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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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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0月份，我接任了燕京地下党北系（原来在北京的地下党组织）的支部书记。那时候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有一次，我看到美国的坦克经过我们学校的门口，我想，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这是我们的国土啊！在这段时期，我主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反美反蒋了。
1946年圣诞节的前夜，北大女同学沈崇被美国兵奸污的消息传到了燕大，抗议的海报很快就贴满了图书馆大楼，要求行动起来罢课游行。在随后的抗暴游行那天，我看到同学们都发动起来了，也加入到里面去。我当时提了一个白灰桶，拿着一把扫帚，沿街写“GO HOME；！”（美国兵，滚回去）的标语。我的一个同学跑过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的表现不错呀！”那次游行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同宿舍的同学们也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不同的是，每次运动，我都会进城去召开大学工作委员会，研究运动的部署。有一次同宿舍的一个同学看到我离校进城，问我干吗去了，我跟他说：“回家看老婆了。”他不知道我这是因为组织的纪律，还埋怨我光说不练，我只能冲他笑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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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1947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开始是从抢救教育危机，各大学要求公费改善待遇开始的。最先把饥饿与内战联系起来的是清华大学。张大中虽然人在燕京，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却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清华围绕着饥饿和内战的问题展开过很多讨论，讨论的内容都在壁报上登出来，讨论之后大家得出结论：“饥饿的原因在于内战”。但是在怎么提出口号的问题上，有的认为应该把“反内战”放在前面，有的认为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当时在清华担任党支部书记的同学是从燕京转过去的，他跟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应该把“反饥饿”放在前面，因为饥饿是人们的切身感受。5月15号，清华学生代表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终于确定了正式的口号是“反饥饿反内战”。燕京大学是在5月18号谈论这个问题的，当时在大礼堂，一个有国民党军统背景的学生说：“从老百姓立场看，一个巴掌拍不响，内战是国共双方打起来的，应该要求双方下令停战。”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一下觉得很合理。我和其他地下党的负责人小声商量了一下，几个人轮番发言批驳了那个人的说法。那人还想说话，引起全场同学一片“嘘”声。这时，大会主席提出表决，通过了罢课并和其他大学一致行动的决议。5月18日国民党出动军警在西单、北池子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一下子把同学们激怒了，反蒋的情绪更高了。5月20日大游行那天，我为了了解情况，骑着自行车在清华和燕京的队伍中穿行，随时和大游行主席团的同学保持着联系。大队行进到天安门的时候，探路的纠察队员传来西单一带有特务的消息，我赶忙跑到大队最前面去看情况。当时还有一张照片留了下来。这次运动过后，我去和刘仁汇报，刘仁跟我说：“有的同志看到你参加游行了，好啊！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什么也不怕了。”
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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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随着工作的调整，张大中离开了燕京，他再次回到燕京是在1951年，作为改造燕京的工作队的负责人。关于燕京以及各大学在那一年发生的“思想改造运动”，现在仍少有人提及。在燕京，很多人跟我说起那个时期，这一次，我终于听到了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的讲述。
我第三次进燕京就是改造燕京了。当时中央有个文件部署在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教育运动，中心是宣扬“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运动当时有一个统一的步骤，全国的大学都搞。不过那时候并不叫“思想改造运动”，这个名字是后来被定义的。当时这个运动叫“思想教育运动”，我到燕京去是市委和团中央委派的。他们当时直接指挥工作队。那时候，我才三十岁。
1951年底到1952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带着工作队进入燕京搞思想教育运动，中心题目是搞“爱国主义教育”。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有一个背景，就是抗美援朝。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我们要把后方搞得干净一点。所以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清理了一遍。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还是以教育为主，也重点批判了几个人。那次运动的好处就是没有做组织处理。就是重点批判的陆志韦、张东荪和赵紫宸，批虽然批得很厉害，但是在生活上都作了一定的安排。当时党的政策还没有像后来反右时那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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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进入燕京不久，就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开展运动。我做了一个动员报告，讲了当前的形势，动员大家要检查对美国的认识。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去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在学术上还有贡献这些方面。都是尽量以揭发的角度去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作了什么坏事。有一份揭发材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材料说在美国国会曾经有过议论，说在中国办大学比派军舰去更重要。这个材料出来之后，经过小组讨论，得出结论，美国人到中国办燕京大学是有政治目的的，我们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大家的揭发材料之后又搞了展览会。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就是表现美国人为什么要办燕京，他们的政治意图到底是什么？如果现在能把那次展览的材料找到，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就明了了。当时工作队还办过一个报纸《燕京快报》配合运动。报纸的主编是彭佩云，具体编辑工作是吴玉宁。这个运动的目标很清楚，重点是三个人物，其他人是教育问题。在活动的开展上，依靠了一些进步的教授，比如说翁独健、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等人。
在那次展览中，陆志韦和美国人的通信被公开了。在燕京化公之后，陆志韦在给美国朋友的通信中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期间，美军打到鸭绿江边的时候，美国的教授给陆志韦的信中说：我们就要回中国了，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们。这种信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就不得了了。后来工作队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去批判他。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在美国华人里引起了很坏的反应。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而且工作队做出这样的决定，我是同意了的，我是队长，我不同意，工作组就不能那么做。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这样的估计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后人怎么评价那是另一回事了。
侧记
我曾经在许多燕京人那里听到张大中的名字，作为当年燕京校园“思想改造”运动的核心人物，他至今仍然时常被燕京人提起。燕大思想改造运动至今还少有人提及，我问了不少人，他们都说：“不太清楚。”这个好奇心，在我到张大中的家中去之前一直存在着，越来越浓。
