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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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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此时的主要身份,并不是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而是政治部部长。

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第44章 从头再来(2)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反问了一句:假如现在你是北平最高负责人,我是你手下的一名师长,我用这种态度对待你,你作何感想?

之后何应钦并没再追究,更谈不上打击报复穿小鞋之类。

如果说何应钦是“儒士”,陈诚就是“金刚”,相互都看不惯对方,何应钦只要有把柄被陈诚抓在手里,后者照骂不误。

这么一圈下来,不老实的、老实的、穿长衫的、着军装的,陈诚几乎没有一个不得罪。

到宜昌失守,一股蓄积已久的情绪就像决堤洪水一样,突然宣泄出来。

其实大家都知道宜昌失守跟陈诚本人没多大关系,要追查责任,蒋介石和李宗仁的责任还更大一些,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借口。

你平时不是就喜欢“弹”你“弹”他吗,好,今天我们大伙也来弹劾弹劾你。

宜昌失守只是一根藤,顺着这根藤,陈诚的老底被掀了个底朝天。

远的咱们不说了,就看最近的,倒着往前数:枣宜会战,败了,宜昌失守;南昌会战,败了,南昌失守;武汉会战,败了,武汉失守。

这哥们儿压根就没打过什么胜仗嘛,敢情全是败仗,什么“四干将军”,分明是“三昌将军”!

南昌会战,陈诚不过挂了个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名,那仗跟他半根毛的关系都没有,真是没有最冤,只有更冤,冤得一塌糊涂,无边无际。

这种情况下,已不是你反驳不反驳的问题,而是泔水盆子扣脑袋上,让你想躲都躲不掉。

孔祥熙身为文官领袖,很少具体过问前方军事,此时也气愤地跑出来大嚷:宜昌如此重镇丢失,不杀几个将领,那还得了?

私下里,老孔说了真话:陈诚这个人,我向来帮他,不料他夜郎自大,得志之后反而咬住我不放,简直莫名其妙。宜昌这件事,他既然爱挑担子,那就让他挑到底吧。

几个回合下来,陈诚被整得满头大汗,第十八军的好几个将领都受到了处分,虽然没像孔祥熙嚷嚷的那样人头落地,但“土木系”已是威风扫地。

两个难题

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千人,军马更是接近万匹。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发生,陈诚别说反攻宜昌,能老老实实看住重庆的大门,就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给陈诚带来了机会——第十三师团为此被抽去了三成的兵力,只剩下三个联队。

从9月27日开始,陈诚调动五个军对宜昌展开反攻。

由于占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陈诚运用分割战术,很快就在外围将第十三师团的各个联队分别包围起来,其先头部队已到宜昌城下。

10月2日,蒋介石致电陈诚:不顾一切,三天内夺回宜昌。

陈诚调上战防炮,这回他开发了特种武器的另一妙用:不是打坦克,而是直接对准日军据点进行射击,穿甲弹、爆炸弹一起上,把据点工事轰塌了再说。

当时正好有一个东京慰问团在医院对伤病员进行演出,得知宜昌被包围,这些人脸上白粉也不用涂了,脸色变得煞白,再过一会儿,听到炮弹落入城内,手脚抖了起来,不让跳舞也要跳舞,又过一会儿,医院院长说,你们不用在这里表演了,换个场地吧,因为伤病员全拿着枪到前线去了。

到了新场地一看,地上死的伤的躺一堆,都是刚抬下来的,见到这一惨景,演员们哪里还有胆量和兴致表演,一个接一个地找借口溜出了医院。

10月6日,陈诚成功完成外围破坏,宜昌通往各地的公路无一完好,附近赶来救援的第三十九师团无可奈何,只有干着急的份儿。

第三十九师团临时想招,决定用飞机来运人。可是一架飞机每次最多坐八到十个人,多了载不了,到第三次往返时,还被陈诚发现,第六战区的高射炮一炮过去,机毁人亡,吓得第三十九师团和航空兵都不敢再使用这个蠢办法了。

10月8日,陈诚派部队乘坐民船,在长江上用迫击炮对宜昌进行打击,继陆路之后,又封锁了其水路交通。

此时,第十三师团已被打得乱七八糟,各个联队之间你救不了我,我救不了你,宜昌更是处于团团包围之中。

10月10日凌晨,陈诚集中一百四十门火炮,对宜昌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时之间,守城日军四面告急,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认为形势已无法扭转,遂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及机密文件,并且从他开始,全体高级官佐必须作好自杀准备。

他的参谋长连诀别电报都起草好了,上面特地提到,东京慰问团这回也得跟着倒大霉了,然而实在没有办法。

内山拿着电报看了看,觉得没说到点子上。

你虎啊,宜昌失守是要追究责任的,何况东京慰问团都栽了进来,不弄得像那么回事,就算自杀也讨不到好啊。

于是他“刷刷”添上:我们殉国了,而且是在高呼“陛下万岁”中殉国的。

明白师团长的意思后,参谋长专门叫来副官,让他组成一个敢死队,在电报未发出前想办法突出重围,以便以后向统帅部报告师团司令部的“悲壮场面”。

内山的命好,他的良苦用心最终也没派上用场。因为当天第三十九师团在第十一军司令部的严令下,终于不顾一切,拼死冲破层层堵截,到达了宜昌附近,除此之外,进攻长沙的日军也已被迫回撤,准备掉过头来对宜昌进行援救。

10月10日夜,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宜昌战场。

按照日方统计,日军此次伤亡接近七千人,尤其第十三师团受损最为严重,但陈诚仍闷闷不乐:就差一步,怎么还是进不了城呢?

此时第二次长沙会战已经结束,报端一片欢呼,照例又是“长沙大捷”,把宜昌反击战盖得没了一点声音,陈诚心里颇不是滋味,他对幕僚们说:伯陵兄(薛岳字伯陵)能打退敌人,我却攻不下宜昌,真不中用。

陈诚(左)性格非常要强,和关系很好的薛岳(右)也“攀比”战绩幕僚安慰他:我们本来就是策应长沙会战的,长沙胜利,不就是我们的胜利吗?您的战略战术没错,之所以未能最后攻克宜昌,主要还是部队战斗力欠火候,以后继续加强训练就是了。

陈诚当着众人的面点点头,但其实强颜欢笑,好长时间都不能释然。

蒋介石倒是很体谅陈诚。他到长沙去参加第九战区举办的祝捷大会,一开始就说,跟日寇作战,没一个敢主动反攻的,只有第六战区的陈长官例外。宜昌虽然没能攻克,但第六战区牵制了日军,使长沙会战获得胜利,实为功居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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