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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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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叶还不知道这一情况,刚上路时还一喜,因为公路上空空荡荡,既无人也无工事,给人的印象是守军早已望风而逃了。

但随后麻烦就来了,路边枪声不断,根本就不让你走安生了。等抬起头来找出处,那开枪的往山里一钻,无影无踪。

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先头部队刚刚扎下营来,一场噩梦也随之开始了。

广西桂军敢与“日本第一师团”

进行较量

7月26日晚上,李品仙兵团突然从大别山上猛扑下来,发动了声势凌厉的大反击。这便是太湖之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太湖不是江苏那个知名的湖,而是安徽的一个县。

李品仙兵团以桂军为主体。后者有广西猴子之称,在大别山区作战,就跟在广西境内的十万大山一样熟悉,他们跳来跃去,与日军争夺每一座山头和每一处村庄。

原本翠绿的山林在燃烧后变得一片焦黄,双方反复拉锯过的村庄则是房屋倾塌,弹痕遍布,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久经战阵的熊本师团看了也不禁为之咋舌。

桂军不光打得狠,频率还高,一共打了三天三夜,发动了近三百次大大小小的反击,平均每天一百次,别说吃饭睡觉,日本侵略军连解个手都没有时间。

熊本师团被打得号叫不已,等到后续大部队赶上来,李品仙兵团却已撤离战场,重新钻进深山去了。

人走了,可是仍然在不远处盯着你,随时准备再到你身上挠回痒痒。

补过之难

依山为战虽然打得漂亮,但毕竟只能从侧面袭击,要阻遏熊本师团向武汉前进,还得依靠正面阻击。

7月下旬,熊本师团跨过省,从安徽进入湖北,到了鄂东的黄梅县境内。

熊本师团是从合肥出发的,两个月内徒步行军才走了一千里,这要在平时,属于慢得不能再慢了。可你得看他们走的是什么路,天上不是烈日就是暴雨,地下则不是泥泞便是丛林,野外拉练,没有比这种更损耗体力的了。

光走路不行,还得打仗,前面的对手尚觉得不强,容易摆平,而后难度不断增强,刚刚摆脱李品仙在太湖的强力出击,在黄梅又碰上了刘汝明。

“七七事变”后,二十九军一共出了两个“罪人”,除了张自忠,就是刘汝明。

刘汝明是在徐州会战后期加入淮北兵团的。他打仗也格外卖力,可是他的运气不好,等到他上场的时候,正是第五战区整体进入低潮的时候,他再怎么拼命,也没有办法单独挡住日军坦克的集团式冲锋了。

徐州大撤退,人们都只知道一个张自忠,其实刘汝明也曾舍身作过掩护。

当时萧县被金泽第九师团攻破,那是大军撤退走廊上的一根柱子,倒下来的话后果很严重,白崇禧赶快让张自忠和刘汝明前去救急。

依靠两个前“罪人”的奋力一顶,五战区长官部及后续部队才得以安然通过萧县。

可让刘汝明气愤的是,张自忠之后基本洗脱了汉奸的罪名,自己却没能将功折罪,一直到武汉会战开始,“汉奸”阴影仍然不离左右。

本来刘汝明犯错的性质和得到的处分要比张自忠轻得多,然而一转眼,自己却成了垫底的,换谁心里都不好受。

陈诚曾专门派人到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任职。按理说,刘汝明属第五战区,陈诚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双方风马牛不相及,就算派人,也不用陈诚派,应该是由李宗仁或白崇禧派才对。玄妙在哪里,看到下面你就清楚了。

陈诚所派去的人,除了一个作战参谋,还有军统电台组!

在送那位参谋出发时,陈诚明确告诉对方:你此行的主要任务,不光是帮着刘汝明打仗,还要“建立政治上的联系”。

参谋马上就明白了,这是要让他监视刘汝明,一有异常情况马上通过军统电台向上报告。

说到底,陈诚还是怕刘汝明当汉奸。因为陈诚除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外,同时兼任武汉卫戍区司令,有协调全局的责任,万一刘汝明真的跟着鬼子反戈一击,就可能影响整个防线的稳定,两个战区到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刘汝明并不呆,他很快发现了其中用意,不由得大受刺激。

敢情张家口那事还没完啊!

