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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之门1619-第2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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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崇祯皇帝虽然非常明智的从南京那个大泥潭里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决，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逃脱沦为江南士大夫集团的傀儡的下场。虽然目前的崇祯皇帝在孙承宗和袁崇焕的勉力支持下还能够进行一些有限的挣扎，但是彻底的变成一个泥胎木偶，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可能。
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作为复兴党的势力范围，目前大体上处于稳定状态。
除了近千万的南方地区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被分流到北方地区以外，还有近千万人口的南方破产手工业者和农民正在和湖南地区、广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一起接受人手已经变得相对充足的复兴党的工业化培训和教育。
一条连通南北的铁路，正在湖南和广西地区兴建。
除了针对湖南和广西地区的一些山区还有一些“轻微”的军事行动以外，整个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目前都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大量的农场和工厂正在被兴建起来。而相对过剩的人口也被复兴党分流到了南海地区的复兴党国营热带农场中。
除了南明政府和复兴党控制的湖南和广西外，目前的云贵地区主要有两股势力。
其中一股势力就是被复兴党从陕西北部一路驱赶到云贵地区的高迎祥、李自成和张献忠闯军集团。
凭借着三千多全副武装的闯军骨干，在复兴党的有意扶持下，兵强马壮的高迎祥集团在云贵地区聚集了近十万的各路“好汉”。
除高迎祥的闯军集团以外，在云贵地区的另一股势力则是明面上还打着大明旗号，实际上却已经和云贵地区的土司们勾结起来全面**的黔国公沐启元集团。
在原本的历史上早就已经死掉了的沐启元在本时空活得好好的。在复兴党夺取了湖南地区之后，在云贵土司中威望极高，一直心有“大志”的沐启元，立即领兵对复兴军发起了军事进攻。
不过沐启元也算是比较倒霉，主持复兴军在湖南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的，是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让云贵土司胆寒了的马祥麟。带领着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四个山地旅，马祥麟轻松地击溃了号称十五万大军的沐家和云贵土司的联军。
五万多云贵土司兵在这场完全是一边倒的战斗里，直接就在战场上倒戈投降了。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还对十几年前在云贵地区横行无阻的石柱火枪兵记忆犹新呢。
缩回云贵的黔国公集团还没有舔好伤口呢，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就攻入了昆明地区。要不是高迎祥的闯军集团对云贵地区的气候还没有完全的适应的话，要是云贵地区的土司们一心支持沐启元的话，黔国公集团还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都是问题。
就这样，在1636年前后的南方中国，因为复兴党仍旧专注于地方建设，高迎祥的闯军集团，沐启元的黔国公集团，朱由检的南明政府三股势力，才能够得以暂时存在。
不过即使复兴党和这三方力量都处于敌对状态中，可是无论是南明方面还是高迎祥、沐启元方面，他们都和复兴党保持着紧密的商业往来。
第472章临时工高迎祥
第十五章、临时工高迎祥
1637年四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完成了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
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让王书辉有点没有想到，截止到1637年二月，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户籍录入人口已经达到一亿四千万人，和他原本推算的八千到九千万之间有很大的差距。
不过一想到从1620年开始，复兴党先后控制了湖北全省、河南和陕西南部以及山东东部地区，这几个地区的四五千万人口在十数年的稳定粮食供应和超时代的医疗卫生条件下，发生了高速的增长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要知道从新中国建立开始，因为国家对全中国婴幼儿和少年儿童的教育和抚养采取了全面或者部分买断的政策，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个别专门靠生孩子赚补贴为生的懒汉混账夫妻。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国家才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抚养法》，从法律的角度杜绝这种所谓的“吃儿女”的丑陋行径。
按照新的《教育抚养法》规定，因为国家制定了完善的退休政策，承担起了全体国民的养老工作，所以从法律实施开始，国家将不再支付给父母教育补贴，而是对所有未成年少年儿童以及婴幼儿天然的获得教育抚养的权力。
新的《教育抚养法》在一些后进地区（后占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荡。不过在政府比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的工作下，以及对部分冥顽不灵的“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阶级敌人”的镇压产生的巨大威慑，新法律的推行工作在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
其实这个法律对于那些十多年前就开始生活在工业化社会中的老根据地人民群众来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是三级左右的技术工人或者同等级的职工了，对于他们这些每个月可以赚到三千元左右人民币的人来说，每年三百元的教育补贴确实仍旧是一笔钱，但也已经不再是一笔大钱了。
