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2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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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上看我们就可以得知，国家出钱买断了那个女战士的教育权和抚养权之后，这位女战士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还是婚姻也好，都是由国家做主了的。已经拿到了国家提供了六年两万一千六百元的该战士父母，想要对这位女战士的婚姻大事进行干预，这本身就是不讲道理不讲规矩的事情。”

“当然了，这不是我这次要和大家解释的重点，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两万一千六百元的支出，我们再算一算国家在这个女战士身上的其他投入。”

“如果按照每个月六百元的生活费，每个一百元的学费，每个月五百元的住宿费，每个月一百元的医疗营养费计算的话。国家在这个女战士身上每个月要投入的费用就是一千三百元。不算其他，光是这笔费用，国家六年里的总投入就是九万三千六百元。这笔钱再加上前面的两万一千六百元，国家总共在这个女战士身上投入的就是十一万五千二百元。”

黄锦康话音刚落，几个人民代表就发出一阵整齐的吸冷气的声音。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两三年的这个时代里，以十万为单位的人民币，目前还是所有人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黄锦康看清楚了大家的表现之后，继续说道：

“大家不要觉得这十一万五千二百元人民币的投入特别的大。国家的投资是通过全体人民群众的劳动上得来的。这十一万五千二百元人民币里面，肯定有大家的一份，但是大家也别觉得这笔钱的不值得。”

“就本案来说的话，这个女战士的培养方向是医疗卫生方面。也就是说，在她继续接受了中级少年军和中专教育以后，她有很大的可能就会成为一名医生。这位医生，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整个莱州地区的所有人民群众服务。”

“国家的钱是大家通过劳动创造的集体财富。大家了十几几十万的人民币来培养一名医生，将来为大家治病这并不算是个亏本的生意，毕竟每个人都会生病，一名医生一生当中可以救助无数的人命。”

“但是在该案中，那两户人家在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因为几千块钱的彩礼钱就想让大家共同的投入十几几十万人民币打水漂，把一个未来可能会挽救大家生命的医生变成一个傻子的生育工具。”

“这就是我们法院为什么在量刑的时候会这么严厉的原因。毕竟归根及底，我们法院的工作是要通过法律武器维护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

后世有人说人是利益动物。这一点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在听到黄锦康的解释之前，前来进行巡视和审核的人民代表里面未尝没有觉得那个女娃的父母和那个傻子的父母都有点冤枉的。在封建社会里的子女就是作为父母的所有物而存在的，父母对子女有着全面的处理权的思想，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就可以清除的东西。

但是黄锦康的解释把两个家庭和子女之间的私事儿，变成了一个和所有的人都利益相关的公事儿了。

在这个角度上看待同样的问题，因为利益相关的原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站到那个女娃贪图彩礼的父母和那个想要给自家的傻子娶媳妇的罪犯爹妈那边去的。

所以说，黄锦康对于案件的解释虽然因为完全是站在利益的角度上显得有些缺乏觉悟和冷血了一点儿，但是这样的解释方法刚好是对于这些普通劳动者出身的人民代表来说最好理解，最能产生共鸣的方法。

送走了前来巡视和审核的人民代表之后，一直和黄锦康一起陪同人民代表的莱州地区高等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长李辞心对黄锦康说道：

“黄锦康同志，我记得当初你对院里的同志可不是这么解释的。我记得当初你对我们说的是，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初级少年军的女战士代表了先进的进步的生产力，而她的父母和那个傻子一家子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力。”

“你当时说我们复兴党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织，新中国是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前发展的先进国家。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作为维护和贯彻我们党的意志的法律部门，我们必须站在先进的生产力的角度上，通过法律清除所有妨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和阻碍，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当时你这番话当场就把全院的同志给镇住了，怎么今天你又换了一套说辞了？”

黄锦康听了李辞心的话，先是停下了往回走的脚步，然后认认真真的看了李辞心一会儿。在确定了李辞心是在真心实意的表达自己的疑惑之后，黄锦康才用一个非常严肃的表情对李辞心说道：

“老李你也是接受了专门的法律专业教育的。我记得《法学基本教程》中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就是法律的本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面对于法律的定义是，‘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个内容我没记错吧？”

李辞心点了点头，对黄锦康的话表示同意。

看到李辞心点头，黄锦康皱着眉头对李辞心说道：

“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个案件该怎么量刑不就很清楚了嘛！咱们中国是个实行人民民主制度的国家，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劳动人民。那个在少年军里读书的女娃，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员，是国家的统治阶级。那个女娃的父母都是不事劳作靠生孩子捞补贴为生的混账懒汉，那个傻子一家是在解放前就开始经营私营缫丝厂的剥削阶级，属于受控制的对象。他们都是国家的专‘政对象。”

