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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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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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所学校的核心人物到另一所学校的普通成员，这种身份的转化让张芝联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里没有成为种种运动的聚焦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甚极？”老子的这句话如果是张芝联这段时期的命运的注脚，那无疑是时代的悲哀。
　　到了燕京大学，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师。1951年，思想改造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露出了苗头。在燕京，首先就是批判作为“美帝国主义文化堡垒”的燕京大学。抗美援朝之后，剔除燕京校园“崇美、亲美、恐美”的活动很多，当时在燕京任教的很多外籍教授就是在那时离开了燕京。以前的老师都被纠上台去，被批判，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接着就是“忠诚老实运动”，所有的老师都要交待自己的经历。我比较幸运，一次就通过了。通过之后说明我就可以被信任了。被信任就可以使用。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派去参加，做口译笔译的工作。随后在院校合并中，燕京大学消失了。当时教授们都在政治上排队，分成左中右。燕京历史系的教授们何去何从，大概是翦伯赞和夏自强统筹的。其他院校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比较复杂。在那次调整中，我被留在北大，一直担任教授到现在。
　　三进三出燕园，燕京在我的头脑中始终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学校。
　　侧记
　　采访张芝联最初很不顺利，我打了几次电话，老人都婉言谢绝。我查了一些资料以及之前一些记者对他的采访，大多谈的是专业。看得出，他不太愿意谈过去的事情，在他撰写的回忆文章《我的学术道路》中，提到过去也基本上是一带而过。直到后来我编的《逝去的大学》出版，我跟老人说起那本书，张老觉得，也许我能跟他聊些什么，才有了这篇口述。
　　在张芝联的生命中，燕京大学不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重的那一部分，应该是他的父亲张寿镛创建的光华大学。从张芝联早年的理想来看，如果让他自由地选择，他也许不是现在学贯中西的世界史学者，而应该是一个教育家。但是1949年之后的种种运动，改变了张芝联的道路，也让他与燕京大学发生了第三次联系，从此，张芝联的后半生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校园里。当初张芝联选择离开光华重返燕园的真实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小心翼翼地去触及了这个问题。张芝联的回答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回答中，却蕴含了很复杂的感情。我没有探究下去，怕谈到老人的伤心之处。
　　回到燕京之后，张芝联在各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这恐怕也和他选择离开光华有关。这些问题，我没有在老人那里得到求证，大概问了，他也不会说得很明白。老人更加津津乐道的是关于光华大学，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复兴中华，复兴光华”，这是张老的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言，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完成父亲的遗愿。从这个愿望中，张芝联对于早年的理想，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支撑他的，还是青年时代的信念。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1）
周汝昌，字玉言，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周汝昌一生坎坷，20多岁时即双耳失聪。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现为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代表作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等。
　　周汝昌
　　
　　1
　　周汝昌的燕京生涯可谓传奇，两进两出：他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1940年才得入学，这是周汝昌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周汝昌回到老家，这是一出；抗战胜利，在老家的周汝昌听说燕园复校后，致信学校要求重返燕园，但是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于是经历沦陷的周汝昌在1947年秋天经过再一次考试之后又一次回到燕园；直到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整整是两进两出。周汝昌这样回忆他考入燕园前后的情景：
