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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架空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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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黄俨的勤谨媚巧，朱棣早已领教过了。
在穿越之前，朱棣对黄俨没什么好印象。历史上的黄俨与朱棣的三子朱高燧甚为要好，他知道朱高燧的心思，也了解朱棣的偏爱，因此曾经与朱高燧共谋排陷朱高炽，希望能够让朱高燧取而代之。
朱棣对那个名义上的嫡长子倒没什么特别的好感——毕竟此朱棣已经非彼朱棣，尽管从血缘上讲朱高炽是朱棣的儿子，但是在心理上，穿越之前不过二十多岁的朱棣却毫无身为人父的自觉。不过，朱棣对朱高炽也没有特别的恶感。朱高炽的外表对不起观众，但是作为皇帝表现尚佳，后世对朱高炽的评价还是不低的。
抛开朱棣对朱高炽的好恶不论，黄俨帮助朱高燧谋夺太子之位侵犯了皇权——太子表现不好，要废也是皇上自己的事，不相干的人掺和自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
原本朱棣打算随便找个理由将黄俨打发走的，可是还没等找到理由，朱棣却又改变了主意。
黄俨确实不是好人，但他却有一手侍候人的好本事。黄俨口齿伶俐、办事利索不说，还特别有眼力——朱棣想喝茶或是想看奏折时，不需开口，黄俨已经将东西递到朱棣的眼前。更出奇的是，黄俨每天只需要睡一两个时辰照样精神抖擞。基本上无论朱棣什么时候叫，黄俨总是能够应声而至，话音不落，就已经跪在面前了。按朱棣的理解，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由于被黄俨侍候的太舒服，而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可以替换的人选，所以朱棣也就暂时打消了撤换随堂太监的念头。
大约是早有准备吧，很快黄俨便拿来了宝钞铜版和制钞样纸。
朱棣拿着制钞纸样捏了捏，扯了扯，然后甩了甩，最后若有所思地将制钞纸样和宝钞铜版放下。这种制钞纸的纸质比后世的印钞纸差多了，不过却也可以和复印纸相媲美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相对以前用来制作大明宝钞的桑穰纸而言，新版的制钞纸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接着，朱棣又拿起新钱仔细端详起来。
刚刚铸好的永乐新钱发着晶亮的光彩，让人看了心里高兴。这钱上铸的“永乐通宝”几个字不完全一样，最前面九枚非常清晰，排在其次的九枚次之，最后九枚则显得有些模糊。朱棣知道，排在前面的九枚叫‘祖钱’，是要在御库里存档的；中间的九枚叫母钱，是用来做模子的；最后这九枚才是以后在民间通用的永乐制钱——这一种因为翻了两次模版，所以看起来远远不如第一版光亮。
朱棣仰着头回忆以前看过的一个电影情节：黑社会为了制造能够以假乱真的假币，于是偷了政府的正版制币模版。想来，这“母钱”应该相当于后世的制币模版了。只不过，为什么不用‘祖钱’来做模版呢？那样岂不是能够更清晰一些？
想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朱棣放下心头的疑问，对郁新和夏元吉说道：“今天叫你们来，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大明币制的问题。”
“太祖皇帝铸‘洪武通宝钱’。由于铜钱份量重，价值小，不便于大量的贸易，因此又造‘大明宝钞’用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宝钞发行额没有限制，旧钞、烂钞又未能及时回收，加上印制简陋，容易伪造，使得宝钞很快贬值。原本一贯相当于一千文，可是如今，江南士民和一些行商大贾重钱轻钞，甚至有人以一百六十文钱折算钞币一贯，可谓是钞法大坏不行。”
朱棣顿了顿，心中暗想：这还是因为朱元璋太厉害，而且明初吏治相对还算清明，所以大明宝钞还勉强可以在市面流通。到了明朝中后期，宝钞已经贬值得和废纸差不多了。
“你们说说看，如何才能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
郁新小心翼翼地说道：“太祖皇帝的办法是下诏禁用铜钱，依臣愚见，若想保证大明宝钞正常流通……永乐通宝似乎不必发行。”
朱棣又好气又好笑。他手里正捧着永乐通宝的新钱样子，这个郁新居然建议禁用铜钱。如果上纲上线，对郁新扣上一条欺君之罪也不为奇。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元璋确实曾经“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也就是说，郁新的建议倒也算得上“有据可依”。
朱棣尚未说话，左侍郎夏元吉却抢先说道：“大明通行宝钞只有一百文、两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六种面额。如果下诏禁用铜钱，百姓们购买普通生活用品时会非常不便，大约只能采用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了。而且边疆地区诸如蒙古、甘肃、西藏、青海以及西南诸省，其民间交易均依赖于使用铜钱。若不制造铜钱，边疆百姓会因为缺乏货币流通而愈加贫困。”