我问他当年的情况，他犹豫着回答：“不好说，不好说。”随后话题渐渐打开，过去的历史在张大中的记忆里渐渐还原。作为记者，我会如实记录张大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作为社会人，从思想上来说，我跟张大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些似乎没有妨碍我和他的交流，因为他说：“历史不能篡改。”我相信老人的真诚，因为讲述时老人闪动的泪光。
背景的不同，让张大中的讲述与众多受难者的讲述出现了不同，口吻、语气都那么不一样。相同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是不同的，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之下，有的人会放大，有的人会缩小。这句话，好像跟这篇口述的内容远了一些。
作为过来人，张大中是坦诚的，他也想弄清楚当年的历史，短短的几个小时，远远没有讲述完他的故事，而他的故事又是如此引人入胜，我想，我应该再去看看这个可敬的老人，再跟他唠唠嗑。
谢道渊：院系调整的见证人（1）
谢道渊：1924年11月20日生，安徽省六安市人。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5月，先后在燕京大学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副书记、书记等职务。1952年5月至1966年5月在北京大学先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统战委员、宣传部长。文革期间被批斗，先后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和北京大兴北大农场。1978年平反后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83年调至中国国家图书馆，任党委书记、副馆长。1988年1月离休。
谢道渊
口述：谢道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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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46年考入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一进学校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新闻记者，在考入燕京之前，我是对文学有兴趣，我的想法是先当一个跟实际接触比较紧密的新闻记者，先积累资料，然后进行文学创作。但是后来我却一天新闻记者也没有当过。进入到学校之后，当学生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念书，同时也参加了一些活动，逐渐地接触到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是属于北方系统的。后来就入了党，最后我又参加了学校里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东北学联为了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进行了请愿，当时傅作义的军队枪杀了请愿的一个学生，这件事情当时被称为“七五血案”。华北学联组织了互援会支持东北学联，华北学联由四个人来负责，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师范大学一个，还有燕京的，就是我。当时我被组织上命名为互援会宣传部的负责人。当时华北学联和东北学联联合起来组成了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我们先是到了上海，住在徐家汇的交大校园里面。另外还有一些同学先到南京去联系，后来知道他们当时住在中央大学。我记得当时先是让东北的学生讲，控诉国民党如何屠杀学生。我们还和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保持了联系，以便能够获得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后来在南京的同学在那里联系好了，我们这些在上海的同学也一起到了南京，也住在中央大学。在南京，我们向国民党的行政院进行了请愿。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秘书长，姓张。那个人劝我们：“你们不要受共产党的利用，要安心读书。”我们则对着他控诉了一番国民党的罪行。
很快，我们又撤回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正好赶上国民党的“八·一九”大逮捕。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就把我们转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地方。在后来我就跟着燕京的入学新生一起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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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九”大逮捕之后，国民党的特务想把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争夺过去，地下党就组织学生搞竞选。当时还组织了不少辩论会，当时我已经是参加组织的人了，所以被推选为学生主席团的成员，专门负责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当时党内的联系都是单线进行的，联系我的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到了1948年年底，眼看就要解放了，当时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来到北京，国民党已经撤走了。经常有些守旧势力冲到学校里来，学生自治会就组织了保卫校园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我和其他的几个同学一起组织的。后来就迎接解放，我在学校里组织了同学们迎接解放军进城。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前线指导员关于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和市郊名胜古迹的电文
解放前夕，解放区的学联在石家庄开会。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了，我和清华的王火作为北京学联的代表到石家庄参加会议。沿途走到良乡的时候，彭真同志正好在那里，还接见了我们俩，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都忘记了，只记得曾经有这么件事情。之后我和王火坐着那种驴子拉的车，一路到了石家庄。那时候，在我们的眼里，石家庄就是比较大的城市了。当时石家庄的市长柯庆施接见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开始参加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准备全国的解放，但是具体的内容我都不记得了。然后我和王火就从石家庄返回北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薄一波同志一起回来的。薄一波同志当时任华北局的书记，当时他要到北京来，带了一个排的警卫保护他的安全。我和王火跟保卫薄一波的战士一块儿坐着大卡车回到了北京。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谢道渊：院系调整的见证人（2）
大概是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正好赶上迎接解放，解放军进城。然后就是北京地下党开会，在老师大的门里面，在那的会议里，北京的地下党员第一次公开了身份。当时好多领导都出席了那次会议，有林彪、聂荣臻等人。以前我和很多人虽然认识，但是并不知道彼此是地下党员，这时候见了就都明白了，“噢，原来你也是共产党员。”
参加完了会议，我回到了学校。一边念书，一边继续作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因为燕京这个学校并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团委，只是叫团总支。到了1949年的年底，学校里原来的团总支书记调到团市委去了，组织上就让我担任团总支书记，担任了团总支书记之后，我就脱产了，当时我还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不过最后学校还是给了我文凭。从那之后，我开始负责青年团的工作。主要主持一些会议，有时候还给《中国青年》写一些东西。当时张定在团中央，有时候也找我写些东西。
3
然后就是1950年了。在那一年，燕京原来的党总支书记林舒晋想去搞学问，好像为此还受到了领导的批评。之后林就脱离了组织，党总支书记也就换成了庞文第。庞文第做党总支书记也没有多长时间，组织上就安排我做党总支书记。该开始做的时候，市委指示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张东昌商量，张那时担任清华的党委书记，住在工字厅。那时候，思想改造运动已经快要开始了。
没有多久，市委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了燕京。组织上要求我也参加，我被分去进行宗教学院的思想改造工作。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学校里要肃清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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