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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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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第19章 死亡旅行(2)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呼呼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第20章 到西安去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所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就发布全国通电,希望能得到外界的纷纷响应。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但是这份电文上,却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蒋介石的安全。

这当然是29军内部商讨过的结果。

萧振瀛走后,秦德纯上位成了第一军师。他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地。

但是——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儿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看完宋哲元的电报,张学良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盼来了电报,发报者的屁股却已经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阎锡山。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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