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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全文字)-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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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家庭都在经历着的这类文化悲剧，人们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避开的。恨恨地骂几句“数典忘祖”；完全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拿新加坡来说，一代政治家急切地要把这个以华人为主的年轻国家快速推入现代国际市场，就必然要强悍地改换一套思维方式和节奏方式，那么，没有比改换一种语言氛围更能透彻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了，因为语言连带着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心理基座，把基座“移植”过来，其他一切也就可以顺水推舟了。当然也可以不这样做，但这样做的效果却显而易见。整个国家是这样，每个家庭也是这样。年幼的孩子如果学好英语，中学毕业后可以直接投考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即使不读大学也能比较顺利地进入这个国际商市的大多数公司企业。至少在目前，华语水平确实不是新加坡青年谋职的必需条件，而要学好华语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却远超英语。在中国大陆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已经学好了华语的中国青年也许不会痛切地感到学习华语之难，而在新加坡，竟有华人小孩因华语课太难而准备自杀，使得父母不得不搬家到澳洲或别的用不着学华语的地方。是的，华语牵连着远祖的精魂，牵连着五千年的文明，他们都知道；但门外的人生竞争是那么激烈，哪一位家长都不太愿意让孩子花费几十年去死啃一种极其艰难又不太有用的语言。尽管年迈的祖父还在一旁不满地嘀咕，尽管客厅的墙上还挂着中国书法，父母代孩子填下了学英语的志愿，把华语的课目轻轻划去。血缘原则、情感原则、文化原则暂时让位给了开放原则、实用原则、经济原则。谁也无法简单地判断怎么是对，怎么是错，这里赫然横亘着一个无可奈何。
我认识一位流浪过大半个中国的华侨著名发型师，他对华人黑发造型有精湛的研究。求他做头发造型的华族小组络绎不绝，但不少小姐总是把母亲也带到美发厅里来，原因只在于，这位发型师有一个怪脾气，为华人黑发造型时他只说华语，小姐们的母亲是来充当翻译的。年老的发型师力图营造一个发色和语言协调的小天地，保存一点种族性的和谐，但他实际上并没有成功。中国人的头发几万几千年一直黑下来，黑过光荣，黑过耻辱，将来还会一直黑下去，但语言却并不是这样固执。或许最终还是固执的，但现在却已不易构成与中国人的生理特征一样稳定的审美造型。对此，发型师是痛苦的，小姐们是痛舌的，母亲们也是痛苦的，这是一种不愿反悔、更不愿谴责的痛苦，一种心甘情愿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最深切的痛苦。
这种痛苦早就有过，而且都已老化为沉默。我想“牛车水”这个地名就是这样的沉默物。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倔强的语言硬块，深身土俗地屹立在现代闹市间。据说新加坡开发之初很缺淡水，就有一批华人打了深井，用牛拉盘车从井里打水，然后又驱赶着牛车到各地卖水。每天清晨，这座四面环海却又十分干渴的城市醒来了，来自各国的漂泊者们都竖起耳朵期待着一种声音。木轮牛车缓缓地碾在街石上，终于传来一个极其珍贵的字眼：
水……！
当然是华语，那么婉转，那么回荡，那么自豪和骄傲！一声声喊去，一天天喊去，一年年喊去，新加坡一片滋润。
如今，牛车水一带街道的旧屋门口，有时还能看到一些闲坐着的古稀老人。也许他们呵出过太多的水气，干瘪了，只剩下满脸沟壑般的皱纹。眼前，是他们呵出的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但在这座城市间，他们已成了陌生人。
看着他们木然的神情，我总会去思考有关漂泊的最悲论的含义，出发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航程会把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带到哪里。
