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1879-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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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但是如果能结识载振，自己的仕途无疑会更加顺达。

　　　　在中国这样传统的儒家社会中，礼法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纲常伦理的教化下，女性专注于相夫教子，将自身荣辱和命运系于男人身上，甚至在酒席中也不能与男性同桌，其地位低下，可见一斑。就连《史记》中记载的几个女性，也只是因为她们对男人事业的成全而名留青史。这种基于父权的教化体系和思想，对袁世凯的影响很深，他的座右铭，就是男人通过征服世界征服女人。而且袁世凯很有女人缘和本事，对女人的掌控，很有一套，家里就是有**个老婆，也都能管得服服帖帖。

　　　　袁世凯犹豫片刻，和胭脂姑娘频频举杯对饮，不过没有交杯。

　　　　转眼之间，夜渐深，胭脂姑娘两腮飞红，媚眼惺松，不时抬头瞥一眼面带微笑的袁世凯。

　　　　袁世凯喝了不少酒，望着身旁的美人，也只觉得浑身烘热，心旌摇曳。这时，小玉儿上前提醒两位：“夜深了，请公子与小姐安歇！”

　　　　随即，小玉儿和另一位侍女关了房门，退出门外，但并没有离开，从门缝里偷窥里面的情况。

　　　　阮忠枢也跑来凑热闹，和小玉儿她们一起偷看袁世凯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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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权力与女人（3）
　　　　夜已深了，屋内就只剩下胭脂姑娘和袁世凯两人，他们四目相对，眼里对对方都是欣赏。按一般人，早按耐不住内心的**将胭脂姑娘扑倒了，袁世凯却面色镇定，丝毫没有宽衣解带的意思。

　　　　“公子，过来一起和衣睡吧，老妈子派了人在门外盯梢呢。”胭脂姑娘小声说，她宽衣解带，露出脖子上的肌肤，洁白若雪，后颈一颗美人痣恰到好处。

　　　　袁世凯努力压抑着内心的冲动，说：“哦，姑娘先睡吧，俺想点事。”

　　　　这时候了都不对自己动手动脚，胭脂姑娘更加觉得袁世凯是正人君子，心里更加欢喜，躺在床上小眯着眼，渐渐入睡了。

　　　　到了后半夜，胭脂姑娘醒了，口渴，浑身发烫，再也睡不着，她吐气如兰，刚喝了点酒，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酒味，容易让人失去理智，她的身子在发抖中颤栗，觉得自己仿佛一块寒冰，需要一个男人温暖的胸膛。

　　　　门外原本偷窥的阮忠枢和小玉儿都累了，两人不是小声打情骂俏，肌肤之亲，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了。

　　　　胭脂姑娘醒来后，见袁世凯还在端坐着，问道：“公子莫不是没钱为我赎身？我这几年也攒了许多钱，够给自己赎身了，这就交与公子。”

　　　　说完，胭脂姑娘在床单拿出一个铁盒，里面还有一层，装了一叠银票。

　　　　袁世凯一看银票，胭脂姑娘真是难得的好姑娘，不爱钱，还“才德貌”三全，也不怕自己把钱卷走，便说：“不是钱的问题。俺的叔父们在京城为俺购置了两处房产，明日卖了就为你和小玉儿赎身。”

　　　　袁世凯原本在京城有两个叔父在朝中为官，袁保恒和袁保龄。因为曾任江南盐法道肥差的袁世凯嗣父袁保庆同治十二年夏天患霍乱死去，少年袁世凯抚棺返回故土，第二年春，因军功擢升内阁学士的叔父袁保恒返乡省亲，在袁氏十数个少年中独独看中了袁世凯，把他带到京城读书。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袁世凯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袁世凯十八岁那年，调任刑部侍郎的袁保恒染上时疾，死于赴河南开封帮办赈务任上。

　　　　而袁保龄被李鸿章和李经述相中，出任旅顺港坞工程总办，身兼军政二职，忙着港坞配套工程，如挖掘坞基、修建码头、开渠引水、拓宽海口、疏通航道、购办机器，以及成立修船厂、机械局、建筑弹药库、海岸炮台、水陆医院、旅顺电报局、建造机器超重船等10多项重大工程，还在旅顺兴办学堂，促民众开化，到1889年也因操劳过度，病卒于旅顺防地。

　　　　袁保恒和袁保龄在京城都购置了房产，他们死后，袁世凯就买下了他们的宅子。胭脂姑娘听袁世凯说有钱替自己赎身，微微一笑，问道：“你替小玉儿赎身干什么？莫不是两个一起要了？”

　　　　袁世凯道：“俺哪有这等福分。斗瞻老弟看上小玉儿了，俺这做大哥的，虽然口中反对，但还是要成全他们的。不就是破费点银子，钱花了再挣就是。”

　　　　胭脂姑娘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小玉儿好福气。”

　　　　然后，胭脂不说话了，袁世凯看了她一眼，她真是国色天香，这世间的男人，不管他的官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有几个能过得了美色与金钱关呢？钱自己是不缺了，但是要得到美人心，还是很难的。只要拿捏好这两点，自己在今后的仕途中定能飞黄腾达。