“所以，哪怕不提他们已经触犯了专门针对他们制定的国家法律，单是从法律本身的性质来说，对他们进行最严厉的量刑，都是我们法院必须坚持的立场啊！”

李辞心知道黄锦康从部队转到法院之前有个“万事有理”的外号。可是直到今天，李辞心才发现这些政工干部说的话，真的很有道理。

第471章南方局势

过去首都是北京的时候，江南的百姓也好，官僚也好，士大夫也好，一直都觉得自己挺委屈。

甚至不少人恶意的认为，江南地区被朝廷征收重税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大明开国的时候，江南士民没有早早地表达对太祖皇帝的支持，反而支持了太祖皇帝的死对头。很多人都认为，似乎就是这个不好言明的原因，所以大明朝才会一直对江南地区课以重税的。

有钱的人总觉得自己的钱不够多，自己的钱应该更多。日子过得好的人，总认为自己的日子过的还不够好，自己还应该过得更好。

那些有钱的人，有权的人，过着好日子的人，可从来不会对没钱的人，没权的人，过着苦日子的人表示什么慈悲。在他们看来，那些人没有权，没有钱，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单纯的就是因为他们蠢，他们笨，他们活该。

他们觉得只有自己这样的上等人才理所当然的高高在上享受着荣华富贵，其他的人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活该。

这种心理，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理。别说江南地区地主阶级里层出不穷的官僚们了，就是江南地区的百姓也认为自己天生就是命好，生在了江南这块宝地。他们觉得因为自己的命好，因为江南地区的富庶和繁荣，政府就要向他们多征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对于江南地区的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如果不需要为整个大明的财政问题负责的话，他们自己完全可以过得美好无比。

这种想法，可不仅仅是江南地区的百姓的想法。或者说江南地区的百姓有这样的想法，和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集团，和江南地区的士大夫集团的宣传和鼓吹是直接相关的。

也就是说，作为掌握意识‘形态的地域性统治集团，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们，他们本身就是这么看待问题的。

但是话说回来，所有的想法和设想，如果没有通过实践进行验证，那都是扯犊子扯淡的胡说八道。用脑袋凭空想出来的道理，用嘴巴凭空说出来的道理，从来都不是真道理硬道理。

即使市场经济发达如明朝末年这个时代里，大部分“精英人物”对于经济的看法还是相当的粗浅和简单的。

比如说，明朝的地主官僚们对于财富的看法，大部分还停留在真金白银方面。

赚了银子，再把银子融成银球银砖然后藏在地窖里密室里，他们就认为自己获得了并且储存了财富。复兴军在山西查抄晋商集团时获得了八千多万两白银就是最直接的证明，复兴军在扬州地区查抄两淮盐商的时候获得的六千多万两白银也是证明。

然而连复兴党最基层的党员干部也知道，白银也好黄金也好人民币也好，这些东西都不是财富，这些东西只是货币而已。而货币，只是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本身没有任何的价值。不论白银黄金还是人民币，如果这些货币不能买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就毫无意义。

为了证明这一点，新中国把一亿两白银，融化成了五千块每块一吨重的巨大银块，并且把这五千吨银块堆积在了新京特区中央人民银行门前的广场上，让全国人民可以随便的参观。

黄金白银这些稀有金属对于复兴党来说，除了在一些机器车床上的部件需要它们以外，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金属就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新中国的八千多万人民群众虽然不见得都有这样的见识，可是他们也知道，在新中国里，黄金白银根本就没有人民币好使。因为用人民币可以买到天底下任何的东西，但是用黄金白银却做不到这一点。

用人民币能买到东西，人民币就是值钱。用黄金白银买不到东西，黄金白银就不值钱。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是通过实践经验就能建立这样的意识。

新中国的八千万人民群众能够通过两三年的实践经验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名义上属于南明统治区域的南方百姓却没有这样的认识。不仅南明的百姓没有这样的认识，南明朝廷里的统治阶级从崇祯皇帝到官僚地主们，也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从张居正开始就全面经济市场化的南方地区，早就建立起了一种刻板印象了。对于整个南方地区来说，只要有黄金白银在手，那么就可以买到任何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看法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江南地区确实可以通过手中的黄金白银购买到湖广地区的粮食，西北地区的牲畜，东北地区的皮毛，西南地区的茶叶，东南地区的海货等等物资。

