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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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约后他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后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的书，印了五万册，密存于山东模范监狱中，称洗雪国耻日就是此书见天日时。他在死前自撰一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华再造共和”。可见从旧中国走出的共和英雄不无悔意。
　　　　　　　　而同时期的“国父”孙中山，却在为得日本资助谋国执政，甚至私下与日本签订了比“21条”更丧权辱国的“孙氏21条”，出卖东三省利益，种下了日后“九*一八”东北沦陷而国府不敢公开应战的恶因。
　　　　　　　　做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北洋之后闲居家中。
　　　　　　　　“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他是受日本人授意来拖徐世昌下水的。徐当然清楚他的来意，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闭门不见。后来汉奸曹汝霖也来充当说客，称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退兵，徐以老朽婉辞。曹告辞后徐对门房说：“以后曹若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1938年日军师团长板垣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约徐世昌定期会面。徐托病不见。日方不死心，派徐的两个门生来游说。一个姓金的学生劝老师“不要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徐以年老多病推辞，后烦了斥曰：“你太浑。”不想金反唇相讥说：“老师才浑啦。”徐见学生出言不逊，潸然泪下说：“不想到我这个年纪，又碰到这样一场。”拂袖上楼。
　　　　　　　　段祺瑞曾资助一个8岁棋童东渡日本，造就了日后中日围棋神话的大师吴清源。
　　　　　　　　段祺瑞因卫队抗击冲击官邸也不无过激行为的学生运动（苏俄暗中操控，实为颠覆中国现政权的阴谋）开枪，酿成（实为中了奸计阴谋。据说当时挑头闹事的人持有武器）“三*一八”惨案，而被举国声讨（学生的血成了一种另类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筹划它的人最终的目的。所以我说刘和珍君们啊，你们单纯而青春的热血实在是白流了），虽长此吃斋忏悔而不能获得国人原谅。但他的行为实比后来的那些个屠夫强过百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方将他列入“合作者”名册，巴望曾任中国头面人物的段执政出面组织华北的伪政权。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亲笔写信，恳请“芝泉老”南下。
　　　　　　　　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当时在京的少将以上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临码头恭候。段即时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段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北洋的历史上，是除了袁世凯外名声最不好的一位，1922年6月和部下吴佩孚一起赶走了皖系的总统徐世昌。次年再上演“赶走黎元洪逼宫夺印”、“1350万元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伪政权的首领，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出来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时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大变，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只得由几个侍从架着溜走。
　　　　　　　　吴佩孚登上了1924年9月8日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是旧式中国军人的道德谐模，也是首位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
　　　　　　　　另一个北洋人物吴佩孚，因“二…七惨案”中杀了共产党人施洋、林祥谦，从此教科书对他一概否定之，斥为“反动军阀”。
　　　　　　　　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军阀”，据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证实，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国共两党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个完全受他们控制的中国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视俄人，“二七惨案”的发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与路线上分道扬镳的表示。后来北洋政府查抄苏联使馆，抓捕李大钊等人，起获了苏俄庞大的扶植亲苏意识形态势力、颠覆中国现政权建立儡政权的密件计划，并公诸于众，一时舆论大哗。