直到今天，不管哪一位新一代的华人漂泊者启程远航，欢快的祝愿和告别中仍然裹卷着这种悲枪的意绪。
英语里的billionaire翻译成华语成了“亿万富翁”，但她是女性。市民小报中有“富婆”的字眼，我当然不会用在她头上，人家是高品位的文化人。华语还没有来得及为各种巨富调理好足够的词汇，我们不正在评说华语吗，这是华语的缺憾。
她在一家豪华饭店的“李白厅”里请我吃饭。在李白的名字下请中国文人显然是合适的，但为什么要请我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从上海来。
在新加坡要找一个上海人，远比纽约、旧金山、东京困难。好像华侨也有个分工，南洋显然是被福建、广东包了，上海人乃至江浙人挤在这里显得无趣，跑到别处去了。结果，一个上海人要在这里听几句道地的上海话成了一种奢侈的愿望。我在这里遇到过几次没有前因后果的聚会，参加者就是几个偶尔相识的上海人。名字还没有一一搞清呢，却来邀请吃饭了，主茶是“腌笃鲜”、炝蟹什么的，当然要去。有次我请当地一位演员驾车载我赴约，为了不使这位演员受冷落，预先在电话里讲明“不全讲上海话”。结果是，一进门大伙就忘情，弄得演员在饭桌一隅呵欠连连、昏昏欲睡。
我进李白厅时，她已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就她一个顾客，一群女招待显然都认识她，极其恭敬地站在一边看着她，注意她有什么最细小的要求，例如要移一下茶杯、挪一挪椅子之类，陪她等。我风风火火闯进去，她的上海话就劈头盖脑地过来了，讲得十分流利和纯正。华语的庞大家族中有许多分支是很难学道地的，上海话就是其中的一种。一开口就听出来，半点马虎不过去，说了两三句，已可充分表明你和上海的早期缘分。
话题一展开，她的上海话渐渐有点不够用了，她离开上海已经整整半个世纪，而现今的谈话，多数词汇都是这半个世纪来新冒出来的，她不知道用上海话该怎么说。她开始动用上海腔很重的“普通话”，还是不解决问题，最后只好在一切名词概念上统统用她最纯熟的语言——英语来表达了。
突然，奇迹一般地，她嘴里又冒出来一大堆湖南话。原来她原籍并非上海，而是湖南，父亲是长沙郊区一个菜农的儿子，靠刻苦读书考上了官费留学，学成回国成了上海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但还是满口湖南腔。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读中学时，在鲁迅小说中了解了中国农民，因此有意去摹仿父亲的湖南话，希图从中找到一点祖父的面影。结果是，8年前她第一次到长沙，满口长沙话把湘江宾馆的服务员小姐吓了一跳。
语言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有时简直成了一种符咒，只要轻轻吐出，就能托起一个湮没的天地，开启一道生命的闸门。我知道，这位多少年来一直沉溺于英语世界中的女士真正说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机会是极少极少的，但那些音符，那些节奏，却像隐潜在血管中的密码，始终未曾消失。她曾经走遍了世界各地，人生的弓弦绷得很紧，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当她在繁忙的空隙中一人静处，唤回自我的时候，湖南话和上海话的潜流就会悄悄泛起，然后又悄悄消褪。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半个世纪没有真正说过的湖南话和上海话依然如此纯正。“年纪大了就喜欢回首往事，哪怕在梦中。”她说：“做梦是一截一截的，每一截都讲着不同的方言语音。”
她年轻时在上海的居住地是斜桥。斜桥地区我很熟悉，根据她的依稀描述，我一条街一条街地在脑子里爬梳过去，想找到一幢带花园的影影绰绰的楼，找不到。她不记得路名，不记得门牌，记得也没有用，50年间，什么没变？她找不回去了，只剩下那一口上海话，留在嘴边。
她说，她明天去泰国，那儿他们家正在筹建一座餐厅。“李白厅”的名字已被这儿用掉了，她打算把泰国的那一家叫做“杜甫厅”。可是，这个名称用湖南话一说就成了“豆腐厅”。“豆腐虽然我也爱吃，却不能这么去糟蹋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诗人。”因此直到今天，她还在为餐厅的名字苦恼着。
她从泰国回来，又邀我到她家去了一次，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参加当时正巧召开着的世界华文教育会议的好几位其他国家的教授。邸宅的舒适华贵可以想象，印度门卫，马来西亚仆人，菲律宾女佣，忙忙碌碌地围着几个客人转。客人与主人一样，是华人，讲华语。今天晚上在这个院子里，华语就像在唐代一样神气。
