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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中的青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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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7）
在他的影响下，高三一班同学在“*”中表现平庸，斗人、打人、整人方面都没什么特别的建树。
不打人本来算不上优点，这是做人的起码标准。但在六中这个以打人为革命，以打人为时尚，以打人为光荣的特殊环境里，打人成风，打人成了潮流，连最老实善良的学生也沉溺于打人，结果不打人就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事实上，当时打人是受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默许的，因为江青等人一再赞扬红卫兵小将的时候，正是这些红卫兵小将的手上沾满鲜血的时候。
那时候，打坏蛋成为中学生最美好的娱乐和人生体验。年轻的红卫兵没事了就到学校，把黑帮带到僻静处，打一顿，舒服舒服。用拳头打嫌手疼，大都用皮带、弹簧锁、木枪。有一同学（金××），要到外地串联，临上火车前，还特地来到学校打黑帮，过一下瘾。这些孩子“*”前没机会打人，打了要受批评甚至处分，“*”中没人管了，特别快活幸福。他们发明了很多法子：用木枪打膝盖，油漆涂脸，火烧头发，板儿带抽，戴上拳击手套打，坐土飞机。高三同学宋士琦就被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后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尿血。
六中红卫兵在学校音乐教室建立了“牛鬼蛇神劳改所”，打死本校师生三人，伤数十人。打的全北京赫赫有名。前来参观的外校红卫兵络绎不绝。
六中的原党支书汪一净，是从延安来的老干部，“四清”中就给撤职了，“*”中又给揪到六中。老太太给打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六中历史教研组组长焦庭训不断挨打。死前那个晚上，斗他到半夜，次日早晨被人发现头朝下扎在一个装糨糊的大缸内。
六中附近的居民何汉成被六中红卫兵绑架毒打后，在劳改所半夜死去……
就在这个背景下，1966年9月6日“中央*”小组组长陈伯达特地视察了六中，对六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此时六中的劳改所已建立了近一个月，打死多人。结果六中红卫兵兴高采烈，为“中央*”支持他们搞“*”无比激动，从此更加有恃无恐。
1966年9月28日，高三二班学生王光华被六中红卫兵打死在“牛鬼蛇神劳改所”。同年10月4日，已80多岁的退休工友徐霈田被六中红卫兵毒打折磨后死亡。
万明因为胆敢和王光华等三个不是“红五类”出身的同学私自外出串联，回来后马上给关押起来。他被强迫给红卫兵磕头。某红卫兵拿菜刀，横着给万明嘴巴来一下，当场把他门牙打掉。接着用木枪抡着打，直到打折了为止。接着下一个人再用木枪打，再给打折了……这么一轮一轮地打，直打得万明昏死数次，尿血。
◆杜恒昌和同学们在英雄纪念碑前王光华的惨死激起了六中同学的强烈反响，很多人都看不惯了，杜恒昌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同学俞维中、郭铁民等人特地到北京市革委会接待站反映六中红卫兵乱打人的问题。
他回到家对母亲气愤地说，这么乱打人，把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杜恒昌虽然也非常渴望革命，笃信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但他“*”中没有打过任何人，没碰过任何人一下，哪怕这人再坏，再反动，也不动手打。他对暴力毫无兴趣，从不想借打人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革命形象。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8）
“*”中，高三一班表现较好，没怎么打人，对老师比较尊重，甚至还和老师有来往。这其中都有杜恒昌的作用。
六中私设监狱，不但打死老师，还打死了本校同学，这在北京中学里破天荒独一份。但在“中央*”所支持的六中的*中，杜恒昌手上没沾有一滴鲜血。所以六中的一位老红卫兵，原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的儿子冯从光感慨地说：得亏我们六中红卫兵还出了一个杜恒昌，出了这么一个英雄，否则，我们六中红卫兵就真没好人了。
……
杜恒昌非常老实，借了别人任何东西一定要还，决不会忘记。“*”串联时，他到外地借的公款后来全部偿还，没沾公家一分钱便宜。当时红卫兵外出串联借钱者居多，还钱者少之又少，估计百分之一不到（作者也曾借过两次钱，全没有偿还）。当时谁还钱，谁会被同学们认为是傻瓜。
早在高一时，杜恒昌就表示过要上山下乡。那时候学校曾请知青典型董家耕来作报告。
◆杜恒昌去内蒙古插队前在六中校门口合影1964年暑假，校团委委员侯荣彬响应党的号召，到京郊农村插队落户。他和杜恒昌同一宿舍，戴着深度近视镜，曾回校作过报告，并乐呵呵地问杜恒昌：怎么样？毕业后找我去吧？杜恒昌当即表示：去！一定去！
1967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社论；
同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