朱棣点点头，想道：其实不仅是边疆百姓的流通货币完全依靠中央制造，事实上明朝周边的国家，比如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暹国、逻国，其民间百姓也基本将中国制造的铜币视为法定货币。这个时代，中国货币的强势地位与后世的美元相比毫不逊色。
想要短期内令大明宝钞在明朝周边的国家流通很难，因为技术方面存在困难——原来的大明宝钞由桑穰纸制成，纸质不佳，易被损伤、虫蛀、腐蚀。想要改变这一局面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提高宝钞质量。如果大明宝钞的质量能够达到现代纸币的程度，那么自然能够象铜币一样在周边国家流通。现代制钞纸的原料配方有着严格的固定比例，造出来的纸，质地光洁细腻，坚韧耐折，挺括平整。如果用手拿着钞票在空中抖动，或者两手拿着钞票的两端一松一紧地拉动，或者用手指轻弹纸的表面，都会发出清凌明脆的声音来。
明朝的造纸水平还算不错，有用竹为原料的“竹纸”；有用竹麻及秸杆制成用于包装物品的“火纸”、“糙纸”；有用细竹料制成的“柬纸”，书写信柬或制成名片；也有用白矾水浸过，染上红色的喜庆用的“吉柬”；有用楮皮竹麻为原料制成的“皮纸”，或“棉纸”；还有用桑穰特制的“笺纸”……大明通行宝钞也是选长纤维的桑穰为骨料，大量掺用废弃的公文币打浆做原料。不过，用桑穰所制的钞纸，其韧性和张力也不足，极易拉断。如果在空中抖动，声音发闷。
朱棣只知道现代制钞纸的原料主要是棉短绒，别的就不知道了。密令造纸匠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试验，如今已经有了初步成果。新纸和原来的桑穰纸相比固然要好得多，但终究还是远远不如后世的印钞纸。或许让那些造纸匠再试验研究一段时间，会有更好的结果吧。反正朱棣计划永乐元年再发行新版的大明宝钞，离那时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倒时候看情况再说。
第二个办法则是在周边国家设立兑换昏烂宝钞的专门机构。但这个办法想要实施同样有难度。如果官办，不知要设多少吃官粮的职位才够。这种兑换宝钞的机构如果设少了，宝钞的流通性又不能保证；如果在国外设置足够多的官办兑钞机构，那么政府的官僚机构就会严重膨胀，令中央财政背上无比沉重的包袱！如果交由民间来办，从商人的本性考虑，在没有足够利益的前提下商人不会有什么积极性。但是在兑换昏烂宝钞这件事上，朱棣又能从哪里弄出足够的利益给商人呢？要知道，21世纪的银行对于兑换烂钞的业务同样没多少积极性。
所以，想要继续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正常交易，短期内还是得依靠铜钱。
想到这里，朱棣说道：“一方面，百姓们日常交易需要小额钱币，另一方面，与周边国家交易也需要使用铜钱。所以不可禁用铜钱。”
郁新连忙躬身回答：“是，圣虑深远，臣不能及。”
“现在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令宝钞保值？”
郁新答道：“万岁可下诏，严令钞币一贯必须兑换一千文，否则以犯罪论处。”
朱棣转头对夏元吉问道：“你认为呢？”
夏元吉想了想，犹豫着答道：“臣认同郁尚书的建议。”
朱棣很遗憾地得出一个结论：夏元吉虽然算得上是明初名臣，可惜此时对经济规律仍然了解不深。
为了在臣子面前保持高深莫测的形象，朱棣硬生生将那声叹息吞回了肚子。想了想，朱棣不动声色地对郁新说道：“郁尚书，你先回去吧。”
（下）
郁新略带诧异地睃了一眼有点不知所措的夏元吉，默默退了出去。
待郁新离开后，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背着手朝殿外走去。夏元吉楞了一下，蓦地一个念头升上来，皇上有要紧事要和自己说！但此时夏元吉也无从揣测，只得屏息稳了稳神快步蹑了上去。
当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朱棣的表情时，朱棣突然开口说道：“郁尚书是不是曾经对部属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份异样的感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并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与朱棣并没有什么接触，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刚才的那句话，至少说明朱棣对他很了解并且肯定了他的价值。
强压住心中的喜悦，夏元吉抿着嘴谦虚地说道：“那是郁大人谬赞了。”
朱棣一摆手道：“不必谦虚，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说完这句话，朱棣却不再理会夏元吉，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边走，一边想着郁新对大明宝钞保值所提出的建议。
兑换比例这种事哪能通过法律硬性规定？！
强制的结果，无非是促使铜钱与大明宝钞兑换的黑市诞生罢了。
永乐朝期间，永乐皇帝为了办他的那几件大事，大肆发行宝钞，结果弄得宝钞越发贬值。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时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为了防止国家经济崩溃，朱瞻基在当时已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建议下，采取了一项措施：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