而且这十年间，他们光负责生，不负责养，孩子从婴幼儿开始就由国家抚养、照顾和教育，他们作为父母只需要每个休息日去育婴院、幼儿园和初级少年军军营去看看孩子就行了。这样的日子，让他们相当的舒服。
国家并没有阻断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父母之情。但是国家却接过了对于夫妻来说最繁重最困难的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
他们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己孩子的成长进行任何的付出。在孩子从学习阶段毕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收获几个，能生的夫妻甚至可以收获十几个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有工作有能力的成年子女。
既不用履行作为父母的义务又不用承担作为作为父母的责任，还可以获得得到了国家全面教育和培养的子女，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因为子女的教育和抚养工作已经被国家接手，作为父母的他们还可以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享受游公园、逛商场、看电影、看话剧等等“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充分的销自己的工资购物和享受。在新的《教育抚养法》颁布之后，他们又明确的认识到了自己的养老也是国家承担的。所以完全解除了后顾之忧的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反对国家的政策了。
其实从后世的角度考虑的话，现代中国的父母其实也并没有真的就承担起了多少对自己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工作。从王书辉的经验讲，他在现代社会接触到的那些年轻夫妇，都是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扔给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抚养了。
等到孩子大了一些以后，上幼儿园，上小学这个阶段，一般也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负责接送。等到孩子上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都在类似于监狱的全方位中学里读书到考大学。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现代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其实有百分之八十左右就是单纯的经济付出。而那些现代中国的年轻父母们，也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自己的子女日后会赡养自己。他们的养老问题，都是依靠社会保险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复兴党中国看起来确实好像为那些新生的国民付出了大量的教育和抚养资源，还要承担起老国民的养老工作。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讲，老国民们一直到退休之前（中华人民民主帝国的退休标准为男六十五岁女六十岁）一直在工厂和农场中工作，其实国家给他们养老的付出，根本就是对他们在退休前劳动创造出来大量价值的一种回复。
通俗的讲，国家付给他们的养老金和相应的医疗待遇，都是他们过去自己赚出来的。更何况就目前复兴党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而言，一个老年人能够活到七十岁左右就已经非常的难得了。也就是说，国家为他们支付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最多也就是五年左右的时间。
而从新国民的角度来说，每年诞生的千万级的新国民中，需要为国家支付十五年左右的教育和抚养补贴的占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些占百分之八十的多数人，接受的是国家最高到中专（育婴院三年，幼儿园三年，初级少年军三年，中级少年军三年，中专三年）左右水平的教育和抚养。当他们中专毕业之后，就开始进入工厂、农场、军队等部门和单位，开始为国家创造价值，一直到六十岁、六十五岁左右。
而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左右的新国民会接受高等教育，在完成了育婴院、幼儿园、初级少年军和中级少年军以及大学预科（三年高中）教育之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各种大专院校）。
但是别看这些人好像要比那百分之百十的新国民多耗费国家四到六年（大学和研究生）的教育和抚养资源，在他们参加工作后，他们作为高等级人才本身为国家创造的价值要高的多。
从纯粹的功利的角度讲，国家为一个人付出十五到二十年的抚养和教育经费，但是却可以获得一个中高级水平的劳动者四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国家其实并不吃亏。
第一次工业革命对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可能并不怎么高。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文化知识和基本素质的破产农民就可以承担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工人的角色。但是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工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劳动者就可以轻易承担的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蒸汽机时代的维修工人可以依靠熟能生巧掌握蒸汽机的修理技能，但是到了电气时代，没有受过基本的初中水平的物理知识教育，想要承担一个普通电工的工作都是很危险很不容易的。
对于1634年建立的新中国来说，到1638年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想要在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电气化革命，没有几百万受过初中水平教育的劳动者作为基础那是非常困难的。