　　　　现在袁世凯没了叔父们的照应，还需要一步步往上爬，那一夜，他忍住了，在胭脂姑娘的房间里坐到了天亮。

　　　　第二日一早，袁世凯便把京城的一处宅子抵押给了当铺，得了银票，替胭脂姑娘和小玉儿赎了身。

　　　　阮忠枢本来以为袁世凯反对自己纳小玉儿为妾，没想到他成全了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道：“大哥，你对我真是太好了！小弟以后任凭大哥差遣，鞍前马后，万死不辞。”

　　　　袁世凯哈哈大笑，对阮忠枢说：“你以后好好对小玉儿姑娘就行，可不能让她受委屈。”

　　　　阮忠枢再次感谢，笑道：“这个自然。”

　　　　第二天中午，袁世凯和载振在醉仙楼的包间里见了面，酒过三巡，载振表明了身份，掏出五百两银票，对袁世凯说：“这是昨日你借小弟的银子。”

　　　　“老弟，你这就见外了。当时俺是和你一见如故，才出手相助。你这钱俺绝对不能收。”袁世凯摆摆手，笑道。

　　　　两人觥筹交错，相聊甚欢。差不多时，袁世凯举杯，提议和载振成为拜把子的哥们，载振点头答应。

　　　　袁世凯还故作神秘，说要给载振一件大礼，一定是他想要而买不到的。

　　　　载振哈哈大笑，说：“这世上还有买不到的东西？我爹说了，这世上什么最亲？白花花的银子！”

　　　　袁世凯一笑，问起载振庆亲王的爱好。

　　　　“我爹呀，他年轻时穷怕了，现在只喜欢钱！”载振那天喝得有点高了，给袁世凯讲起庆王府的一些内幕：庆王府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匣子，来客行贿的时候，为了避免直接递给他爹造成不必要的客套，可把金条、钞票、银锭之类的主动投到匣内去。每隔10天，庆王奕劻都要亲自把匣内的钱物整理一遍，然后把行贿人的姓名、出的价钱以及卖出去的官缺逐一登记入册。并且，他爹会按照礼金的多少准备四种账册：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及礼物三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数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其他不满百金者单列一册。有时候，庆王的夫人以打麻将为名，几天就能赢钱二三十万两。

　　　　载振对袁世凯小弟：“老哥，你要是想神官发财，还得多准备银子。”

　　　　袁世凯点点头，掏出一万两银票，递给载振，道：“这点小意思，还望兄弟代收。”

　　　　酒足饭饱之后，袁世凯将载振送到了自己的另一处宅子，袁世凯先前将胭脂姑娘安置在那里。

　　　　胭脂姑娘原本一直在等着袁世凯，没想到跑去开了门，袁世凯扶着载振回来了，还对胭脂姑娘说：“黄公子今晚就住这了，你好生伺候。”

　　　　胭脂姑娘听到这里，心顿时碎了，脸刷一下白了，双颊上流下泪珠，一下子明白了袁世凯替自己赎身的目的。她咬着嘴唇，一脸无辜问袁世凯：“你真的要我今晚陪黄公子吗？”

　　　　袁世凯抬头望着院子上方的那轮明月，长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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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醇亲王病逝
　　　　袁世凯在京城结识载振，又送女人又送钱，以后发生的事，证明他这是未雨绸缪。因为大的流行疾病，往往能影响历史进程。1890年醇亲王病逝，庆亲王就上位了。

　　　　醇亲王的病，源于18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俄罗斯大流感，这场流感夺走了约100万人的生命。在1889年夏天，沙俄帝国贫穷的中亚城市布哈拉就爆发了严重的流感疫情。当时俄国刚建成长达900英里的跨里海铁路。受流感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岁到40岁之间的人群，其次是老人。老人们也许从19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中获得了一些免疫能力。儿童和婴儿由于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受到的冲击最小。

　　　　到1889年10月份，瘟疫扩散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然后进入波兰，沿公路、铁路和河流蔓延到芬兰、匈牙利、德国与奥地利。在西欧，这场疫情被称为“俄国流感”。在欧洲，1889年到1890年流行的俄罗斯流感被认为是19世纪流行病中最大的“杀手”，当时欧洲已经铺设了密集的铁路网，1889年已经有超过12万英里铁路线连接欧洲各大城市。

　　　　1889年到1890年间，死于支气管炎、肺结核、伤寒的伦敦市民明显增多，仅1890年1月，伦敦大都会警察队伍中就有1660人死于流感。在巴黎，平均每10000人中有25个死于流感；里斯本每10000人中有16人死于流感。苏格兰的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数据显示，1890年入院的140名忧郁症患者同时受到流感“毒素”折磨。流感还造成人们“暂时性精神错乱”，1890年的欧洲，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大幅度上升。

　　　　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三世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举动，准许患流感的人在教会克己守身的四旬期内，节欲方面可以特免。然而，在欧美，舆论反对强制隔离，很多人把这看成是小病。在爱丁堡，尽管推出了隔离医院，但没有一名病人入住。

