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架空传-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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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朱棣的一系列改革后，永乐三年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已经达到了四千八百万贯，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历史上明朝3461１万石的最高纪录（将安南的税收也计算在内的结果）。但不足八万京军便消耗六分之一农业税收入的可怕事实，却足以打消朱棣扩充京军的想法。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次远征安南京军自然也需要出动。当然，三千营不用出征。在安南那种地方，骑兵很难找到动大规模冲击的机会，不去也罢。而五军营和神机营则各出去一半，加起来便是三万五千余人。
　　　　至于说这次远征大军的其余将近七十万军队，则由有邑贵族们提供。
　　　　云贵川以及两广等地的有邑贵族极多，仅云南就分为三十六个土司官。这些土司官从权力上讲如同一个个小王国，从实力上讲，其中实力较大的土司也确实相当于小国家——后来成为了两个独立国家的老、缅甸，当时也不过是三十六土司之一（明初云南的地理概念与现代不同）。但是按照封建契约，云贵川以及两广等地的有邑贵族倒也不至于需要提供将近七十万军队。只不过，大多数有邑贵族除了按照封建契约的规定外，还额外提供了更多的士兵。
　　　　额外提供士兵的有邑贵族之中，有些确实是为了表达对大明的忠诚。而更多的有邑贵族派出额外的士兵则是冲着大明皇帝所许诺的赏赐而去的——朱棣许诺：凡进行抵抗的地区，有邑贵族可以尽情抢掠。
　　　　这便极大的刺激了有邑贵族战斗的。此外，在战争胜利之后，立下功劳的有邑贵族还可以在安南获得新的采邑。其采邑的规模大小，除所立功劳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便是派出的士兵多寡。如果不愿意是采邑，那么也可以直接获得现金赏赐。
　　　　有了这样的好处，有邑贵族们自然兴奋得嗷嗷直叫，纷纷表示自愿多出兵力。这其中以云南景东陶氏为最。按其封建契约，陶氏土司只需要提供两千兵力，可他却自愿额外提供两千，加起来便是四千。另外，陶氏还有一个地方很令朱棣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陶氏竟然饲养强悍的战象作战。
　　　　尽管火器的应运使得战象威力大减，但使用战象战斗毕竟很有趣，不是吗？
　　　　大军出征的当天，朱棣亲临龙江祭誓师。
　　　　三声大炮掠空而过之后，号角手将长长的号角高高仰起，“呜呜”一阵激昂鸣叫，空寂的峰峦回音袅袅。灿烂的阳光下，一面明黄龙旗，在微风之中张扬舞动。
　　　　内阁学士杨荣神情庄重地大踏步升阶登台，对行刑的刽子手大声道：“开——刀——祭——旗！”
　　　　接着又是三声巨响，黄中那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潮湿的草地上。杨荣又高喊一声：“诸位将士，肃立静听圣上的讨清檄文！”
　　　　朱棣站上高台，说道：“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罪人既得，即立安南故国王之孙陈天平为国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檄文读完，朱棣端起一杯酒来，朝天一擎，轻酹地上，然后向众将继续布军令：“八十万大军同讨逆贼，望我三军将士，奋勇杀敌，得胜归来！”
　　　　下面的军士举着刀枪齐声高呼：“万岁……万岁……万岁……”
　　　　听着这震天动地的山呼声，朱棣的心情也激动了起来。这四年多来，他想的、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第十二章　平平淡淡才是真（上）
　　　　乐四年7月１6日，远征军正式出师，皇上亲往龙江饯行日风和日丽，江面上百舸争流，旌旗蔽空，鼓角齐鸣，明军威武雄壮，军容之盛为开国以来所未有。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生了，１2日，南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37岁的朱能正值年富力强，在丘福吃了挂落后，朱能已经大明军中第一人，皇上倚之甚重。不想此次讨伐安南竟然“出师未捷身先死”。
　　　　在军中大哗之际，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张辅一面飞章奏报皇上，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由凭祥度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收到张辅的奏折后，朱棣命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代替朱能统率全军，并以明初常遇春病逝，副将李文忠建大功的事迹予以鼓励，希望张辅不负所托。
　　　　这一刻，张辅才真正尝到了什么叫一呼百应，什么叫将军虎威，什么叫作人生得意。
