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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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华尔街预期安然公司每股收益可达0。32美元。高级管理人员一遍又一遍地审查了一份每股收益为0。32美元的收益报告，但是在最后的报告中，每股收益变为0。34美元。安然公司董事长和首席运营官杰弗里·斯克林（Jeffrey　Skilling）声称：这项改变会使股价持续增长。

2001年2月6日，安然公司连续6年被《财富》（Fortune）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安然公司以其质量管理、产品质量和员工的人才质量排在了《财富》评出的“最受尊敬公司”的前20位。无疑，安然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或者说看起来是正确的）。肯尼斯把安然公司的成功归结于：世界各地员工对创新概念的贡献，使我们在当今高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取得成功。然后安然股票以接近其历史最高水平每股90美元的价格成交，并呈现出符合商业成功准则的惊人的增长曲线。

也就在同年的12月2日，安然公司宣布破产。安然股价降至每股0。30美元，　630亿美元在破产中蒸发一空。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生活积蓄。安然公司的嘎然终止同时也打击了国际五大会计公司之一——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和它分布世界各地的85　000名员工（包括那些帮助篡改账本的会计员）。这些“精明人里最精明的家伙”（在一本畅销书中有人嘲讽地称呼他们）使安然突然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公司之一。如此令人惊奇的商业成功故事是如何变成一场噩梦的呢？

安然公司的传奇真是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一群非常聪明且心地善良的男男女女努力工作，创建了一个成功的公司。起初他们的确如此，做优秀的商业决策，带来一系列积极的效益。他们建立了安然，但是，他们违背了未来时间观以至于断送了最初的成功。与此同时，他们一致同意采用现在时间观。他们以未来为代价，把精力放在现在，优先处理现在的事务。早期，安然公司高管认为：未来的结果可以通过伪造收入报告获得，但是到2001年为止，安然已经失去以打造成功企业为长期目标的远见，而只把重点放在产生飚高的季度收益上。他们只着眼于眼前的3个月。据阿瑟·利维特（Arthur　Levitt）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说：“安然公司成长于商界里到处都有的赌徒文化中，它过多地关注股票价格和季度收益上，而将道德准则置之脑后。”

安然公司高管实际上是在赌博。赌徒心理使他们只考虑现在，他们无法顾及当下行为给公司未来造成的消极甚至可怕的后果。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那些不是团队成员的人会被晾在一旁或被清除掉。他们就像在真正的赌场中那样，把钱投进来，为了投资者及安然公司的短期收益，暗中操纵着季度赌博。

安然高管共有的时间观念同样也激励了大家采纳只顾眼前的做法。最终，16位高管就各种欺诈指控而承认有罪。而肯尼斯和斯克林则更严重，陪审团判决他们犯了欺诈罪。因为在公司倒闭数月前，已经有安然公司的员工明确提醒过，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明明知道做的事是错误的却还不悔改。2001年8月，安然公司的行政发展主席谢伦·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在给肯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非常焦虑：因为我们将会在一场会计业丑闻中曝光。在安然公司八年的工作经历在我的履历表上变得一文不值，商业界认为安然过去的辉煌只是会计行业里一个恶作剧罢了。”沃特金斯看到了危险，并且她警告过自己的上司。他们知道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相信危险即将到来，忽略了她对未来的预见。

一群精明人为何变得如此愚蠢？当然，他们并不愚蠢。为了增加安然的收益，他们所运用的这种复杂（但不诚实）的财政政策是极具创造力的。他们非常聪明，如果最初他们能够着眼于未来，或许永远不会看到今天这种结果。尽管时间在不断流逝，但贪婪消解了他们的未来时间导向，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时间导向，而这种导向使他们不会考虑自己作为一个肮脏腐败的混蛋而被抓住的前景。最终，他们除了看看下一份收益报告，再也看不到更远的未来。

与肯尼斯、斯克林以及其他人不同，沃特金斯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她想让过去的成功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积极的作用，而不是毁灭性的作用。但是，即使沃特金斯给安然高管们画了这样的“联系图”，他们的时间观还是使他们看不到其中的联系。

列宁有句名言说道：“资本家将会卖给我们用来绞死他们的绳索。”他相信，资本家不仅仅是贪婪的，他们还会将重点放到现在并且只在乎今天卖绳索所得的蝇头小利，忽略了明天被绳索绞死的可能性。在安然公司的倒闭中，安然和华尔街以及那些个体投资者，他们相互卖绳索。他们全都将重点放在现在，以至于他们没有看到未来这根绳索会勒紧自己的脖子。安然公司的领导确实犯有欺诈罪，但是那些知识渊博的投资者们也是此次倒闭事件的同案犯。

