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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嘹亮-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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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兄弟失和。1923年8月24日的鲁迅日记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他们兄弟三人，树人，作人，建人。树人和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先锋，共同战斗，不分彼此。可能是太好了，上天妒忌吧。后来就终生不再来往。其真情至今是个谜，虽然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缺乏可靠的材料，难下结论。表面是家庭纠纷。周作人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主持着高消费的整个家庭生活，鲁迅是这个大家庭的奉献者。他说自己的钱是以黄包车拉进来，人家用汽车送出去。周作人当面呈给鲁迅一封绝交信，称他为“鲁迅先生”，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鲁迅很快搬出了八道湾住宅。家务事我们不好评价，但此事对双方打击都很大，等于是骨肉分离。对中国文坛来说，也是巨大的损失。后来兄弟二人思想越来越远，一个继续战斗，一个从退隐到终于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假如兄弟不失和，周作人几乎不可能如此失节的。而鲁迅也从此更加孤独，缺乏思想上真正的知音。
4， 病痛。鲁迅从小身体不大好，他的父亲就是个病弱书生。鲁迅很不注意养生，吃饭随便，不定时，爱吃零食，起居无规律。胃病、牙病、气管炎、神经痛，长期折磨着他，看病和吃药，成了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每年看病都达几十次。临终的十年前就大病过一场，鲁迅自称是“死的随便党”，只求活着的时候多工作，怎么死，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晚年病重时，朋友他劝出国疗养，他都不听。日本医生须藤又误诊为胃病，耽误了治疗。换了一位洋大夫诊断后说，如此病人，在欧洲，五年前就死掉了。宋庆龄也写信劝他住院，但他不愿离开工作，只希望快点消磨自己的生命。怀着这种“拼命做”的思想，鲁迅终于在战斗中死去了，可以说是“战死”。病痛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往往也是很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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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暗器如雨：鲁迅的痛苦（2）
三、鲁迅思想方面的痛苦
1， 群众的麻木。从《药》这篇小说可以看出鲁迅对麻木的民众那种说不出的痛苦。留学时期那次著名的幻灯事件，成了鲁迅的心理情结。日俄战争进行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被当成俄国侦探枪毙，周围的中国同胞没有表情。对“看客”问题的思索，促使鲁迅弃医从文，拿起了灵魂的手术刀。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革命家、思想家是学医出身，比如郭沫若、孙中山。这些先觉者的苦痛，来自于中国思想革命的艰难。当你发动农民革命时，农民却往往说没有受过地主剥削。大家都把一切当热闹看。鲁迅的思想是永远超前的。真理不能说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可以说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地心说和日心说。而鲁迅这样的首先发现了真理的人，就要忍受不被众生理解的大痛苦。
2， 敌人的污蔑、压迫。梁实秋等不负责任的文人，攻击鲁迅是“拿卢布”的，这不是严肃的论辩，而是卑琐的诬陷。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有的人就探询是在影射谁。鲁迅的著述经常受到当局的查禁。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仅剩下16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国民党反动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举。鲁迅说：“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3， 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和压迫。创造社的年青革命家们，批判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一些革命青年，对鲁迅忘恩负义，使鲁迅渐渐怀疑起早年信奉的进化论。在“左联”这个进步的文艺团体内，鲁迅发现了“奴隶总管”。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可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压迫，是不好公开的，也是不好发泄和抗拒的，所以这种痛苦使鲁迅遭受了深深的“内伤”。
四、鲁迅对痛苦的转化
鲁迅的伟大，不是在于他遭受的痛苦多么深、多么大，而在于他能够将痛苦转化为思考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刻。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力比多”的理论的吧。鲁迅善于自我解剖，在严格与严肃之外保持了宽容的心态。很多人都认为鲁迅是不宽容的，因为他在《死》中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其实这只是思想上的一个表态，他说不宽恕，可是他无权无势，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他压迫过谁？损害过谁？其实在生活中，他是很宽恕的。鲁迅的《呐喊》题词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如果单单沉溺于痛苦，鲁迅早就气死了，他的智慧和他的度量使他把痛苦转化为丰富的人生内容。
对群众，他是理解和同情。比如对祥林嫂，不能说没有地狱。祥林嫂虽然迷信，但不可为了破除迷信，就否定了祥林嫂的唯一希望。所以鲁迅说“迷信可存，伪士当去”。母亲爱读张恨水的小说，他就经常给买。母亲不懂他的小说，他也不急于“启蒙”。而今天那些到处给别人灌输民主自由法制市场之类“真理”的自以为启蒙家的人，往往是既无学问也无德行的伪士。
对同志和战友、亲人，他是谦让，忍让，包括对爱人许广平，不能够相互理解之处，他就自己化解。许广平回忆，鲁迅生气时躺到阳台上独自承受，儿子海婴也跑去模仿。这很像受伤的狼隐到密林里，自己舔舐伤口。他与凶猛攻击过他的创造社等人后来也和解了，联合了。他对左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很反感，但是对左联的解散非常惋惜。用我们长期流行的政治话语说，他是把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区分得清清楚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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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落暗器如雨：鲁迅的痛苦（3）
对敌人，鲁迅的态度是“严打”和轻蔑。在战略上，他是藐视的，像恩格斯纪念马克思说的那样，像对待蛛丝一般，轻轻抹去敌人喷射的污秽。在战术上，他又很重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论战上了。对那些支持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人，对那些叛变革命后又来侮蔑他的人，他愤怒地然而又是轻蔑地予以揭露、驳斥，坚持“痛打落水狗”的立场，不肯“费厄泼赖”，因为恶狗上岸后还会咬人。鲁迅以革命青年的鲜血为例，昭示人们不要上当。辛亥革命中绍兴的革命领袖王金发捉住了杀害秋瑾烈士的凶手，但是又放了，以表示革命的宽容，可是很快那个凶手就帮助袁世凯杀了王金发。再如民权保障同盟事件。鲁迅、宋庆龄等呼吁释放###——今天我们也已经取消了“###”。而胡适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法西斯言论，等于说政府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自由。鲁迅对这类言行是坚决反对的，不留情面的。敌人又恨他，又怕他。一个人活在世上，有人爱他有人恨他，这才说明他活得有价值。他的对敌姿态是举重若轻。他一生没有真正的敌手，酷似金庸笔下的大侠独孤求败，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什么“洋场恶少”、“革命小贩”、“资本家的乏走狗”，经鲁迅随便一用，都成了特有的名词。