　　1936年，我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那里是闻名遐迩的南开大学的发祥地。我读高二那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自那以后，半亡国的生活经历就开始了。那时候，天津所有的教育部门都被伪华北政府控制，我是坚决不入那种学校去读书的，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就找了一个法国教会学校，考了那所学校的插班生。1939年秋天，我毕业考入燕京大学。为了什么选择了燕京呢？那年暑假我到北京捡选学校，只有燕京大学不受敌伪政权控制。说起来你们这代人大概不能了解，爱国在我们那一代的青年来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对于一个爱国的青年来说，是宁死也不进敌伪学校的。
　　燕京当时的费用是比较高的，以我家里的条件，根本就读不起。我从高二开始一直是靠奖学金来生活的，投考燕大之前，我也是在申请到了奖学金才下了决定的。就在我得知自己考上了燕京大学之后，老家那里发生了大水。我的家在天津郊区，是土房，周围的水深到了两尺，水再高三寸，房子就会被泡塌。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怎么搬着铺盖卷去读书？要是去了，等我一回头，家已经没有了啊。就这样，等水退了，我才到燕园去读书，那已经是1940年了。
　　进入燕园读了一年半，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园被封锁，当时燕京的学生都被驱散，我就只好又回到老家天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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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入燕园，周汝昌获得了与在南开中学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所在的南开中学虽然只是一所中学，但是采用的都是英文的原教材（当时也没有中文教材），课程有平面几何、代数、三角学，英文课程则有语法、翻译和作文，教学水平非常高，有‘小学府’之称。但是南开中学也有个缺憾，那就是让学生读死书，学生也很少接触刊物，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就是拿高分。我当时在学校因为成绩好还得了一个‘铁第一’的外号。”
　　而从南开进入燕京，“条条框框没有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各式各样的杂志都可以看，学生思想的活跃、学校的教学精神、校外的大书店，都让我感觉好极了。现在让我形容燕园的美好，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世界上都没有如此美好的校园。当时燕园的图书馆藏书除了北京图书馆（现在是国图）之外，恐怕就要数它了。我在燕园的课余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了，所以我说那里是我的第二个宿舍。图书馆有两层，二层是藏书库。借书的程序十分简单，我到了那里，在借书单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和学号，把借书证交给馆员，馆员把书拿下来，书里也有个借书单，你再把名字填上去，就算完了，无论多么名贵的书，你都能抱回宿舍去看，要什么有什么。图书馆的两层都有座位，可以坐到那里看书。座位的四周，各种工具书（因为使用频率比较高，不便借来借去）齐齐备备地放在那里。你用什么书，可以拿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用完之后，你不用管那些书，闭馆之后，馆员会把那些工具书归回原位。哎呀，真好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2）
“燕园的气氛是民主、和睦和自由的，它从来不因为是一所教会大学来影响学生信奉基督教。学校里有个神学院，在一个角落上，神学院的教授和学生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研究他们感兴趣的神学。从来没有人来拉你去信奉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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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西语系，在燕京大学来说算是人数多的，有三十来人。燕京大学为了保持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师生的比例很高，燕京大学学生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千数。“那时候，中英文特别好的，可以免读，我因为中文出色，获得了免读的资格。但是英文还要读，当时教英文的老师是在北京办报多年的英文编辑；一条腿有点拐，走路颤巍巍的。我上了两堂课，老师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到了第三堂课，老师问问题，我还没有开口，老师就说：‘你不要答，让后面的人答。下课后你跟我来。’下课后，我跟老师到了她的办公室，她给我开了一个条子，然后让我去找系主任谢狄克。我一看怎么回事？老师说我不需要读大一英文了，让我去找系主任安排其他课程。谢狄克看了条子，也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去找教欧洲十九世纪文学的老师。我又拿着条子找到了那个老师，老师看了以后很高兴，因为之后她又可以多一个学生了。我向老师说了我的疑虑：大一英文虽然免了，但是十九世纪文学对我来说却有点难。老师笑容满面：‘我不那么认为，你的英文水平已经足够了。’”