我们的及时满足文化给安然及其他公司带来了极大压力。就事论事的话，上市公司通过自己的表现对股东们负责并非坏事，但是今天表现如何的这种压力，冲淡了对未来表现如何之后果的关注。这就像是在马拉松长跑中，我们每91。44米就颁发冠军奖牌，而不是在运动员完成42公里195米之后。对短跑时期的表现感兴趣并不是件坏事，那也是为什么有百米赛跑这项比赛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对长期表现感兴趣，那么着重于短跑时期的表现，就可能在比赛结束前产生肌肉扭伤、疲劳或失去重心等危险。商业与投资就像是马拉松长跑，但是我们的文化一般是把它们当做短跑来对待的。

采取短期时间观，不利于公司健康或国家经济福祉的长期最佳利益。真正成功的资本主义本应把重点放在创办盈利的商业模式上，以满足社会及其“各代”而非“各季”成员的需要。受贪婪驱使的资本主义是自私自利的，不惜以其他所有人和环境为牺牲。它变成一种行政上的邪恶力量，其中底线盈利计划就是最终目的，而达成这些目标的那些不道德非伦理的手段因此又变成“正义”的了。如果公司的法律顾问能使这个过程合理化，它就是“任何手段都可以”的过程。

正当我们写这本书时，一场与安然公司相似的危机正悄然发生在美国房地产业。随着利率的提高，银行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贷款给超出支付能力的买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无法支付高额房贷而将房屋抵押，他们变得无家可归。全国各地的许多社区失去了稳定的业主，银行资本缩水，自主权丢失，许多高管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明确未来的次贷危机将对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缺少对抵押贷款人必要的监测，允许快速致富计划作为投资王牌，这再一次说明，在当前和未来的方向之间缺乏平衡，是企业和政府发展道路上的灭顶之灾。

时间——商业中最稀缺的资源

人们对于时间和企业的认知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但就在100多年前，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ow　Taylor），一名美国工程师，发明了科学管理。他进行时间和劳动的研究旨在提高员工的效率，以便尽可能从每个工人的工作时间中挤压出最大产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观念逐渐失宠。因为工人认为：泰勒站在管理方的立场，想尽量在劳工身上榨取利润。在今天，美国制造业的劳资鸿沟仍然存在。

100多年以后出现了和泰勒不同的管理方法，日本的汽车业成功取代了美国的汽车业获得霸主地位。他们以领先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科特·勒温（Kurt　Lewin）的研究为导向。科特·勒温的研究表明：关键是每个成员都要相信他正在为这个团队做贡献。但这样的观念，对于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们而言，是一个代价昂贵的错误看法。

早在20世纪，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写到，像50年一遇的洪水那样，资本主义释放一波又一波的破坏力量。熊彼特指出：大多数时候商业运行是非常顺利的。其后每50年左右，就会有一名企业家以创新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但由于创新取代了旧的方法，新的隐患也随之诞生。一些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认为，商业周期的时机是不同的，但大多数认为，理解商业的关键是理解时间。例如，《财富》杂志的编辑马克思·韦尔（Max　Ways）曾在1959年这样预言：“社会变化的步伐是以往数百年平均步伐的50倍。”从短期观点看，安然公司是立足眼前的；从长期观点看，熊彼特是朝向未来的。

在20世纪60年代，管理界巨头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和社会学家出身的剧作家菲利普·斯莱特（Philip　Slater）写了《当前社会》（The　Temporary　Society）这本书。他们认为，变化的步伐将继续加快，直到一切事物都变成是短暂的，这预示着一个重大的变化，在过去，只有每50年左右会发生一次变化，而现在则突然接连不断地发生变化。今天，我们严格区分互联网时间和真实时间。这些由熊彼特所描述的一波又一波的创造性突破和改变都变得如此平常，变化成为常态与永恒的事情，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熊彼特沉寂50年的商业周期现在变成几秒钟内就可以发生，并很快就将转变到在微秒内发生变化。

时间是问题，时间是团队的组成部分；时间是对手，时间是全球性的发展动力和变革的催化剂。在所有这些观点中：时间、金钱和商业都是相互关联的。然而，今天关于时间的旧观点继续主宰着经济。例如，稀缺性是经济理论中一个基本概念。古典经济模型假定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源，企业经济的作用是在相互竞争中分配稀缺资源。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质疑古典经济学关于稀缺性假设的有效性。他指出，稀缺已不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的决定性特征，因为许多国家，尤其是八国集团中的那些国家，有足够的基本资源，比如食品和住房。事实上，我们有许多多余的资源，我们使货物变得“时尚”　，使之更可取，从而维持人为的需求水平。例如，魏特沃德餐具是第一个认识到供应超过了需求的制造商之一。在其早期历史上，魏特沃德生产单一风格的餐具。这就是问题，因为一旦一个富裕的家庭购买了一套，他们的需要就得到满足。为了人为地扩充需要，而由此增加利润，魏特沃德制造了第二类餐具。今天，我们能看到同样的情况：商标名称的不断增多，同类产品的多样化，从手袋到衣服、鞋、香水还有床单等都是如此。