　　　　很多历史名人都死于这场大流感，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卧病在床。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从流感中恢复过来。死于这场大流感的名人还包括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维克托王子，他是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

　　　　1890年1月，流感穿过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与此同时，流感通过地中海进入北非，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蔓延至南非、南美、日本、美国西海岸、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尼、中国。

　　　　俄国官方的报纸，无耻宣布这场流感是一种瘴气，而且含瘟疫的微风是从中国飘入，因为此前中国黄河发洪水以及大旱灾，多达200万人死亡，俄国人称之为“中国伤风”。法国人和俄国人也沆瀣一气，一个流行的来自法国的理论声称，“中国伤风”被生活在污秽和肮脏环境下的俄国农民转化成了流感。

　　　　李经述当时在天津兵营里练新军，看到这种败坏中国形象的谬论，很是气愤，他利用龙兴集团的资源，从英国和美国请了医师团队赶到天津考察，来驳斥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论调，另外，更重要的是帮助李鸿章控制直隶的疫情。

　　　　当年夏秋间，京津一带就有时疫，但这并没有引起李鸿章的高度重视。李鸿章对李经述说：“为父也听闻夏秋间京津一带传染时症，仓卒有不治者，沴气流行，间年偶见，并非聚集未疫。时气甚多，大抵寒热咳喘，不药即愈。”

　　　　李经述说：“没那么简单。孩儿最近看万国公报，上面说近日疫气自俄而西，流行于欧洲各国。又由俄而东传染于日本、中华。环一地球，几无一国之境，一种之民，不触是气而成病者。计正月七日疫盛时，伦敦总书信局一万三千人中病者一千八百零六人，内分送电信之幼童一千九百人中，病者一百三十二人。又培明罕一城病者共五万人，可谓多矣。不能不引起重视。一些患病者，最好都送到医院隔离。”

　　　　李鸿章问道：“这大疫可有办法治愈？醇亲王可能也染上此病了。为父刚收到醇王府邸致电，王自端午疾作，时发时愈，至七夕骤笃，越日昏瞀，仰蒙慈荫，危而复安。日来服药见效，惟四支又颓，左甚于右，且不禁用心。似由血虚所致，能否令太医略加补血之品，或更见功。”

　　　　李经述说：“流感跟气虚血虚关系不大。我听闻西医有利用血清注射治疗疾病的方法，人们可以用患病而痊愈者的免疫血清来预防和治疗传染病人。”

　　　　李鸿章摇摇头，说：“万不得已，醇亲王不会用西医。”

　　　　果不出李鸿章所料，醇亲王当年六月虚汗时作，精神疲倦，等到七月初八，每天眩晕数刻。醇亲王的病此后一直有反复，在久治不愈的情况下，当时名医凌绂曾九月奉电旨入京，参与抢救醇亲王的。不过，凌绂曾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醇亲王也急坏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他们最后还是觉得李鸿章见多识广，让他来想办法。1890年十月初五日，北京来电，对李鸿章称“闻安徽庐州府合肥县江苏候补府张新之医学精通”，希望李鸿章能够代请。此刻，为治醇亲王的病，清廷已经到了遍寻名医的地步了。

　　　　李鸿章毕竟是谨慎之人，他在遵示发电给南方的同时，也不断向人打听张新之的情况，得到的结果却是“咸称张新之粗读医书，诊病偶效，实未精通”，于是在冀望于张新之“恐无甚把握”的情形下，李鸿章想转而推荐西医，问李经述的意见。

　　　　李经述说，西医虽好，但国人对西医的认知大多还处于一片混沌的状态，西医的那一套治疗方式在他们眼中大多得不到认同，何况患者又是满洲贵族中的元老、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

　　　　李鸿章说：“醇亲王对于洋务，对于北洋水师还是很关心的，总归要试一试。”

　　　　这场时疫中，清廷的潘祖荫、孙诒经、宝廷、怡亲王等王公大臣先后染疾去世，连张佩纶也患病了。

　　　　李经述的妹妹李菊藕哭得像泪人，对李经述叙说张佩纶的病情经过：在疫疠流行之初，张佩纶仍活动如常。但到了十一月十六日，他突然罹患急病：“感冒甚重，头痛、身冷、咳嗽、流涕，终夜不眠。”当晚，他延医诊视并服了一次药。但到了第二天，病情并未好转：“身冷、咳嗽较甚，仍服沈生之药，未敢出门。”十八日，见病仍无起色，结果次日“病未愈，口渴益甚”，这次又请了医士开药方“柴胡汤加减”。

　　　　柴胡本是治疗感冒之良药，但没想到张佩纶服药之后，“夜大作渴，病甚”。在同一时期，张佩纶的母亲也病了，母亲与余病同，尚未见好，万分焦灼。

　　　　李经述便推荐英国医生伊尔文给张佩纶母子治疗，李鸿章表示同意，不久，张佩纶母子劫后余生。

　　　　李鸿章见西医确实有效，便决定尽力而为，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查英医伊尔文在敝署诊治年久，应手奏效。与言胃口不开，大便秘结之症，渠愿亲往看视缘由，不用峻剂，必能设法调和。”

　　　　李经述心想，醇亲王要是活着，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