由于前后受敌，所以他采取了“横站”的姿态。鲁迅研究专家林贤治先生称他为“横站的士兵”。鲁迅以大侠风采，在枪林弹雨中东挡西杀了十八年，可以说是壮哉、快哉。
对痛苦最重要的转化方式，是写作。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他笔下人物的痛苦，很多是他自己的写照。比如《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当深夜在旷野里惨伤地嗥叫，这是“北方的狼”的意象来源。比如《铸剑》里的黑衣人，反对“同情”和“怜悯”，用独特的方式孤身向统治者挑战。鲁迅通过写作，既服务了社会，也解脱了自己的灵魂。
小结
人生在世，我们大家都有痛苦，但一般比不上鲁迅这么深，这么广。鲁迅尚且那么乐观，我们又何必悲观呢？我们也要乐观地活在这个宇宙里，用写作也好，用其他有意义的工作也好，战胜世界的不圆满和不如意。既化解自己的痛苦，也帮助别人消解痛苦，那样的人生就可以说是快乐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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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1）
作为一名现代文学教师，我对闻一多没有进行过专门的个案研究。但我对闻一多这个人是从少年时代就怀着深深的敬意的。这种敬意源自于他的死，他的不同寻常的死。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用激越的语调写道：“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手枪是自由和民主的死敌，能够怒对这样的手枪，恰恰说明闻一多是个真正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士，而决不是什么“由自由主义堕落到民粹主义”，难道说只有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的逍遥派才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吗？毛选中的注释说闻一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我那时觉得知识分子中也能有这样的人，的确是了不起。后来又学习了他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不禁更加为他面对死亡的气概所折服。我还以这篇作品代表学校到区里参加朗诵比赛，获得了第二名。后来到大学里学习现代文学，接触的第一首闻一多的诗是《死水》。我隐隐觉得闻一多的生命与某种死亡意识有着联系。后来我当了老师，每当讲到闻一多时，我总是不自觉地围绕死亡来讲。现在我把这点零散的思考谈一谈，就教于诸位闻一多研究专家和诗歌研究专家。
我发现闻一多诗歌中有许多篇什与死亡有关。在他传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诗作里，在主题上明确涉及死亡的，就有《红烛》，《李白之死》，《剑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梦者》，《也许》，《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门》，《飞毛腿》等十几首。另外还有一些虽不明确指涉死亡但在具体诗句中对死亡有所描写的篇什，那些诗句大多出现在诗的后半和结尾。如《爱之神》结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盘踞着的一座迷宫！”《心跳》结尾：“听！又是一阵炮声，死神在咆哮。/静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现“死”字的诗一共有20多首。
闻一多笔下的死，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烛》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闻一多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否则，躯体就是灵魂的监狱。“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所以说，“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烧的结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闻一多明确地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红烛自身的死亡与外在世界的改变构成了清楚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闻一多实际上把死不看作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于是，他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李白之死》写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里想的却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剑匣》写“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因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写成“樱桃艳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烂果》写果子彻底烂透之后，“我的幽闭的灵魂/便穿着豆绿的背心，/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总之，闻一多的生命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又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奠基礼。《色彩》一诗中写道：“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当上面画满了红、黄、蓝、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内容之后，“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
所以，闻一多笔下的死，或者给人奇异，或者给人怪诞，但并不使人恐怖，并不使人反感。闻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吴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这样一段话：“来信谈及生死问题。这正是我近来思想之域里一阵大风云。我近觉身体日衰，发落不止，饮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时时觉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咙上比画，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闻一多将一种类似唯美主义的情趣贯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达到一种区别和超越了“恶之花”模式的美学效果。《梦者》一诗写道：“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水》都对丧失生命的客体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体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跳出了豆绿的灵魂，死水里争艳着翡翠、桃花、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春”，“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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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2）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象一朵忘掉的花！/象春风里一出梦，/象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准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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