　　说起燕园见闻，还有一件事让周汝昌念念不忘，“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之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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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园被日本人占领后，燕京大学搬到成都，周汝昌因为家境贫寒，没有条件跟随前往，就回到了老家。“当时天津有个敌伪组织叫新民会，收买了很多汉奸在各地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给他们尽力，我为了躲避他们的搜罗，躲在家里暗室里，外面都堆上木头板子。但是后来还是让他们知道了我躲在家里。没有办法，我只好到了一个小学去教书，推诿他们说有工作。但是在日本人控制下，哪里能够摆脱他们的魔爪？小学课本上的第一课就写着：‘太阳出来了，快来看太阳！（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亡国的滋味，屈辱啊！我和父亲，为了抵制日货，宁可麻烦费事，买东西也要在上海唯一的国货公司三友公司邮购。这些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能体会了。”那段时期，“我跟老师顾随把燕园作为祖国的象征（燕京人从来没有把燕京看成美国的学校）诗词唱和，隐讳地表达我们对日本人的愤慨。我们怀念被日本人占领之前在沦陷区作为中国象征的孤岛燕园，这种心情，当时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啊？”
　　“燕园复校，我在老家并不知道，沦陷中的人耳目闭塞啊。后来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说：‘咱们的学校回来了。’我一听，就想：无论想什么办法我也回到学校。那时候我正在天津的一个学校做小职员，因为国民党欠薪，我们跟当局发生冲突，我作为争欠薪的首要人物，第一个被学校开除了。我又是失学又是失业，我跟家长商量：‘我不能再做小职员，这不是我的生活之路。我要回燕园去，完成我的学业。’父亲对我的想法很支持，但是家庭条件困难也是事实，难啊。我说：‘我可以跟我过去的老师联系，我还能争取到奖学金。’1947年秋天，我给过去的老师们写信，说我想回去。他们回信说：你回来我们太欢迎了，但是给你问了注册科，你的学籍过期了，你想来只好再做插班生考试。我一介书生，什么都怕，就是不怕考试。过去我的同学们，有的都已经做了先生，他们看到我的卷子，都笑了。为什么笑？过去我是他们的老大哥啊。我重返燕园之后，之前那一年半的学分还算。看到当时已经做了先生的那些同学，我说：你们都是我的先生了啊。大家不胜唏嘘。那时我年龄也大了，心情也变得凄凉，经历了八年抗战啊。另一方面，我是悲欣交集，学校复校之后，基本跟原貌无异，这是让人感到欣慰的。过去的老师很多人都不在学校了，过去的同学有些成了先生。”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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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进燕园，物是人非，过去的老师多已不在，昔日的同学今日成了先生，周汝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采访周汝昌之前，记者曾经和周汝昌的女公子通过几次电话，周先生的女公子告诉记者：“父亲看了你谢司徒雷登的文章，提到包贵思，让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当我坐在他的面前，听年近九旬的周汝昌说起包贵思女士的时候，他依然感念不已：
　　我重返燕园的时候，耳朵已经坏了，她把我安排在座位的第一排，把声音提高了。她跟我说：“我讲课的声调，正常的同学听起来恐怕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为了你能听清，只好提高了。”有一次，包贵思老师给我留了一个作业，针对一篇小说写一个评论，她给了三本参考书，规定了一个期限让我完成。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线装书方面了，年轻的我心高气傲，竟然胆大妄为地想把大文豪陆机的《文赋》翻译成英文。我每天泡在图书馆，看线装书，翻译，忙得不亦乐乎。忽然想到老师留的作业要到期了。我记得是在一个下午，我坐在宿舍里，翻出老师给的参考书，拿出我们写作业专用的稿纸，一气呵成，用英文写成了长达60页的论文。写到最后几页，我清华的一个同学到我宿舍看我，看到我聚精会神的样子，不忍打扰，就坐在我旁边看着，直到又过了半个小时，我把论文写完，一字不改。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号，写上自己的学号：40062。交给了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具体日期我记得不太清楚）到我家来吃顿晚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包贵思女士（）
　　
　　当周汝昌的英译《文赋》完成的时候，按照惯例，西语系里为周汝昌举行了一个报告会，所有外语系的教授都参加。
　　“在报告会上，我用英文报告了我翻译的过程，包括用的什么版本，怎么做的校勘，对于作者生平的研究等等。在报告中我打破了传统说法中《文赋》是陆机早年作品的说法，我说：‘错了，《文赋》是陆机晚年最后的作品。’当我读完的时候，教授们全体鼓掌，不止一分钟。在教员来说，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学生能有这个水平，在我来说，对于一个学生，这是多大的鼓励啊。散会临出门的时候，曾经给我上过《圣经文学》的博晨光教授（他的父亲是博雅塔的捐赠人）对我说：‘你这个论文太好了，大学生的论文不用这么好，这个足够一个博士论文了。’后来，这篇论文在一家外文刊物上被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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