因为新参谋与刘汝明实际也是旧相识,所以在他到任之后,刘汝明当着对方的面就大发牢骚,说我丢掉张家口没错,可是也不能说我一枪未放,是汉奸。

告诉你,我在张家口总共伤亡了一个师长、两个旅长、一个团长,阵亡了七个营长,这些人都不是自杀的,他们总不可能自己打伤自己吧?

可是刘汝明抗战不力,丢掉张家口,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处分令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他也知道一味强调伤亡数字说服不了人,徐州会战后期的那个段子又没几个人注意,于是只好从抽屉里翻出了过往的功劳簿。

他跟作战参谋同行,后者看到一个师长走路一跛一跛的,样子有些滑稽,就笑了起来。

刘汝明立刻正色相告:你千万不能取笑他,别看他跛了,可他是在长城抗战时跟鬼子肉搏时致残的。

又指着另一位师长,瞧见没,他也是在长城抗战时受伤的,只不过受的是轻伤,你看不出来而已。

接下来,刘汝明就差没指自己了——我也是长城抗战的英雄啊,罗文峪之战,率领这些人拿大刀砍过鬼子,难道你们都不记得了吗?

罗文峪之战是刘汝明一生的光荣

刘汝明或许会觉得很委屈,我犯的过错没有张自忠严重,徐州会战也卖力了,又有长城抗战的功勋,怎么你们还把汉奸帽子往我头上套,恁地不冤死个人。

光讲没有用,得看表现。

呆子沉下心来一想,是了,我跟张自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得一个个解套。

首先是身边人容易被盯上。

刘汝明二儿子的岳父原来在其手下当顾问,可是全面抗战开始后,老头子却投了日本人,当了伪军。

这就免不了让人产生怀疑:如此亲密的关系,别是你那亲家负责当“明汉奸”,而你自己留下来充“暗汉奸”,然后对我们里应外合吧?

刘汝明的回应很绝。

他不仅让二儿子离婚,与那个汉奸亲家翁一刀两断,还将两个儿子都派上战场,用高射机枪去打日本飞机。

这还不算,他后来又以军长的身份,将大儿子送去美国,不是镀金,而是学习飞行技术。

在海陆空三大军种中,空军向被公认是最危险的军种,尤其是中国空军,基本都是有去无回。因此在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肯送子弟去参军的不乏其人,但送去学空军的寥寥无几。刘汝明却是特例。

大儿子学成归国后服役于昆明机场,最后果真以身殉职。这事弄得与刘汝明素无私交的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也感慨不已,亲自去电安慰,还逢人就夸刘汝明此举了不起。

可即使做到这一步,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一句话

每个人掌握军队的手法和习惯都不一样。在原二十九军中,张自忠以严著称,相对而言,刘汝明对待部下就松,但他们都能控制得住各自的部属。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惯性,轻易还比较难改变,犹如墙上的螺钉,本来很紧,你硬要拧松一些,那它可能会掉下来,可是原来很松的,你偏要拧紧,也许短时间内豁口反而会越弄越大,在墙壁上同样立不住脚。

张军团军纪严明,士兵拉老百姓一头毛驴就得枪毙,刘汝明则军纪松弛,好些官兵甚至拖家带口,妻儿老小全随军从北方一路跟到了南方。

第10章 勇敢的心(3)

带着这么多累赘,走路是颇费劲的。北方尚有运输工具,火车、卡车、汽车,实在不行,还有马车,可是长江岸边尽为湖沼,连马腿都能陷进泥里去,所有衣物细软就只能靠手拉肩挑,弄得整支部队乱哄哄,看上去不像是野战部队,倒仿佛一支逃难大军。

