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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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当时的燕大师生当中受到极高的推崇。而由于燕京大学的成功以及它的影响，司徒雷登在中美两国的声誉也在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巅峰。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当时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讲演。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二百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10）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4）
司徒雷登对学生更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没有哪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11）他回头一看，正是他们的校长司徒雷登。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中国其他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学生们正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校长，担心校长责备他们荒废学业。但是，在当天召开的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那次大会上，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12）近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也是在燕京大学这所美丽的校园内最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他所有的朋友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让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司徒雷登就跟燕京大学融为了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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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之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星条旗啊！多少年来你曾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令《独立宣言》蒙羞的可耻记录，可这一次却使你顿增光彩。”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13）
　　日本人对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那是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纯正学者。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京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可能受到的迫害，一边站在学校门口，一边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并因此得到了燕京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在北京沦陷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　想看书来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映。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经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京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14）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他，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一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北京出版的报纸由于受到日本军方的严格检查和控制，内容极其有限，但是司徒雷登却逐渐可以通过《大阪每日新闻》所刊登的消息来判断实际情况。“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消息的来源……”（15）在四年的监狱生涯中，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在司徒雷登后来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完成的《在华五十年》里，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提起一贯支持他的助手傅泾波：“当我被日本人囚禁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安排我逃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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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17）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1929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原貌
　　
　　（1）韩迪厚：《司徒雷登传》，原载于香港《南北极》月刊1976年6、7、8月号。
　　（2）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3）包贵思：《司徒雷登博士传略》（冰心译）。原载《燕大友声》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4）同上。
　　（5）同（1）。
　　（6）同（2）。
　　（7）（8）（9）同上。
　　（10）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1）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晚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2）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3）同（10）。
　　（14）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16）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7）同（1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1）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傅泾波（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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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历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在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李大钊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4）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5）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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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