　　　　　　　　1938年侵华日军席卷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人看好了两个和当时的抗日领袖蒋介石不对劲的人，一个是中国当朝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另一个便是曾统兵百万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伪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吴合作”。最终汪精卫落水，并从重庆逃到了河内通电与重庆政府决裂，后来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吴佩孚却冷对说客盈门，开出的出山条件是：请日本撤出包括东北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
　　　　　　　　日本派出的第一位说客是大伯通贞，他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用巧妙的语言挡开了。
　　　　　　　　在与日本人虚与委蛇中，他也曾令旧部于河南开封一带集结，甚至还派人在山东境内招兵，改编成所谓的“皇协军”，只是后来该部“全部潜逃”，“成建制回归重庆军”（日本人语）。
　　　　　　　　恨怒交加的日寇终于下手了，借主动帮他治疗小小牙痛之机，让他充满疑窦地丧命在“治疗”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们这才明白了吴氏救国爱国的初衷。国民政府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当时的报纸更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在东北，日本人谋算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那时的东北，夹处在谋算甚急的日俄之间，二强哪个不是虎视眈眈想一口吞并中国的东北？因此可以说张作霖是内抗派系、外御强敌，处境异常险恶。
　　　　　　　　据说张作霖某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一位日本名流请出身绿林、识字有限，在北洋也当过几天兵的张大帅赐字，张提笔写了个大大的“虎”字，然后题“张作霖手黑”，据说随从偷偷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应该是‘手墨’吧，不是手黑，‘墨’字下面少写了个‘土’字。”张作霖借机开骂：“妈了个巴子的！老子不知道‘墨’字怎写么？这叫‘寸土不让’！日本人成天想占我东北，对他们手不黑点行吗？”
　　　　　　　　大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曾撰文透露：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其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我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他对苏俄的意识形态渗透并借此插手中国很是警惕，所以才有了后来进京执政时、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查抄苏联大使馆等事发生。抄出来的证据证明他的判断并没有错，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建立在维护民族利益的。
　　　　　　　　面对这样一个又臭又硬偏偏民族大义认真得很的胡子大帅，日本人最后不得不在皇姑屯埋设炸药炸死了他（另有一说是苏俄谋算设伏放炸药炸死的，却让日本人背了黑锅）……他的糊涂透顶的脓包儿子张学良，身上总算残存着点北洋军人的血性，火并了东北军亲日派后，迅速宣布东北易帜，加入国民政府，维护了国家统一。
　　　　　　　　【二】
　　　　　　　　我们有一个酷爱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史观的方老师。年近五旬、干干瘦瘦的她，是我们历史课的科任老师，戴着一副黑框深度眼镜，面色苍白如玉，头发也半花白了，但显得很精干的样子，平时挺有老知识女性的风范。只是对历史角落里的陈年宿事，充满了“恨不能以今人的眼光重新把历史颠倒来过”的批判精神，充满了偏执的掘墓鞭尸劲头。
　　　　　　　　在近现代史中，她老人家第一恨的就是李鸿章。每每上课讲到晚清多次的丧权辱国时，就会恨恨不平地骂道：“你看，你看，又是这个卖国专家去签订的卖国条约。上次赔了几千万两，这次又要赔四万万两白银哪！几亿两哪，中国哪能不穷？落后又怎能不挨打？”
　　　　　　　　然后教育我们说：“同学们，庚子赔款日本人将其中的一半用来投在了本国的教育上，几亿两白银哪！这为日本培养了大量的人才，间接为几十年后日本全方位侵华战争打下了人才、物材的储备基础。要是没有这个卖国专家，中国后来何至于此？”
　　　　　　　　底下听了，大多为她的话语霸权所引导，自然觉得李鸿章其人属“杀无赦”的可恨。独独我怎么听了，却觉得她对于历史的强解有些歪理，过于僵化，想着我在一本什么“闲书”里看到过的叙述和记载，说李鸿章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在战败后的谈判桌上与列强讲条件讨价还价的人，而且他通晓八国外语，是八国联军攻占了大清国首都后，这个没落帝国惟一能派出的、能在屈辱的谈判桌上保持那个虚幻中的天朝大国的最后颜面的人，这个生前被激进党人视为签署卖国条约而遭刺杀受伤的权臣、死后背负百载骂名的清朝大员，也是当时世界上惟一能以战败国谈判官员身份、前往天津塘沽求和过程中享受21响国宾级礼炮待遇的人，人家敬重的是他一人可以对八国联军同时以八国母语辩论的个人魅力，而非垂朽的满清朝庭，换种思维与眼光看：他也算是为中国保省了不少库银的国家功臣哪。有本书里说“李鸿章较之盛世的忠臣烈士，其独力支撑国家危亡之功尤殊也！”想想也是这个理，若不是情非得已，哪有天生愿意出卖自己家国的首辅大臣？于是心里很不以方先生立论以为然。
　　　　　　　　见方先生在讲台上说得那个激昂愤世的样，突然冒出一句异见：“只怕并不是他个人一定想送银子去赔的吧？弱国无外交，书上可是这么说的。再说，如果不是他，清朝还派得出哪个去谈判、和列强讨价还价？要不是他出马，中国会不会赔得更多？事实上割地赔款这样的事，没有最高当局的首肯，李能做这个主吗？有哪个愿意承担这种注定要背千秋万世骂名的背时工作？赔得再多，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甲午战争前，不是李鸿章出马与日本谈判，谈成南琉球群岛归大清国，北琉球归日本的？那至于在琉球群岛更近中国的钓鱼岛，就更不在所争之列了。他卖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后来在日本访问时被爱国愤青刺杀，挨上的那一枪？”
