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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伏诡话-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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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队长说：“这是桩混合案件啊……鬼的杀心和人的恶意偶然撞在一起造成了必然的悲剧。”
他认为潘教授在拖动刘国川的时候，鬼做了帮凶，用红丝协助潘教授将刘国川的身体拉出窗外，等到潘教授逃离现场之后，才进一步将刘国川的颈子割裂。
第二夜，鬼将目标转移到杀人抛尸的潘教授身上，在他割腕晕厥之后，用红丝勒住他的脖子往窗外拖，只是没有成功，被王局长和周坤搅乱了原定的杀人计划。
周坤将一柄借来的调色刀递给吕青春，说道：“你和局长的身高差跟潘教授和刘国川的相近，你试试去戳刺局长的后颈。”
王国辉把领口往下拉，伸长脖子，做慷慨就义貌，喝了声：“来吧！”
吕青春说：“局长，我会怀念你的！”不客气地抄刀上手。
吕青春的身高是一米八三，王局长勉强过及格线，一米七二，吕青春如果从背后攻击，那肯定要举高手往下插才能插到那个点，伤口就不可能是平直入肉，就算是换了等身高的人也做不到。
周坤又让吕青春跟王局长来段贴面舞，吕青春抱住局长的脖子，两条手臂越过他的肩膀向后环绕，一手固定住王局长，另一手倒握调色刀，屈肘回弯，去戳颈后的关键部位，两人的身体必须贴靠得很近才能使得上力。
王局长一把推开吕队长，老脸直抖，鸡皮疙瘩一粒粒往外冒，吕青春也缩墙角里搓起了胳膊，刚才他俩的鼻尖撞到了一起，差点连嘴皮子也碰上。
周坤笑着说：“你看，这个角度很刁钻，调色刀并不是个称手的凶器，如果想切实造成伤害，距离不能太远，而且还要固定住目标的身体，不能出现移位。”
李安民踮起脚，环住叶卫军的颈项，一手搭在他背上，一手倒握调色刀朝后颈轻刺，问道：“是这样吗？”
叶卫军弯腰配合她的高度。
王局长说：“不可能，老潘比老刘高半个头，以他那角度插下去，刀头不可能保持水平，而且不方便施力。”
周坤指向大床说：“如果两人都躺在床上，那就不存在身高差的问题，背部有支撑，不会分散手臂上的力气。”
李安民没法想象两个老头子面对面地在床上叠罗汉，周坤淡淡地说：“房间里没有打斗痕迹，调色刀并没有戳到要害，床上只有少量血迹，刘国川的旅行包很整齐，没有被翻动过的迹象。”
吕青春说：“难道锤子他自己拿出来的？”
周坤问李安民：“刘国川遇害那夜，葛云有什么动静？”
李安民说：“她一大早就睡了，一觉睡到天亮。”
周坤问：“你确定她一直在睡觉？”
李安民想了想，摇头：“不能确定，我熬到凌晨才合眼，睡得很死，早上是被楼下的尖叫声吵醒，你怀疑是葛云下的手？”
周坤说：“不是怀疑，我几乎能肯定用铁刀刺伤刘国川的就是她，潘教授是帮她擦屁股的人。”
李安民不敢相信，葛云看起来不像心机深沉的人，她怎么可能在深更半夜独自一人悄悄摸上楼，杀人之后又若无其事地回房继续蒙头睡觉，看到人头时那恐慌惊惧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周坤说不难想象，因为葛云只知道刘国川坠楼身亡，没想到脑袋还挂在铁丝上，会惊怕实属正常反应。小旅馆只在入口处有监控，只要足够谨慎，想在没人发现的情况下从安全楼梯上下两层楼不是难事。
目前一切都只是推测，没有确凿的证据，周坤用她最擅长的诱供法从潘教授身上入手，告诉他葛云已经认罪，起先潘教授还不相信，但是当周坤提及葛云惨遭轮、奸的往事，他立刻就丢盔弃甲了，痛苦地抱着头说：“是我对不起她……可我真的没办法，那时我才刚刚起步，名气还没打出来，搞创作开画展都需要人拉拔资助，得罪那些人，我在圈子里还怎么呆得下去？”