　　　　进入安南境内后，张辅命人先将胡一元父子“肆逞凶暴，虐于一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等二十条罪状写成榜文，刻于木牌上，顺流放下，并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安南军民见到榜文后，人心离散，甚至连各地的领军将领也人心各异起来。这一着棋很有成效，分别由张辅和沐）率领的两路明军斩关而进，势如破绣，大多数守关将领都提前派使通报投降的决定，甚至连不在明军行军路线上的一些附近州县也日夜兼程赶来向明军投降。直到抵达之前，明军连病号伤号在内，伤损也不过七百——这其中甚至包括依照军律所处罚的四十三名土兵。
　　　　按照传统，中央政权征召少数民族土兵通常不负责其粮草，作为补偿，则允许少数民族土兵自行筹集粮草——也就是说允许少数民族土兵在作战区内抢劫。
　　　　然而这一次作战却不同。根据封建契约，有邑贵族们有义务提供相应地士兵作战，并且保证这些士兵四十天内的粮草消耗。当初征召有邑贵族时朱棣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因此便没有征调路程在四十天以上的有邑贵族。也就是说，所有的有邑贵族私兵在抵达广西凭祥或云南蒙自之前，是没有理由在行军途中抢劫的。
　　　　到了集合地点后，有邑贵族的私兵被编入大军统一指挥（各级将领仍然是那些有邑贵族），因此粮食供应也由大军统筹安排。进入安南境内后，由于封建社会时期战争地特殊性，不可避免地需要就食于敌。然而张辅在开战之前便进行了大力宣传，很多安南将领根本就没有抵抗的心思。
　　　　要知道，至今胡氏篡陈朝才仅仅六年多地时间，很多安南人并不认为胡氏拥有对安南的合法统治权。在胡氏袭杀陈天平一事败露后，安南人对胡氏更是反感。这种道理很简单，陈氏立国一百七十多年，安南人早就习惯了陈氏国王的统治。既然陈天平是前安南国王陈日亘之孙、安南国王陈日奎（火旁）之弟，那么陈天平自然拥有对安南王位的继承权。你胡氏篡了陈氏的位不说，待陈氏地子孙获得明朝的帮助后，假装答应将王位还给陈天平地同时，却又阴谋杀害陈天平。这种做法自然不可能获得安南人民的拥护。结果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
　　　　另一方面，张辅在木牌上除写明胡一元父子的罪行外，还明确规定了安南人在这次战争中选择不同立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凡闻风而降、改旗换帜，皆议功，其领日后可依此获得有邑贵族爵位；若是大军兵临城下方降，则无罪无功；若大军抵达一日之后仍不降，则根据其抵抗时日长短，施加轻重不一的惩罚！
　　　　至于说明朝决定扶持陈天平成为安南国王后将实施有邑贵族制度。尽管此后安南国王便成了大明皇帝地直属封臣。但封建领主对领地内地事务具有极大地自治权力。因此与之前地情况并无太大地差异。
　　　　而且。有邑贵族制度对于安南地方官员和将领而言反而是一件好事。自从公元十一世纪初安南李朝建立后。安南便确立了较为完备地封建中央集权君主制度。结果地方上地官员、土豪便减少了相应地自治权。当安南地中央政权衰弱后。地方上也会短时间内出现军阀自治地现象。但哪有这种名正言顺地有邑贵族体系好？
　　　　所以。很多没有抵抗心思地安南将领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降——反正是向前陈朝国王地继承人投降。也不会产生道德上地失落感。当然。投降后地安南将领及地方官员们也就相应地承担起了供应大军粮草地义务。如此一来。明朝地远征大军也就不需要大肆掠夺便不存在缺粮地问题了。
　　　　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况且大明地少数民族土兵相互之间打冤家时就已经养了抢劫地习惯。虽说张辅三申五令不得私自抢掠。但几十万大军又怎么可能全都管得住呢？所以。进入安南后还没打什么象样地仗（战斗总是军纪败坏地催化剂）。可明军地军纪仍然无法达到秋毫无犯地标准。在安南官员提出控诉之后。张辅便将那些违犯军纪较为严重地土兵吊死在道路地两旁。
　　　　张辅这样处理地本意只是威慑其他地土兵不要违反军纪。至少不能有杀人**之类地严重违反军纪地行为。然而此举却收到了意想不到地好处。安南人看到道路两旁被吊死地士兵尸体。得知他们都是违反军纪而被处死地。于是更加拥护明朝军队了。
　　　　之前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地意见分歧甚大。有地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注１）则言“臣不怕战。但怕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胡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对于对抗天朝有着虑。但烂船也有三斤钉。安南好歹也是中南半岛上地大国。拥有人口共有七百余万。而胡一元又是从权相变为国王地。手下地军队和心腹将领却也不少。
　　　　眼见明朝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胡一元便在芹站布置伏兵，准备给明军一点颜色看。然而张辅小心谨慎，识破了安南军队计策。于是张辅将计就计，大败安南之伏兵。之后张辅又率兵进占新福，接下
　　　　鹤江与沐）率领的军队胜利会师。胡氏父子料不到如此神速，大惊之下，倾全国之兵号称二百余万，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个天险，伐木筑寨，绵延九百余里。又沿江置木桩，征国内所有船只，排列在桩内，所有江口，概置横木，严防明军攻击。
