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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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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性，这是第一次。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在讲话中赞美了北大校长对于燕京和北大之间继承性的肯定。
这种赞美，大概代表了燕京人的一种心情。
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所引均为黄宗江口述。
《洋嫂子&洋妹子etc》。黄宗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1月第一版。
《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二辑。燕京研究院编。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1）
萧乾，著名作家、翻译家和记者。1910年生于北京，1935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入《大公报》，主编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至1946年，萧乾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萧乾以战地记者身份驰骋欧洲战场，成为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欧洲战地记者。二战结束后，萧乾还采访了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和纽伦堡战犯审判等大事，写下《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著名通讯报告而名重一时。
文学创作上，萧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步入文坛，与沈从文等人被归为“京派”作家的代表。萧乾一生著作甚丰，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梦之谷》、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报告文学《人生采访》，及译作《好兵帅克》和《培尔·金特》等。晚年，他与夫人文洁若耗费五年时间合译现代派巨著《尤利西斯》，举世瞩目。1999年，萧乾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
萧乾
1
“‘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著名作家冰心笔下的“饼干”，叫做萧炳乾，在他1929年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时，改名萧乾。没有进入燕京大学之前的萧炳乾，经历可以说是颇为传奇：他曾经在北新书局（鲁迅的许多书籍都是在这里出版的）当过小学徒，失业后进入崇实中学读书，又因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传革命而遭军阀侦缉队的逮捕，被保释后不久随即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最后只好应朋友之邀去汕头，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
在汕头，还是在那位朋友的介绍之下，萧乾在一家教会学校谋到了一个国语教员的职位。萧乾后来回忆他这一段经历：“学校听说是刚从讲标准国语的北京来的，倒挺高兴，就问起我的学历，表示希望至少是专科毕业的。朋友信口开河，告以我念过北京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其实，那正是他所上的学校。”
萧乾顺利地当起了国语教员，但是他心里并不踏实。“同事中，常有人盘问我燕大的事。有一次，一个正在北京上那个专修班的校友回来了。他们（指萧乾当时的同事，笔者注）兴奋地告诉我，中午可以在饭厅见到他。我听了，急得浑身大汗。最后，我只好装作得了什么急症，没去饭厅，饿了一顿。”经历这次事情，萧乾决定回到北京去读燕京国文专修班，圆上这个谎。为了找工作而撒谎，让萧乾与燕京联系在了一起。
2
12月20日，在复兴门外萧乾生前的寓所里，曾经跟萧乾一起患难与共的文洁若说起萧乾的燕京岁月：“那时考国文专修班可以不要文凭，他就报考了。专修班开设的金石学、音韵学等课程，他都提不起兴趣来。但是对于当时在燕京大学兼课的杨振声开设的现代文学课，他却一堂不落地听了下来。”“后来同样成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杨刚，也是他在那时认识的。当时燕京外籍教授包贵思每周五都要把学生们叫到她家里，举行读诗会。在那里，他认识了杨刚，并且建立深厚的友谊。杨刚去世之后，他还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叙述杨刚和包贵思的交往。”（文洁若口述）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2）
萧乾和妻子文洁若
在萧乾的回忆录中，说杨刚“后来对我起过不小影响”，那时候，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很著名的谈话：
“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我告诉她，我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1957年，杨刚这个一生都带着地图走路的革命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萧乾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被打成右派，沦为“二等公民”，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那里，他还认识了一个美国青年威廉·安澜，两个人一起办了一份《中国简报》，后来斯诺让他帮着选编《活的中国》，也跟他办过《中国简报》有关系。”（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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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国文专修班读了一年书，萧乾向杨刚表示自己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大学本科从头读起。在杨刚的介绍下，萧乾进入辅仁大学英语系。
“后来因为跟系主任吵了一架，他应同学之邀跑到了福建，在那里教了一年书。1933年他回到北京后，从辅仁大学转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两年后从那里毕业。他在燕京的生活很丰富。在那两年，斯诺到那里任教，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斯诺编《活的中国》还让萧乾给他介绍中国‘五四’之后的情况。在那本书里，斯诺还选了萧乾的文章。书出来之后，斯诺要给萧乾稿费，萧乾说什么也不要，最后斯诺只好送了他一批书。他们两个人之间，彼此都很尊重。”（文洁若口述）
在斯诺的客厅里，萧乾还第一次看到了富有传奇色彩的西方女记者史沫特莱：“1935年春天，正是在他那客厅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史沫特莱。当时，由于怕国民党特务找她麻烦，她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斯诺约我去吃晚饭时，就介绍她作‘布朗太太’。那阵子我正在读她的《大地的女儿》。因此，席间我不断谈到那本书给予我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以至史沫特莱离平返沪后，斯诺才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可把史沫特莱窘坏了。她以为我把她认出来了。”
“他的大学生活是很丰富的，还在燕京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小说了。他虽然对文艺始终怀有兴趣，但一生写下的小说大概只有十几篇，大部分都是在燕京时期写的。那时候他很有灵感，在杨振声的推荐下，他的作品陆陆续续地出现在《国闻周报》和《大公报·文艺》上。燕园优美的风景激发他创作的灵感，《蚕》就是他在那一时期写出来的。坐在未名湖边，词藻不断地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 （文洁若口述）
“他跟我说起他在燕京的生活，好像两年的时间他都在玩了。我问他：‘你的书是怎么念的？’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混过来的。’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书评作为毕业论文的内容。后来，郑振铎把这篇名为《书评研究》的毕业论文给出版了。所以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才华，钱钟书曾经这样说他：‘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 （文洁若口述）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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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毕业，萧乾就在老师杨振声的引荐下结识了《大公报》的老板胡政之，胡表示萧毕业之后可以到《大公报》工作。过去的大学生毕业跟现在比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那阵子走进系办公室，就觉得像个谈生意的交易所，或者更像个骡马市。来聘者不免对同学要评头论足一番。毕业生有两位是夏威夷来的华人，我和他们都属于早已有了婆家的，一时感到格外轻松。”