但是这个事情有一个必然的前提，那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都是在一个体系下，所有的物资都可以自由流通的整体。

当复兴党控制了北中国，控制了西南地区的四川，威胁着湖南江西地区之后，早就已经不再进行粮食生产，而是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种植的江南地区，除了手中的丝绸布和通过和南洋西洋地区进行海外贸易所获得的黄金白银以外，真的就什么也没有了。

原本作为大明朝的商品粮基地的汉江平原地区现在和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河套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等地一样，已经成了新中国的国营农场聚集地。从1620复兴党建成开始，随着复兴党势力范围的扩张，因为牢固稳定的粮食政策，江南地区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

粮食少了，江南地区的地主官僚们的口粮吃食却是不会少的。粮食少了，只能是造成江南地区的百姓没吃没喝，陷入生存危机当中。所以从1625年以后开始，整个江南地区的民变军变就没有停息过。

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随着复兴党的轻工业产品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全面的倾销，整个江南地区的丝绸和布生产全部都被打击的七零八落。而与此同时，因为粮食价格的不断走高，整个江南地区居然出现了大量的田桑田被人为的烧毁，重新改为稻田情况。

而到了五年之后，崇祯皇帝逃到江南地区的时候，还没等崇祯皇帝在南京把南明政权的给理顺清楚，复兴党就开始对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粮食倾销。

一方面复兴党自己的粮食生产规模庞大，产量惊人，另一方面复兴党凭借着发达的海运，轻松的从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用工业品获取大量的廉价粮食。

所以从崇祯皇帝逃到南京开始，复兴党的粮食倾销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使得整个南方地区的粮价就从一石稻谷十七两银子的价格，一路跌落到一石稻谷一两银子。

到崇祯皇帝再次南逃到杭州之前，米价一直处于南方地区最高水平的南京地区，稻谷的价格已经跌到七钱银子一石了。

所谓利益既得集团，其实可以这么来看待。这群掌握了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精英人物”们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那就是无论外部环境怎么风云变幻，无论国家是稳定还是动荡，无论这些“精英人物”们是干什么还是怎么干，反正他们都是能够源源不断的获取利益的。

五年前的桑崩溃，从宏观的角度讲确实是因为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造成的。可是复兴党控制的是北方地区和湖广地区，在江南地区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销售网点供他们进行工业品倾销。

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能够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早在很久以前复兴党刚刚兴起的时候，整个江南地区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生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买办阶层。

复兴党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是通过买办阶层实现的。

没有这些出身于江南地区的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买办们，复兴党是没有办法不通过武力手段就实现对江南地区的工业品倾销的。所以五年前的桑大崩溃虽然让大批的中小地主全面破产，但是那些作为买办而存在的大地主大官僚却乘机兼并了更多的土地，进一步的壮大了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崇祯皇帝从北京逃到了南京之后，对南京地区的士大夫们毫无办法，处境比他在北京的时候还要糟糕，几乎处于被架空状态的真正原因。

而当五年之后，复兴党通过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的新买办对江南地区进行第二次经济打击的时候，已经变成了坐拥几十万亩良田的超级地主老买办们，就像他们曾经击败的那些对手一样，也都陷入到全面破产的可悲境地中了。

两次经济打击，让南明地区的买办实现了更新换代的同时，也让内讧不止的南明政权越发的混乱起来。

除了实现了对南方地区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外，两次经济打击也造成了整个南方地区几千万规模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

借着这股东风，在1632年到1634年之间，复兴党的在南方地区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

通过对湖南地区和广西地区的占领，复兴党实现了对整个南中国的东西隔绝。

而正是因为那几千万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复兴党才能够在南海地区开辟大量的热带农场，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橡胶和棕榈油的。

实际上，在复兴党大规模的经济手段和小规模的军事手段的推动下，到1636年前后，南方中国已经被划分成为四个势力范围了。

最东部的浙江地区、江西地区、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还属于仍旧进行着纷乱的内斗和党争的崇祯政府的势力范围。

不过在这个日趋没落的南明小‘朝廷里面，除了树大根深的东林党集团以外，还有着作为买办阶层而存在的赣党集团，以郑氏海盗集团为依靠的闽党集团和以广东地区的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粤党集团盘踞其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崇祯皇帝虽然非常明智的从南京那个大泥潭里一路逃到了杭州，把事情做得十分的果决，但是他也没有完全逃脱沦为江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