葛云的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靠母亲缝缝补补和救济金来度日，根本负担不起葛云的学费，经过那件事后，潘教授尽自己所能地在经济上补贴葛云家，希望能以此来赎罪，不久，他被派遣到国外进修学习，临行前他把葛云的学费都预支给学校，还替葛爸办了张卡，把生活费都打了进去。等归国后他再到葛家探望，已是人去楼空——葛云的母亲过世，葛云辍学离家打工，她的父亲没有自理能力，被送进了农民疗养院。
潘教授到处寻找葛云的下落，没想到在一个私人影展上看到了她的照片，虽然葛云长大了，变成了能勾魂夺魄的美丽女人，但是潘教授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她的眼神始终没变，还是当初那个躺在草地上的小女孩，对着镜头的大眼睛依旧黑白分明，不带屈辱，没有一丝被污染的痕迹。
潘教授不希望葛云当人体模特，凭他的关系，找份轻松的好工作并不难，再不济，当他的助手也比到处赶场强。可是葛云对当模特有着异常执着的热情，她的思维模式跟正常人不一样，不知道是智力问题还是情商问题，潘教授劝不住她，只能把她带进美院就近照顾。
案发当晚，葛云趁李安民熟睡之际去找刘伯川，他们约好了私下会面，刘伯川要为葛云拍一组床上照片，在拍摄过程中，刘伯川欲行猥亵，把手指伸进葛云的私、处，葛云就用随身携带的防身工具——铁制油画刀刺进了刘伯川的后颈，可能是碰到了某个穴位，刘伯川当时晕了过去——这是葛云对潘教授描述的事发原因和经过。
葛云刺伤刘伯川之后，匆忙赶回二楼，不是回原本住的包间，而是敲响隔壁潘教授的房门，慌慌张张地把事情告诉潘教授，说自己很害怕。潘教授说会妥善处理，让葛云先回房睡觉，当他进入刘伯川的房间时，发现刘伯川不在房里，窗口大开，一把铁锤掉落在窗前。
潘教授走过去查看，发现刘伯川竟然挂在了铁丝上，潘教授被吓坏了，以为是葛云干的，如果把人救上来，葛云势必会落得个杀人未遂的罪名，就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刘伯川竟然发出“呜呜”的求救声，潘教授生怕别人会听见叫声，一旦被发现，不仅葛云要遭殃，连他也会被当成共犯。
潘教授随手抄起地上的铁锤，对准刘伯川的头狠狠砸下去，一声闷响过后，刘伯川双手下垂，再也没动静了。潘教授关上窗户拉起窗帘，草草清理了一下房间，逃也似地跑了出去。
潘教授对葛云心存愧疚，悔不该当初袖手旁观，任她遭受□，所以在警方来查案之后有心替她背黑锅，可潘教授虽愿意顶罪，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未来，才会懦弱地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
周坤淡淡地说：“把油画刀当防身工具这常见吗？她刺的地方可说是颈部最脆弱的部位，这都是巧合？靠女人的手劲怎么才能一击到位，只有一个可能，那把调色刀的刀口经过刻意打磨。”
李安民知道，还有一个疑问周坤没问出口，葛云是个会主动要求他人进行肢体接触的女人，会因为被侵犯而感到愤怒吗？她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侵犯”。
葛云做了多年的人体模特，以她的敬业程度，为了能摆出更好的造型，必然会去研究人体构造，这点也在潘教授那里得到了证实。
周坤推测葛云是有计划的杀人，她拿着调色刀当情趣道具，引诱刘国川趴在身上，亲密地勾住他的脖子，倒握铁刀，猛力往刘国川颈后刺去，由于力气不够，虽然戳对了位置，却没深入到能致死的地步，但是刘国川晕了过去，葛云大概以为刘伯川不行了，就去找潘教授，她利用潘教授对她的歉疚得到了庇护，让他心甘情愿地成为替罪羔羊。