同年10月9日，北京第25中学曲折等10人自愿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出发，《人民日报》等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
所以不久后内蒙古锡盟来北京招人，杜恒昌在全校头一个报了名。他决心履行诺言，奔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北京大部分中学生对最后怎么分配都还不清楚，相当多的人都在观望，不敢轻易离开学校上山下乡，怕错过了更好的出路。据六中初三同学熊六飞讲：他报名去内蒙古时，军代表告诉他学校还有一个人（即杜恒昌）也报了名。全六中就他和老杜两人报了名。
杜恒昌对军队的感情很深，当然也很想参军，但看完了北京中学生曲折一行人自己闯到内蒙古草原的通讯报道后，他也决定去内蒙古。按他的条件，共产党员，公认的好学生，完全可以留校或参军。可他插队热情特别高，发自内心要去，自觉自愿要去。别人上山下乡好像都有一点点不情愿，勉勉强强，他不是。
1967年11月16日那天是他们这批人出发的日子，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集体宣誓，但欢送的人太多了，人山人海，他们没有宣誓成。
那天，杜恒昌很兴奋。望着拥挤的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前来送行的青年人，谁能不激动？他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这400多人分乘几十辆大轿车奔向张家口。到锡林浩特后分成两路，大部分去了东乌旗，只有68个人去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
二
杜恒昌等18个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泰勒木分场。这地方在场部以北15里，仅有几间房。
据知青郑桂媛回忆，刚认识老杜，他就跟人讲风力发电。分到分场的第一天，大家挤在屋里喝茶。小油灯下，黑糊糊的。大多数知青彼此都不认识，沉默着，只听外面寒风嘶吼。杜恒昌突然说：这么大的风，我们可以搞风力发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了电，再不用点煤油灯了。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9）
老杜扯出这个话题后，熊六飞也跟着白话起来。他们热烈探讨起风力发电所需的设备和自己制作的可能性。
还有一件事。牧民巴勒登家有7条狗，非常厉害，见人就咬，一下子冲过来，将人团团包围。知青去他家都心惊胆战，必须拿着棍子自卫。杜恒昌尝到了这7条狗的厉害后，说要做一个可以伸缩的弹簧鞭子，能藏在袖子里，等7条狗围上来咬时，突然抽出来反击，狗挨打后就不敢再那么靠近咬你。可后来，他并没有真的去做弹簧鞭子。他说这涉及民族关系，不能做。还劝我们不要伤害这些狗，虽然它们特别招恨。当时的青年人一说打狗，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独杜恒昌做事稳重，反对打狗，说这虽然很刺激，但效果不好，不能干，他不喜欢杀呀打呀。
郑桂媛说：老杜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就是风力发电和弹簧鞭子。以后老杜一有功夫就琢磨风力发电机，花了不少力气，可惜没有搞成功。
……
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知识青年到牧区后首先就抓阶级斗争。他们来草原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与当地贫下中牧一起，抄了牧主家。
自始至终，杜恒昌没有动手打一下。
需要指出的是：泰勒木抄牧主家不是杜恒昌提出来的，而是本地一个造反派小伙子提出来的，这小伙子当时成立了一个“真革命战斗队”。
1968年冬，全内蒙古开始轰轰烈烈地挖“内人党”，挖得商店关了门，各级领导班子揪出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单位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当泰勒木的知青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挖肃时，都感到十分困惑。这里的牧民亲戚串着亲戚，一挖，所有牧民都成了内人党，没好人了。哪能这么搞呢？
但也有知青认为牧场领导在挖肃问题上过于右倾，才导致了下面的运动死气沉沉，没一点声势。杜恒昌却不同意，替场领导辩解说：该发的文件他们都下发了，不能再说他们右倾。
◆杜恒昌在场部当时杜恒昌经常外出开会，而且还一度被借调到西乌旗革委会工作了几个月（全西乌旗北京知青中就他和郭兆英是党员），搞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对待这场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杜恒昌并不热心，毫无建树。受他影响，泰勒木的挖肃运动冷冷清清，而全宝日格斯台牧场的挖肃运动也比较平淡，没打死一个人。
谁都知道走资派是敌我矛盾，但对原牧场当权派高万宝扎布的问题，杜恒昌却实事求是，没无限上纲。每次去场部，都还要去他家看看。有人多次劝他不要搭理这个走资派，而杜恒昌总说要按党的政策对待干部……
同去的北京知识青年里，有不少出身不好，“*”中家里受了冲击。到牧区后，他们不知道接受再教育是否要向当地牧民交待自己的家庭出身以及对自己家庭的认识。老杜经过认真考虑，在会上宣布，出身不好的知青不必向牧民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论什么出身，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到草原的，开始了新生活，不要到这里还受家庭的株连。草原阶级斗争复杂，我们要讲究斗争艺术，没必要什么都说。他这一宣布，大大地保护了那些出身不好的知青，让他们不再低人一头，避免被别有用心者歧视和打压。