毕业之后进入《大公报》，萧乾一边担任文艺副刊的编辑，一边出去采采新闻。用了四年的时间，萧乾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打造成了一个名牌栏目。许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是在萧乾编辑的版面上第一次亮相继而跨入文坛的，比如曹禺、芦焚、何其芳。1939年，一个机会突如其然地摆在了萧乾面前：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给他来了一封信，邀请他到那里去做讲师。当萧乾正为路费辗转反侧的时候，胡政之知道了这件事情。当时希特勒已经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军队正在向捷克挺进，二战眼看爆发在即。这位经验丰富的报人正愁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到国外战场作新闻报道，更何况即使报馆出钱，国外关卡也未必放行。所以胡政之当即表示：《大公报》出钱，支持萧乾到英国去，条件是萧乾到英国之后要不断地发稿子回来。1943年底，在英国待了4年的萧乾已经离开伦敦大学，开始在剑桥大学准备他的硕士论文了。那一年，胡政之跟随重庆的友好访英团到了剑桥，胡政之把萧乾从剑桥那个古老的学院拉了出来，推向了二战西线战场。作为二战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4军挺进莱茵河，还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后来一位同样是战地记者并为此落下一身伤痛的唐师曾谈到这位前辈时这样写道：“萧乾属于天底下为数不多的最勇敢的男人。这里讲的勇敢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内心自由不受金钱、权力等物欲的驱使。” 还“曾经有个台湾人，曾把萧乾和恩尼派尔作比较。恩尼派尔是曾经报道过二战的美国记者，萧乾则是报道过二战西欧战场的唯一一个中国记者。”（文洁若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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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是萧乾人生的十字关口，他“需要做出决定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当时剑桥大学正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以学校的名义打算邀请萧乾到那里去任教，这次跟1939年那次有点不同，大学不但负担全家旅费，还答应给萧乾终身职位。这个邀请遭到拒绝之后，那位怕爬楼梯的老教授气喘吁吁地去了萧乾当时在香港的寓所，对他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这一次，萧乾又一次接受杨刚的建议，选择回到北平，同时，在他内心里，也不愿意离家去国去当“寓公”。当时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劝他：上策是接下剑桥的聘书，中策是呆在香港，静观其变。
萧乾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并非没有疑虑。1949年之前，萧乾因为一篇“称公称老”的社论开罪了郭沫若，在共和国即将成立之前的1948年，萧乾被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斥为“黑色的鸦片”。在萧乾做出回到北平这个选择的时候，萧乾“已经预感到了他（指郭，笔者注）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钱钟书说他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指的就是他跟郭沫若这段事情。”（文洁若口述）
在他离开香港来北京之前，萧乾断绝了一切海外关系，在他的回忆录中，萧乾把自己这种谨小慎微称之为“服水土”。但既然是“服水土”，就会有一个“不服”的过程。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1950年，萧乾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一个访英代表团出访英国。但是在出发的头天晚上萧乾接到电话，被告知代表团照样走，而他则“不要去了”。第二天，萧乾再一次接到电话，明确地被告知“还是在国内走走吧。”
“钱钟书说他不懂得保护自己，则是指他在1957年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结果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不说，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不能再拿起笔来写下一个字，只能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1月27日是他的生日，为了给他准备一份生日礼物，我把他生前所有翻译的文字收集起来，编成《萧乾翻译全集》。这套书的首发式会在2005年1月27日举行，算是我给他的纪念。”（文洁若口述）
除文洁若口述部分外，其他资料来源为：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萧乾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2月第2版。
《微笑着离去——忆萧乾》。吴小如 文洁若编，辽海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燕大文史资料》第六辑。冰心 萧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
《萧乾传》。李辉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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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磐石：见证成都燕大岁月（1）
口述：丁磐石
丁磐石，1927年生于成都，1944年毕业于光华大学附中，1945年春进入成都燕大历史系，1946年随燕京大学复校到北京。1949年在上海参加创办《青年报》，1950年调回北京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职，文革中曾被打成“三反分子”“走资派”。1978年调至中国社科院。现为《燕京学报》主编。
丁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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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冬天，我中学毕业。一般的国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春季招生的很少。1941年燕大被封以后，1942年迁到大后方在成都附校。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燕大刚搬到成都才两年，比较特殊。当时是个怎么情况呢？燕大附校的时候，很多从北方去的学生到成都就学，燕大也招了一些学生。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贵州黩山，离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发起充军运动，当时叫青年军，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十万青年十万军”。燕大的好多学生不仅从了军，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英语好担任了美军翻译。燕大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为了补充生源，保证学生数量，那一年决定在春季招生。我本来打算在家中复读半年，秋天再参加考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加上燕大又是个比较有名的学校，就和班上的三个同学一起决定去报名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
1945年的春天，我进入了成都燕大的校园。一进入燕大，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我的中学时代，大后方的空气是十分压抑的，在校园里，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少，皖南事变之后更是这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附近的一些大学的学生被国民党抓走。我在中学时虽然对于国民党已经开始有了不满，但是对于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进入燕大之后，校园里的气氛很热烈，墙报也非常多，主要都是一些进步力量办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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