可是刘国川并没有死，在短暂的昏迷后，他又醒过来，从工具箱里拿出铁锤，气急败坏地要去找葛云算账，他可能并不是真要用铁锤去教训葛云，只是拿在手上充当威吓工具，他还没走出房门，红丝就从外面飘了进来，缠住他的脖子，把他整个身体拖出窗外，铁锤就是在那时从他手里滑落，掉在地上。
之后，潘教授进入房间，用铁锤砸塌刘国川的颅骨，迅速逃离现场，最后，花阿妈才用红丝将刘国川的颈子割断。
牡丹花帕09（结）
可是这些推测无法从葛云的嘴里得到证实，她像个受到惊吓的孩子，缩在角落里，无论周坤怎么问，就是不说话，只用惊恐的眼神看向周围的一切。勘察人员在下水道里搜到了断成两半的铁刀，刀口被磨的很锋利，在葛云的住处也发现了两柄经过刻意打磨的油画刀。
案情明朗后，周坤一行人受潘教授的托付去了趟葛云的故乡——大山脚下的猴子沟村，在热心村民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农民疗养院，葛云的父亲就住在一楼，周坤他们到时，他坐在轮椅上晒太阳，人虽然消瘦，精神却很好，跟同房的其他老人也相处融洽。
周坤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潘教授的朋友，潘教授最近忙，没时间来探望老葛，托他们来捎个信。
叶卫军把大包小包的礼品堆在床脚，周坤把两张信封塞到老葛手上，一张信封里装的是钱，另一张是信。
老葛眼神迥然，笑得满脸褶子，显得很开心，他说：“潘教授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小云也是多亏了他才能去城里上学，潘教授夸咱家小云有天分，学习刻苦，说是等毕业后还要留校工作，这会儿……也该毕业了吧？小云可找到好工作了没？”
周坤说：“找了，潘教授没说空话，他把你女儿留在学校里工作，是不是，小妹？”说着对李安民使了个眼色。
“嗯……嗯，葛云在我们学校里工作，平常都住校，忙得转不过弯来。”李安民如坐针毡，不敢去看老葛欣喜的表情，心里生起一股罪恶感。
周坤借着闲聊攀谈得知一件惊人的事情——葛云的母亲竟然是得艾滋病死的。
李安民不自在地动了动，想起花阿妈脸上和手上红疹子，心里发怵，本以为那是皮肤病，没想到竟会是魔鬼般的艾滋病。
老葛见李安民在凳子上挪来挪去，以为她是害怕被传染，忙道：“阿萍被查出来后就被隔离了，跟咱分开过日子，我跟小云都接受过检查，没染上，我现在年年体检，年年健康。”
李安民嗫嚅着问：“怎么会染上那病呢？”
有个大妈端盆进来给老人洗脚，听到她的问话，高喉咙大嗓门地说：“染啰，染得多啰，也不怪咱村里人，大伙只是想糊口饭吃，那会儿苦啊，人都穷馊掉了，听说有钱赚当然跟着上，咱们山沟人没文化，提到艾滋都以为是乱搞男女关系整出来的病，上面等到出事了才想到要过来做知识普及，迟啦！你说最该怪谁？”
老葛说：“咱这成地方土地贫瘠，收成差，大伙生活都苦，就有这么一天，村里来了个油光滑亮的年轻小伙子，说自个儿是血站的工作人员，动员大伙去献血，每人能拿三百块钱补贴，还发大米油盐。”
大妈端着盆走过来，插嘴说：“三百块对你们城里人不算啥，咱们可要苦多久才能赚到？你说有这好处谁不想去！”
村民们不知道那其实是血头在组织卖血，就算真知道了结果也不会变，有些人还觉得放放血就能拿钱是赚到了，还就乐意去卖。
为了拿补贴，花阿妈跟几个村民将信将疑地上了小伙的面包车，被载到信华乡的输血点，400毫升的血能换到的就是三百块钱、一袋米和一桶油。见花阿妈等人满载而归，村民欢喜了，都说这下找到了赚钱的门路。
葛爸接着说：“后来那小伙子又来了几回，阿萍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去献血，把这当成一份能捞油水的好工作，可过了没多久，那小伙就不来了，再也没来过，有领导来视察村子，带咱们去医院里免费做体检。”