　　　　　　　　方先生不意教学教了几十年，还从来没见过敢在课堂上公然站出来质疑并当堂与她辩论的学生。那一瞬，脸上竟有对反动分子活跃猖獗的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出来，她剜肉似地盯了我一眼，以掌握着绝对真理的话语霸权口吻定论说：“这是民族大义，春秋书史，是不容质疑的！”顿顿，她觉得言犹未尽，补充了句：“象他这样的大卖国贼，是绝不会有翻案和充许有人为他翻案的那一天的！”
　　　　　　　　我坐那了然无趣，颇不服气摇着头，想和她辩论我在其他“闲书”上看到的李鸿章的另一种面貌与评价，完全不象我们历史书上描述的那样是“除了热心于卖国之外，没有做什么好事”。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洋务维新期间建矿山，搞航运，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忙得不亦乐乎。而且建起了中国现在都没有达到的排名世界前8的强大现代海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成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被革职夺爵，待罪于北京的贤良寺，从此远离了大清帝国的政治中枢，随着李的失势，他和同仁们苦心经营想改良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就悄悄谢了幕。
　　　　　　　　回首这段帝国往事，可以从一些历史轨迹上，印证这一观点。甲午战争之后，以荣禄为首的满蒙贵族进入了帝国中枢，清政府的现代化进程似乎就停止了，甚至出现历史倒退和反动。修好的铁路被拆，矿山被封，传教士被驱逐，进而排斥洋人和外来的一切文明，最终爆发了义和团这样波及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严重盲目排外事件。这种倒退使得大清帝国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垮台。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不仅使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破灭，也促使一个朝代的灭亡。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慨叹李鸿章最终无法成就改革大业，实乃因为其被“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梁启超在甲午海战兵败后也评论说：“（李鸿章）是以一人之力敌一国”。
　　　　　　　　但想想这课堂上本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辩论的场所，我们的威权教育也没这个传统，只好忍忍算了。方老师教训完了学生，晃了晃满头花白的包菜头发，又沉浸到她偏执的历史观中讲授教学中去了。
　　　　　　　　因为历史教科书对北洋军阀是一概否定的，过了没几堂课就讲到袁世凯这一章了。对他的前生半世的事迹几乎没有介绍，袁的历史痕迹和罪状，主要被定在“出卖维新”、“21条”和“复辟帝制”上。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复辟帝制都是历史潮流的反动，这也是革命党人激烈攻击甚至发动讨袁运动和他的势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出卖维新”一说，史学界一直有争论存疑；签订“21条”，属弱国无外交的无奈之举，也有今人解读“21条”，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曲尽心力维护了不少国家主权。
　　　　　　　　因为真实历史教育的缺失，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了袁世凯的复杂多面，早年袁曾做过很多益国益民的好事。如他在1882年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朝鲜，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纵的叛乱，之后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鲜监国的12年中，曾经练新军以抗日本军力进入，并果断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纵的朝鲜叛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政治利益。这为袁赢得了知兵的美誉，以至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朝鲜局势非袁不能稳定。
　　　　　　　　后1895年李举荐袁到小站练兵。1905年7月，他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向清廷奏请逐步改良政治体制，以便12年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是年9月，袁世凯又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奏请改革教育体制，请求清廷立即废止陈腐不堪的科举八股，广设新式学堂，学习有用之科学。科举制度废止后，各类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骤然涌现。据清末学部在1907年统计，仅袁世凯治下的直隶省，各类新式学校多达8723所。
　　　　　　　　曾经成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吴佩孚，是一个旧式道德的典范。
　　　　　　　　另一个北洋人物吴佩孚，因“二…七惨案”中杀了共产党人施洋、林祥谦，从此在1949年后执政的“官方历史”中，被涂抹得“臭名昭著”，教科书对他一概否定之，斥为“反动军阀”。但就是这样一个“反动军阀”，据前苏联解密的国家档案证实，苏联在决定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学测绘的军校毕业生吴佩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