　　　　在绝对的优势下，胡朝或许用计谋还能给张辅造成一定的困惑，但这种严防死守的战法张辅哪里会在乎？张辅大军进入富良江，先命骁将朱荣进攻嘉林江口，再进至多邦隘，沐晟军也沿洮江北岸鼓行而进，与张辅呈南北夹击之势，互为声援。一路上，胡朝立下的军寨一一被明军轻松攻克。
　　　　胡朝军队节节败退，只得厚集兵力于多邦城，企图据险顽抗。
　　　　多邦城坚而高峻，城下设有重濠，濠内密置竹刺，濠外多掘坎地，守卫严密。在冷兵器时代，想要攻克这种坚城需要付出极大地代价。看到多邦城时，不少有邑贵族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无他，朝廷正规军与少数民族私兵一同作战时，充当炮灰的总是后。有了这样地觉悟后，再看到多邦城的雄峻，有邑贵族们自然觉得头疼不已。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有邑贵族都产生畏惧，也有一些有邑贵族主动请战。这其中，湖广土家族的布平争夺先锋的表现最为激烈。布平地父亲是三等有邑伯爵，因此布平曾经在南京藩学就读，在就读期间布平得知为国捐躯死后便可以入烈士陵园，享受世人祭祀。布平极其渴望进入烈士陵园，因此在面对坚城时毫不畏惧。
　　　　然而令有邑贵族们惊讶的是，张辅却并没有接受布平等人打头阵地要求，而是宣布待攻破了多邦城之后，布平等人再入城巷战。
　　　　其实这种战术安排却是大军出征前朱棣便预先就安排好的。历史上明军攻击多邦城时，好不容易依靠两名高级军官率领敢死之士凭借勇气和血肉之躯才攻下了多邦城的外城。然而进城之后，却现安南兵驱大象出阵，誓死拒战，激烈的巷战中，明军几呈不支。朱~并不怀疑明军的肉搏能力，但如果安南士兵在巷战中负隅顽抗，那么这一仗打下来损失必然不小。
　　　　张辅并不知道朱~之所以这样布置是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之前张辅还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一本正经地叮嘱，到了多邦城后要将攻击内城地任务交给有邑贵族。但现在张辅却“明白”了。在“了解”了朱~的用心后，张辅不禁感叹皇上果然是料事如神。
　　　　一路上鲜有抵抗，因此有邑贵族们也就没了烧杀抢掠地理由。为了维护军纪，张辅甚至不得不处死那些严重违反军纪的有邑贵族以及他们地私兵。
　　　　如今到了多邦城下，好不容易才遇到一次真正的战斗——更准确地说，是好不容易才遇到一次真正值得抢劫地对象。如果由朝廷正规军攻下多邦城，那么事后大掠由谁来进行呢？若是朝廷的正规军平定了内城的抵抗，然后由有邑贵族们实施大掠，正规军流血拼命之余却受到这种待遇，谁能想得通？如果由朝廷正规军负责巷战，战胜后实施大掠，对有邑贵族而言却也不公平。
　　　　要知道，有邑贵族们辛辛苦苦跟着来，可不是为了参观安南风景的！从道义上讲，有邑贵族参加远征大军是为了完成封建契约，但谁都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路上都梦想着通过战争来抢劫、财。如果不满足这些有邑贵族的，把他们憋得狠了，终究会出事的。
　　　　不说张辅对朱棣愈加敬畏。第二天，明军便开始攻城了。
　　　　坚固的城池对于防御冷兵器部队很有效果，但是对这支明军来说却没什么影响。
　　　　先出战的是神机营。神机营的士兵在城外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上散开排好，然后开始向城头上射击。
　　　　安南也有火枪，如果不是因为朱棣的穿越，安南当时使用的火枪甚至比明军使用的火枪性能更加优异。提到安南的火枪，那便不得不提到胡元澄这个人。历史上胡元澄被明军俘虏后，由于他擅长兵器，能造神枪火器，所以获明朝授以官职，胡元澄对火器的改进非常成功，后因功升迁至工部尚书。升为工部尚书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胡元澄最终成为了一代兵器家，被明代军士奉为“火器之神”——狭隘民族主义没必要对此介意，9世纪的浙江因处于五代的纷争中，因此当年的部分胡氏家族成员从浙江南迁至古代的南越地区。也就是说，胡元澄实际上是中国人。至于说朱~为什么不亲近实为中国人的胡元澄，而要去立陈天平为安南国王，那是因为陈氏的先祖是大约在十二世纪移民安南的福建人。既然两都是中国人，手心手背都是肉，那自然要选择更容易控制的陈天平了。
　　　　……扯远了，回到正题。
　　　　多邦城上的安南守军同样拥有火器，然而因为火药工艺的不同，导致两的威力相差极大。在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上，明军士兵只要不是眼睛被安南火器打中，那便顶多也就是受点轻伤；可安南士兵如果被明军的火枪击中，不死也重伤了。
　　　　另一个令安南守军无法忍受的事情是，安南守军的火器在这种距离上没有丝毫的准确性可言，可明军使用的新式火枪射程远不说，而且负责与安南守军对射的是神机营！
　　　　普通士兵经过一定的训练后，使用新式火枪在１步内比较容易击中门板大小的目标。但这只是普通士兵的标准！出征的明军正规军要么是小旗以上的军官，要么就是各地军中选出来的精锐，其战斗技能自然超过了普通士兵。至于神机营则更是夸张。如果在一百五十米的距离上连续两枪都打不中门板大小的目标，那他都不好意思自称是神机营的人。
　　　　既然无论是武器还是士兵素质都有着巨大的差距，那么在对射中神机营将城头上的火力逐渐压制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渐渐的，已经没有安南人敢于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