正如从前春晚上一个小品所揭示的,你究竟是好是坏,有时人家会从外观上进行辨别。张军团一团正气,就算你把他们推到伪军堆里去,也会被人认为是“地下工作者”。刘汝明军乱七八糟,长官又有嫌疑在身,难怪容易被误认为“汉奸部队”了。

张发奎是北伐时代出道的正统军人,其人资格既老,性格也耿直不阿,本来刘汝明跟他分属两个战区,完全不搭界,可他就看不惯对方,曾经把状子递到武汉军委会及第九战区,控告刘汝明军纪败坏。

陈诚派作战参谋到刘汝明手下,一方面是监视,另一方面也是要帮他整顿军纪。

刘汝明意识到,他还是得依靠力战和军功才能改变自身处境。

包括刘汝明在内,他的部队都是北方人,不知道长江岸边的蚊虫有多么凶猛,南下时没有带蚊帐,到了鄂东后,到处都是湖沼丛林,又正值夏季,蚊声如雷,咬人甚烈。

李宗仁在湖北指挥作战时,有一次蒋介石亲临视察,为了表示与前方将士同甘共苦,便主动提出要在前线宿一个晚上。

统帅要作秀,但又不可能真的跟小兵们挤一个被窝,所以就得让老李挪挪地方,而前线条件又十分艰苦,即使是像李宗仁这样的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待在一座破庙里。

统共一张床,蒋睡,李就不能睡,后者无可奈何之下,便在桌上放了块门板,自己躺上去,把床让给了老蒋。

由于没有蚊帐,李宗仁自然被叮得叫苦不迭,而蒋介石虽有蚊帐,却没有把蚊子全赶走,他那样的年纪,蚊子在耳边叫两声都受不了,哪里能忍受得下去。

喊侍从人员来帮他赶,结果却是黑灯瞎火,越赶越多,最后的结果是整整一夜,两人都没办法合眼。

蒋介石到前线作秀,也只用待一个晚上,第一线的官兵却天天都得待在这里,一个个被咬得苦不堪言,由此就得时时面临疟疾的致命威胁。

蚊子会带来疟疾,其他东西也会,包括生水。

有人在前线曾看到一个负伤的士兵,自己爬到池塘边喝水,一边喝还一边祷告。他念叨的内容是:上天保佑,我喝了生水,可别让我打摆子,要不我就活不成啦。

这个士兵清楚地知道,喝生水很容易被染上疟疾。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不喝水会渴死,喝了至少不是必死吧。

疟疾当然不是不治之症,有特效药就能治得好,白崇禧后来在湖北前线也得过疟疾,就是靠吃奎宁痊愈的。问题是,在退守武汉后,一般市镇的药品早被抢购一空,奎宁如同灵芝仙草一般难觅,根本没法配备到一线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得了疟疾就如同被判死刑。刘汝明的北方子弟兵光病死的就有几千人,跟鬼子打仗都死不了这么多。尽管如此难熬,但刘汝明始终固守黄梅,上面不让撤,他就坚决不撤。

熊本师团在发动地面侵占的同时,还有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这玩意儿最是考验人的意志,先前跟作战参谋同来的,还有一个军委会的少将,这厮一听飞机响声就腿软,不久就告退撤回后方去了。

刘汝明跟作战参谋同在指挥部内进行指挥。所谓指挥部,其实不过是一间小草屋。这时有人前来报告:日本飞机来了!