经典学说的捍卫者辩称：如果凯恩斯是正确的，如果稀缺已不存在，经济将发生很大变化，但实际并没有。为什么不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因为有形资源变得丰富，而另一个被低估的资源——时间，实际上已经变得十分稀有。时间是所有资源中最稀缺的，它的可用性在不断减少。

想象你是个企业家，正打算创办一家企业，它将出售一种革新的甚至是革命性的镇纸系列产品。你的初始资源有限，你的资本只有你的新型镇纸这一伟大构想——这是你的智力资本，另外就是储蓄账户中的500美元。人力资本就是你自己去从事所有的繁重工作。资源稀缺、一个伟大的构想、500美元、一个人，这就是原始资本。但你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成功。你该做什么呢？你可能会寻找投资者，甚至是风险资本家，以支付你的业务费用。设想一下，他们对你的想法感兴趣。他们写信给你附带100万美元的支票，并且突然间资源变得富足，你有足够的所需的一切，你可以开始业务。

你用这100万美元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支付设备运作的人力费用。企业发展的态势确实不错。自从你启动了新型镇纸项目，3个月过去了，你开始梦想着用你准能挣到的钱买一个加勒比海的小岛。然后灾难降临。你知道了另一家公司正在制作同一种镇纸，而他们从研发到生产只用了1个月时间！你恐慌了一会儿，但是想起，你以前需要更多的稀缺资源，比如金钱、原材料、仪器和劳动力的时候，你的风险资本家朋友使这些问题烟消云散。你去和风险资本家们说你需要更多的时间，但他们却嘲笑你。你认为，如果没人肯给你时间，或许你可以自己买它。你想象一下去一个卖时间的商店，那里卖时间就像卖预付费电话卡。想象一下你走进去说要两张为期一个月的卡并且为了安全起见还要了两张一个星期的卡。唉，这种商店根本不存在，我们可以买卖任何资源，只有时间是个例外。

时间的无价性使它变得很公正。我们都不得不玩好时间发给我们的这手牌。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不能买更多的牌或者交换我们手里的牌。无论如何，我们可以学会把手中现有的牌玩得更好，而这正是我们想通过本书来表达的意愿。

出售未来

预测事业的成功就像我们想象中的镇纸公司的经营状况一样困难。尽管历史上许多人都曾经成功地尝试过，比如说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Peter　Lynch）和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他们都能很准确地预测事业的成功以及让商业周期延长。一些预言家可能确实有特殊的预见力，能准确预测到未来的商业发展情况，而其他人则无疑是随机化的受益者。例如，让我们假设一下：一个财务顾问能预测到股票涨落的几率是60％；我们还假设一下世界上有50万财务顾问，并且每10年中都有一年他们会独立做两次股票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几率决定了有18位财务顾问的预测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18位财务顾问无疑将会被挑选出来刊登在《财富》杂志的封面，并就其卓越成就大加标榜。你将希望他们下一次选择股票时也百分之百正确。你甚至会自愿给这些能呼风唤雨的人送去你的金钱。请不要这么做，因为他们下次预测股票成功的几率还是60％，与原来是等同的。他们所做的18次预测还是只有60％的正确率，40％的错误率。没有一个人，甚至是很幸运的人，能够逃脱几率的魔掌。

预测未来是非常困难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这么做，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不断地使劲诱惑别人相信他们能做到这一点。财务顾问不是在投资者赚钱的时候才赚钱。他们也会在你赔钱的时候赚钱。无论他们的预测正确还是错误，他们一直都在赚钱。有趣的是，财务顾问靠出售他们的预测能力赚钱。而且他们已经很熟悉这个程序了，所以无论正确与否，他们始终都是赚钱的人。或许他们都希望我们能根据其预测获益，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卖预测比自己投资于股票更能赚钱。如果真能预测未来，他们会在自己的加勒比小岛上享受，而不是试着出售给你一支热门股票。如果他们能从自己的预测活动中赚到花不完的钱，他们就不需要把这些预测卖给你来赚钱啦。

领导者：改变未来

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津巴多开始他的教学生涯时，他邀请了一位年轻的社会活动家马尔科姆（Malcolm　X）在纽约大学做了一场心理学讲座。以下是津巴多的自述：

即使是在我们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里，当讲座一开始，20世纪60年代种族间的紧张气氛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尔科姆以攻击“蓝眼睛的魔鬼”（有些白人，特别是犹太人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