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河山一寸血-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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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本人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又在另一个地方重举义旗。

本庄繁都要崩溃了，眼前这个对手究竟是人还是神？

不过一胡子出身，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关东军一共四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劳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当地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那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下课！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为此倒霉的除了本庄繁，还有关东军司令部的那些大小参谋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军大改组”。

本庄繁以下，从板垣到石原，不是调任，就是调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历史总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关东军前后两套制造事件的班底，村冈和河本，因为张作霖而下课，本庄繁和石原，则是因为马占山而出局。

直到1932年年底，马占山才被迫进入苏联境内，从新疆转道回国。

他的离去，实际上代表着东北抗战一个阶段的结束。回国之前，这位东北战神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第36章　大泽起龙蛇

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第37章　大泽起龙蛇（2）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