人心的地方

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纽曼

一

13世纪，当一群年轻的僧侣集中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中研究“一根针尖上是否可以站立着七位天使时”，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聪明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传授学习神学知识的方式却造就了大学的最初形态，它是黑暗漫长的中世纪里最伟大的遗产。美国的《生活》杂志把“大学”视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延续整个世界文明的场所，也培养了大量全面了解这个世界的智者”。

在这九个世纪里，尽管大学的模式不断变迁：从最初的意大利的博罗纳大学创立，12世纪的巴黎大学的兴起，到14世纪的牛津、剑桥的古典主义模式，或洪堡19世纪在柏林大学的改革，再或20世纪，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如日中天……但是在贯穿历史的主动脉里，大学始终是人类主要精神资源的传递者与创造者。在18世纪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大学的理想》中，大学是我们重温苏格拉底的智慧与但丁的风采的地方，是一个培养性格知识完美的绅士的地方；在19世纪早期德国人洪堡的实践中，大学是发现创造现代科学、探索人类未知领域的地方；在19世纪后期英国人亨利·约翰那里，大学是一个聚集了热情的年轻人，对世界进行讨论的地方；在20世纪初美国人佛莱斯纳的《大学》中，大学是一个有机体，是社会的表征，是批判的把持一些永久性的观念的地方……简而言之，大学是一个提供理想主义精神的场所，它可以表现在：1。对伟大的文明传统的继承；2。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研究；3。对个人品质的完善。这种理想使得大学成为激动人心的让年轻的灵魂在伟大的领域游荡的场所。正如纽曼所说：“大学不是诗人的圣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也由于这种理想的支持，从中世纪起，大学就具备了一种孤芳自赏式的独立风格，它试图用精神气质来引导社会。

二

灰尘下的历史是如此光芒四射，这让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当大学理念已经引导了西方数百年的发展之后，我们的大学却依旧没有成型。中国的大学除了在研究教学实力上落后之外，更重要的是，大学并非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激动人心的场所。因为，我们的大学普遍缺乏这种理想主义精神。那么，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什么？

经过摧残人性的高考试题，你侥幸得到了那张视为生命目标的录取通知书。一张半价的火车票把你带进了大学校园；四年之后，你离开了这里，在这段最为青春的岁月里，你得到了什么？150个学分，摩擦臀部的板凳，陈旧的教材，一个还算漂亮的女朋友，没完没了的自习，刚好可以去美国的GRE分数，计算机或者律师证书，当然还有一张证明你在这里生活过四年的学位证书，它帮助你找到一份工作……

这一切让人沮丧，但确实是一个事实。在90年代的中国，大学是一个愚蠢自在地消磨时光的地方，或是一个背烂英语单词或者学会其他实用技能的地方，它无法激发起青年的热情。你可以试着去和一个所谓的大学生交谈，在经过最初的自我介绍之后，你很可能会陷入某种僵局。你不知道该和他谈些什么，社会、思想或者文化，这些主题似乎都离他们很远。除了一些他们天天打交道的专业课程上的术语与实用技能，他们所知甚少。大学像一个巨大的专门知识工厂，在一条巨大的流水线上，年轻的心被整齐地打造好，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中的某一项工作。即使当整个教育界在高呼素质教育，或者培养综合人才，大学依旧是没有前途的。因为，目前的一切形式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大学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大学必须鼓励年轻人的灵魂可以自由探索、游荡。他们必须在这里毫无拘束地观察世界，并赋予他们一种内在的崇高精神，让他们可以完整地独立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大学自身必须具备独立精神，特别的魅力。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价值》中有极好的论述：“大学虽然不能给你这个或那个实用技能，但它会为你的全部智能提供比技能更重要的因素。它们教诲你，使你变得知书达理；它们成为你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这句话用来解释上大学的目的再合适不过了。“大学是一个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人。”西方人文主义的这种教育观点在中国有了极其有趣的阐释：中学是“死哭”（Shcool），而大学则是“由你玩世界”（University）。这种插科打诨或许正暗示了大学的目的：更广阔地观察这个世界，像一个完整的人那样思考。这一点正如英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