参谋便再三劝刘汝明躲避一下,可是后者镇静自若,说不要紧,用不着躲。

直到日机飞临草屋上空,连参谋都怕了,刘汝明却仍然十分镇定。再催离开,他便回答:日机来,未必就会轰炸我们这里,轰炸我们这里,也未必就会轰炸这间小屋,就算是正好炸中了这间小屋,那也未必就炸中我们两人。

终不肯离开指挥现场。

刘汝明最后是接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黄梅的,奉命撤退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

附近的友军竟然提前七个小时后撤,从而暴露了刘汝明军的侧翼,刘汝明还没来得及组织撤退,指挥所周围就响起了日军的枪声。

刘汝明气得破口大骂,不过他没有掉头就跑,而是亲自率卫队占领小山头,以挡日军之锋。

他没走,是放不下八百个伤兵。他对自己的副官说,我在山头上顶着,你负责运伤兵,若是有一个没运走,我就杀你的头。

作战参谋通过军统电台,将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了蒋介石,后者闻之马上复电询问刘汝明的下落: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

刘汝明撤出后,参谋把蒋介石的回电拿给他看,看到那句话,刘汝明的眼泪都差点掉了下来。

事到如今,他还能奢望什么别的呢?一句话,也就足够了。

狂人师团

虽然侵占了黄梅,可是熊本师团伤亡不小,沿途又没有什么老百姓可给他们撒气,于是竟把一股无名之火撒到了顶头上司那里。

冈村在九江意外地收到一封发自黄梅的信函。

信是熊本师团的一个作战参谋写的,打开一看,不是请示,也不是汇报,而是赤裸裸的责骂!

上面说,我们“历尽艰辛,不惜牺牲”,这才占领了黄梅,可是为什么第十一军司令部对此毫无反应,究竟是何道理?

是何道理,冈村自己也蒙了。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收到熊本师团占领黄梅的消息后,第一时间用急电的方式给稻叶师团长拍去了贺电。

他把报务官找来一问,才知道事情的缘由。原来前一段时间战事激烈,无线电报应接不暇。译电员晚上都不能睡觉,但还是处理不完,现在桌上还积压着一大堆待译电文,给熊本师团的那份贺电也在里面,按顺序排,还得等上好几天。

冈村问:那我不是用的急电吗?

报务官苦笑着把双手一摊:您这个的确是“急电”,可积压的好多还是“特急电”哩。

其实不过是祝贺一下,说两句好话,怎么着,也不能比作战协调、武器调度这些事更急吧?

整个过程最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就在于冈村收到信后的态度。

无非就是贺电晚发了几天,多大的事啊,一个作战参谋就敢用如此尖锐的语句,对第十一军司令官大光其火,说出去,还真没几个人相信。

无论薛岳还是张发奎,就算他们本人对陈诚有意见,也只会放在心里面,除非脑子烧坏了,否则绝不会在这么芝麻绿豆的事上对顶头上司公开大放厥词,何况是身边的一个小小参谋。

可是冈村似乎完全被吓坏了,拿着参谋写给他的信,好像一个冒冒失失不知大体的小新兵,对自己“初临战场就犯如此大错”,深感“惭愧”。

冈村可不是真的初临战场,他年轻时参加过日俄战争,调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前,还在东北跟义勇军和抗联干过仗。

他这么诚惶诚恐,不是真的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不敢得罪熊本师团这个牛哄哄的绝对主力。

对熊本师团,他得烧炷高香供着,要知道,人家一个师团就干了江南几个师团才能干成的活。

冈村很快就急急忙忙复函,就自己的“过失”再三向稻叶师团长和他那一众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参谋们道歉。

当初,冈村之所以要打出“讨蒋爱民”的旗号,口口声声要整顿部队的“军纪风纪”,其实其主要指向就是熊本师团。

熊本师团在南京杀得中国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队人头滚滚,不法行为犹如家常便饭,这些事冈村都十分清楚,他也经常害怕这支“犯有暴行罪”的师团会影响日军的整体形象,从而招致中国军民猛烈抵抗。

说是要采取措施,可是看看冈村的举动,熊本师团声音一高,他还直哆嗦呢,管教,从何谈起?

老大管不了,其他小弟都看在眼里,个个不买账,所以在“军纪风纪”方面,冈村除了难得地作回秀外,就只剩下了四处张贴“讨蒋爱民”的标语骗骗人。

性情中人

刘汝明撤退后,守住黄梅之后的广济便成了第五战区的当务之急。白崇禧将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广济,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并将广济划为固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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