杜恒昌的思想虽然也比较“左”，却不激进，搞阶级斗争比较温和。当时的土政策是不给牧主分肉，分奶牛。大约1968年春天，北京知青宋某偷偷给了某牧主一些肉。知青们获悉后集体开会讨论此事，纷纷批判宋某，说他敌我不分，严重丧失立场。而杜恒昌这个共产党员却没给宋某扣什么帽子，只提醒他以后不要这样干了，要注意影响，非常轻描淡写。 。。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0）
还有一次开完牧主批斗会后，老杜若有所思地对身边知青说：建国初期，牧主是按民族资产阶级对待，搞过公私合营，但不属敌我矛盾。表明他内心深处思考过这类问题，所以才对“丧失立场”、关心牧主的行为表现的那样宽容。
有的人一旦自己有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都特爱显示，生怕别人不知道。老杜不这样，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从不张扬。比如他很少提及自己的出身。从外表上看，他衣着简朴破旧，几乎有点寒酸。刚来草原时，很多人以为他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所以当熊六飞透露他是个军队干部子弟时，大家都吃了一惊。
他不抽烟，不喝酒，寡言少语，一举一动，朴实自然，不虚情假意。他对女生能够关心体谅，不那么孤傲清高，保持距离。女生下去放羊时，他路过女生包总要进去看看，寒暄两句，但从不让女生给自己做饭，待一会儿就走。
最初知青都集中过集体生活，后来为了更好地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知青们都分散到了贫下中牧家落户，跟贫下中牧同吃、同住、同劳动。贫牧古勒格家没人去。他家太脏了，里面黑黑的，秽气扑鼻。这老汉掀起围毡就吐痰，有时候吐不准，就吐在哈那墙和毡子上，包里到处都是痰渍。他还有点倚老卖老，喜怒无常，待人冷漠，牧民们都很少理他，连其他牧民的狗见了他们家的人都死咬。古勒格全家过着山顶洞人般的简陋生活。他的丫头又黑又脏，有精神病，儿媳也身体不好。他嗜酒如命，成天喝，一喝就耍酒疯，吵架骂街。平常谁都不去他的包。杜恒昌却选中了下到他的包。
听说这消息后，有知青劝他：老头儿怪癖，家里劳力少，又有病人，生活苦是小事，环境不卫生很容易生病，还是到别家吧。老杜笑笑说：“没关系，接受再教育就是要到这样穷苦牧民家去。”
他与古勒格一家住在一起，不怕脏，不怕臭，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学会了蒙语，很快成为一名不错的牛倌。他坚持人不离群，居然连马也不骑，从日出到日落，步行跟群放牧。他冒着大雪，迎着寒风，踏遍了整个宝日格斯台草场。很快他包养的老弱畜牛群就变了样，不再那么瘦骨嶙峋，并接活了三十多头小牛犊。
杜恒昌还跟古勒格学会了一手木匠活，一有工夫就帮牧民修车，做木箱或削磨自己的风力发电机叶片……
他拙于辞令，手却很巧。比如他自己用块牛皮做了副护腿，骑马时可以不穿靴子。这皮护腿里插着根木棍，相当于马靴的靴筒，穿脱都很方便，腿脚比较灵活。还有一次去罕乌拉公社买粮食。因为蚊子很厉害，他用白布卷了个圆筒筒，套在头上，挖了两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很像美国“三K党”戴的帽子。他自制的这个“三K党帽子”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杜恒昌来到宝日格斯台牧场不久，当地发生了一场白灾，瘦弱牲畜在暴风雪的袭击下成批死亡。他了解到这是棚圈抗风雪能力差造成的，就研究当地棚圈的结构特点，设计出了一种新棚圈，汲取了蒙古包的优点，棚圈朝西北方向是半圆形的，风雪刮过来能顺着半圆的两侧溜走，不会在圈墙外堆积，这样就防止了棚圈被积雪掩埋和坍塌。天气暖和后，杜恒昌带着一伙人修建了几个这样的棚圈，受到好评。但可能盖这种棚圈比较费事，没能在草原推广。
杜恒昌 把生命献给大草原（11）
他也发脾气。有一次北京知青宋某跟王向光吵了起来，最后宋某要动手打王。这王向光是知青中岁数最小的，非常瘦弱。杜恒昌眼看着劝阻没用，急了，抄起一把二齿，喝令宋某住手，宋一见杜恒昌怒目圆睁，真生气了，这才不敢再打。
杜恒昌很少发怒，在大家记忆中，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有些男生，由于封建思想作怪，与女生不来往，更不关心。老杜不这样，该关心就关心。一次女生们到扎鲁特旗走场放羊，遇见白毛风，丢了400只羊，特别发愁。老杜专程骑马去看她们，帮她们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终于把羊全部找回。
王向光的衬衣里有虱子，他把敌百虫药粉撒在衣服里杀虱子。正巧那几天要紧急出动“抓特务”，没顾上洗衬衣就穿上了，结果导致磷中毒。头晕乏力，咳嗽、没有食欲。去场部看病，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最后医生不敢肯定地说，只说可能是磷中毒。当时知青们都不相信，只有杜恒昌感觉到了严重性。跑前跑后，张罗着找车，找医生，为他联系看病。到最后，王向光已发展到不吃不喝，瞳孔缩小，呼吸困难，幸亏老杜等人及时给他送到医院，才避免了更危险的情况发生。
下乡不久，杜恒昌就被推举为宝日格斯台牧场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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