只有新中国的劳动者的素质越来越高，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深化才能够得以实现。
“没有一千万初中生，几百万中专生，几十万大专生，十几万大学生，想要实现飞艇布满天空，想要实现铁甲舰纵横四海，那就是一个妄想。”
王书辉在成都地区的“成都中等师范专科学院”成立仪式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到了上面的话。
参加仪式的成都地区党政军三套班子里，大部分人都通过报纸和广播知道了前不久复兴党上海造船厂成功的建造了一艘一千五百吨全蒸汽动力铁甲舰的消息。而早在1634年年初复兴党接收四川地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见识过中华复兴军航空兵部队那硕大无朋的飞艇承担对四川地区的敌情侦察和地形测绘任务的场面了。
当时作为四川军区副政委的现复兴党成都地区党委书记袁宗厚和部分部队干部还曾经专门登上过飞艇，体验过一回真正的飞天。
对于飞艇的复杂和“高端”深有体会的袁宗厚等人，对于王书辉的讲话深以为然。他们也都是有着中专水平教育经历的人。他们也知道，像飞艇这种“高水平”科技产品，没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和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根本就没办法生产出来。
至于铁甲舰的问题，别说铁甲舰了，就是普通的全蒸汽动力的木壳船生产对于工人和技术人员的要求有多高，他们也都是心知肚明的。毕竟他们中的不少人本身就有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经历。
袁宗厚今年27岁。身为孤儿的他1623年以十三岁的年纪进入复兴党位于枝江地区的第一个初级少年军学习。到1625年，他从初级少年军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复兴军。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袁宗厚在复兴军西北第一军团服役了三年。
1628年，19岁的袁宗厚进入复兴军陆军指挥学校学习。三年后的1630年，袁宗厚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指挥学校毕业，获得了一等军功章。随后就被分配到武昌第三兵工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到1634年复兴党筹备入川任务的时候，袁宗厚被抽调到了新组建的四川军区和马祥麟搭班子担任山地师的政委。
1636年入川任务结束后，林雨泽在卸任之前，专门向组织推荐了在整个入川工作中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表现的非常出色的袁宗厚负责新成立的成都地区工作。
因为目前整个四川地区还处于军管状态中，所以除了成都地区党委书记以外，袁宗厚还被复兴党中‘央任命为四川军区的政委。
所以从实际的角度讲，年仅27岁的袁宗厚不仅仅是复兴党成都地区的最高领导，同时也是整个四川地区的一把手。
从全国的角度讲，袁宗厚是第一个非教导团出身的复兴党高级负责人。在已经开始兴起论资排辈的风气的复兴党内，袁宗厚算得上是一枝独秀，他本人可谓是战战兢兢。
王书辉对于复兴党内的论资排辈的风气也有所耳闻。不过他目前还没有彻底的整顿这股歪风邪气的准备。对于他来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才是目前阶段最重要的工作，至于党内的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风气，他还不打算把它挑明了。
论资排辈的好处是，在地方上或者某个条条块块里面，有资历有资格的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资格和资历对党委的决策进行集中和拍板。从正面的角度讲，这样做确实可以提高党委的决策速度，可以快速的推动工作的开展。
论资排辈的坏处是，虽然不是明显的或者故意的破坏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但是资历和资格本身却是一种潜藏的破坏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的组织原则的因素。
单纯的就从四川地区的工作而言，因为袁宗厚在党内的资历浅资格弱，所以在四川军区对各项工作的决策上，他还没有对整个四川的工作一言而决的能力。不过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资历浅和资格弱，才使得整个四川地区的领导和决策工作都必须遵循着组织原则进行。
这种情况的好处是，四川地区的工作相对开展的比较平稳，各项决策都显得中规中矩。坏处则是，因为作为一号首长的袁宗厚缺乏一锤定音的能力，所以四川地区的工作开展的相对于其他地区要缓慢一些。
不过虽然袁宗厚不能像林雨泽主持四川工作的时候那样雷厉风行的推行四川的各项工作，调用以施恩和石柱地区的兵源为主的山地师，使用雷霆手段迅速绞杀和消灭四川各地不愿意接受中央政府领导的土司。
但是，在全川各地土司高层和不愿“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顽固分子都被复兴军山地师清扫干净之后，对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四川各地山民的教育和改造工作，袁宗厚领导的四川军区还是把这项工作做的很好的。
四川军区以老带新，用军队形式改造和教育新归化的四川山民，以播州地区为基地，不断的吸纳来自云贵地区的弃暗投明的土司兵回归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计划，赢得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承认。
看到大量的新归化群众在接受了军事化的管理、改造和教育后，已经开始成批的被稀释到四川地区的铁路建设兵团中的实际工作成果，视察完毕的王书辉对袁宗厚领导的四川军区的工作表示满意。
在考察工作结束之后，王书辉约见了袁宗厚和四川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布置了在粮食和军事物资上有限的援助正在和沐启元集团对峙的高迎祥集团的任务。
王书辉在会议上对他们说道：“
高迎祥这个人力资源运输大队的大队长，还是要继续当下去才好。他和沐启元在云贵地区搞的破坏越彻底，我们获得的人力资源就越充足，我们在四川地区的建设工作开展的就越顺利，我们未来接收云贵地区的工作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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