大妈又插嘴：“那会儿大伙还开心着呢，说上级领导终于开始关心咱贫下中农的生活了，等检查结果一出来，说是有什么、什么阳不阳的……”
李安民小声接话：“HIV病毒……”
大妈一拍手：“对，就是这个毒，说村里有几个人染了毒，咱不懂什么H不H的，一听说是艾滋病全傻了，那会儿才晓得原来抽血也会被传染，你说要是早知道会得这个病，谁敢跟去？”
原来动员他们献血的血头被抓了起来，供出了血量多的村子，其中就有猴子沟村，还有座百人小村，近半村民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多是一人患病全家遭殃，事情闹大了，上面紧张了，赶紧想办法补救，把携带病毒的村民隔离圈养起来。
在计划献血政策取消前，相关部门将“献血指标”由乡到村层层摊派，有些村委为了完成指标就跟血头狼狈为奸，花钱雇外地人充数，献血补偿金高达千元，发到村民手上的只有两百元、三百元不等，剩下的就被大小血头和村委瓜分了。
信华乡血站的工作人员大多不是专业院校毕业，要么是退伍兵，要么是社会闲散人士，为了省事，抽血前不体检、不验血，说是采用观面相的方法，目测合格就可以撩袖子了，抽完血的针头还能回收再利用，经由血头组织的冒名人群来自全国各地，什么人都有，只要一个带病，全体完蛋。
老葛擦着眼角说：“潘教授也是好心，送咱孩子去读镇上的好学校，可那儿的人啊，心眼儿细，有老师悄悄跟班上其他同学和家长透气儿，说小云是艾滋病患者的女儿，叫他们玩的时候注意些，大人一听可都怕了，叫自家娃别跟小云玩，一准说小云妈身上有病、有毒，妈有病，女儿身上铁定也有病，你说真有病那学校能收么？可小孩懂个啥？都给当真了。”
“小云经常哭着问我，爸，班上小朋友怎么都不带我玩？他们为啥说我身上有毒啊？你叫我咋说？我只能陪着哭，后来也不晓得是谁在她面前嚼舌头，小云跑回来拿刀子割手，说阿妈的血有毒，她身上有阿妈的血，要把血给放掉，把血放了就有人肯跟她玩儿了，你叫我……真……真……”
说到辛酸处，老葛禁不住老泪纵横，用手捏鼻涕擤出来，大妈赶忙递给他一条毛巾，安慰道：“老葛，咱村人都知道你苦，有谁斜眼瞧过你吗？理外头人做啥！你女儿现在不是出息了，年年寄钱回来，还在城里找了份好工作，等她忙定了还说要带你进城玩儿咧，你是苦尽甘来啦，甭哭，该笑！”
老葛被她这么一提醒，想起还有平安信没看，把手里的信封拆开，拿出信来请李安民读给他听，李安民接过信一看，字迹工整，大略浏览了一遍，用词诚挚、语句流畅，她挺讶异的，没想到葛云是真人不露相，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文采还相当不错。
李安民读着信，心里百味陈杂，但至少有一点放心了，葛云是个孝顺的女儿，还惦记着家人，不是自己赚钱自己花，每个月都会寄千把块钱回来给父亲养老，这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对亲人的关怀之情。
听周坤说在血头猖獗的那两年里，刘国川就是信华乡辖下的村委，跟血头勾结的村委当中肯定有他一份子。
这么一来，葛云的杀人动机就有了，也许她早就知道刘国川是害死母亲的帮凶，杀人是为了报仇。朱春萍就是为了达成刘国川的指标任务才沦为牺牲品，就算血头伏法，手里同样握着大把人命的村委却还逍遥自在的活在世上，这叫人怎么甘心？
李安民一厢情愿地认为葛云是想替死去的母亲讨回公道，就算嘴里再怎么说着不要，妈妈毕竟还是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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