所以说，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税时收取纸币显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了。从后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极有特色”，这种税收制度针对一个大村庄或者说一个城邦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疆域多达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就实在太过僵化了。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同，明朝农业税的税率其实低得可怜。
在明初以实物纳税的时候，平均算起来，农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只占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较麻烦的是徭役：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衙门内的传令、狱工也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然而将这些徭役折算加起来，农民的负担其实也不超过土地总产出的十分之一。
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有时候甚至不要理由）——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实物地租既有正租，又有附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问题朱棣暂时不打算解决，因为永乐年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还算不上社会问题——洪武年间经过大力开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导致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全国拥有700亩土地的地主不过14341户而已，相应的，佃农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将实物税收和徭役折算成货币税收。这样做好处很多。
首先，可以减少官吏在中间环节盘剥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白银，官吏都会从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损耗，至少损耗具体收多少，基本上全凭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种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为罕见的东西。
其次，只要坚持税收货币化，可以增加大明宝钞的信誉度。
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由于计量单位的不同、单位价值的不同，除非每个县都能普及计算机并且实施联网，否则绝不可能进行“数字化管理”。
当然，想要税收货币化，首先得理顺货币发行的问题。
明朝是个非常矛盾的朝代。一方面，政府似乎对人民管理非常严格：比如说前所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无所不管、无孔不入的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然而另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又似乎特别宽松：严禁官员下乡扰民，若无特许而私自下乡，最重会被处以死刑；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无能为力——很难想象，一个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应该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却连货币发行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力都无法牢牢掌握。
朱棣也没打算操心私铸铜币的问题，其原因与不必解决地租率的道理相似——洪武和永乐两朝是明朝皇权最强的两个时代，即便存在私铸铜钱的现象，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同样算不上社会问题。
明朝中叶后中央之所以对货币发行失去控制，朱棣私下猜测，应该是由于非法采矿过于严重而引起的。在朱棣原来的那个世界里，非法采矿同样是禁而不止，令中央政府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明朝中叶那种贪污**风气更甚的年代，没办法消灭非法盗矿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如果说针对煤、铁、铅的盗矿还可以容忍的话，那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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