客厅里挤挤地摆设着世界各地的工艺品，而兜门正墙上却恳挂着一幅垂地长轴，上面以楷书抄录着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这些毛笔字写得生硬、稚拙，但又显得极其认真。这是女主人的女儿写给妈妈的，女儿从小受英语教育，是一位造诣和名声都很高的英语作家，曾荣获过联合国主办的英语小说大奖。这么一位女才子，不知怎么一来，竟捏着一枝毛笔练起中国字来，一定是练了好久才写得下这一幅字的；至于孟郊那首诗，要由这样一位立足英语背景的作家来找到、读通，以至感同身受，更是要花费好些时日的。但她毕竟写出来了，亮堂堂地挂在这儿，就像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揣摩了好久家乡口音只为了深情地叫一声“娘！”这当然是对着她的母亲，但不期然地，也同时表现出了对母语的恭敬。她把这两者混在一起了，即便对精通英语的母亲，她也必须用华语来表示感谢。我们不妨顺着她的混同再往前走出一步；如果把华语也一并看作是“慈母”，那么，从她手中拉牵出来的线真是好长好远，细密地绾接着无数海外游子的身心。事实上，这条线已成了种族繁衍的缆索，历史匍匐的纤维。
我听很有特点的马来西亚华语，是在一个不到20岁的小伙子口中。他叫K．L．、华裔，马来西亚怡保市人，刚从中学毕业。瘦瘦的，静静的，眼睛清彻透明，整天埋头干活，一抬头，见有人在看他，立即脸红。这是华人传统观念中最老实本份的“乖孩子”，可是无论在大陆，在台湾，在香港，乃至在新加坡，都不很容易找到了，冷不丁从马来西亚走出来一个，我十分惊奇。
KL．曾与我在同一幢楼里相邻而居。当时他正在为实践话剧团的一次演出帮忙，每天搞得很晚回来。半夜，这个高级住宅区阒寂无声，突然每个院子门口的狗都叫了起来，我知道，那是他回来了。他进门要开好几道门：花园的铁门，楼房的栅栏门，屋子的木门，以及他的房门，但他竟然可以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为的是怕惊动我。有几次我简直怀疑起刚才狗叫的准确性，推开房门探头一看，他的房门底沿下已露出一线灯光。第二天，等我起床漱洗，他却早已出门，证据是：大门口报箱里的两大叠中、英文早报，已经取来整整齐齐放在会客室的茶几上。
我奇怪了，晚回来是因为演出，但那么早出门又是为了什么呢？
终于有一天，他没出门，对我说，明天就要回马来西亚，今天整理行李。他的行李全是书，层层叠叠堆在桌上、椅上、床上，绝大部分是华文艺术书籍。我知道，要在新加坡收集这么多华文艺术书籍是极不容易的，原来他每天一早出门是在忙这个。
他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读中学时爱上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但靠着这种爱是无法在今日南洋立足谋生的，因此父母亲要他到日本去读大学。父母亲是城市平民，经济不宽裕，他只得先到新加坡打工，筹措留学经费。但一到新加坡，就像鬼使神差一般，他不能不欺骗父母和自己了。他什么赚钱的工作也不找，专奔新加坡唯一的专业华语剧团来，十分投入地参与他们的各种艺术活动，得到一点报酬就买华文书。有中国大陆或台湾来的华语演出和电影，再贵也咬咬牙买票看。现在他的居留期已满，不能不回去了，明天，父母亲一定会问他去日本的经费的，他会如何回答呢？他本来想，没赚下钱，至少买一身像样的衣服回去让父母眼睛一亮，但一犹豫，衣服又变成了两本华文书，他随身的衣物放进一个小小的塑料食品袋里就可带走。鞋破了，趿着拖鞋回去。
临别，他细细地关照我，菜场在哪里，该坐什么车，哪家的狗最凶，最近的邮箱在何处。我只是一味地问他回去后如何向父母亲交待，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使我惊异的老成语调向我引述一位行将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话。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100年后，朝鲜还将是朝鲜，日本还将是日本，越南还将是越南，但新加坡会怎么样，却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最注重的是英语，但我们的英语讲得再好，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会承认和接纳我们。要维系住一个国家的本体面貌，不能不重新唤醒溶解在我们血脉中的母语文化。
是的，我记起来了，几天前我在电视屏幕前听过这位政治家用缓慢的华语发表提倡华语的讲话。娴熟地讲了一辈子英语的他，在晚年已不止一次地提倡过华语，银发苍然，目光诚恳，让人感动。
但是，K．L．不一会儿又忧郁起来，他深知他的父母能理解这位政治家的话，但为了儿子的现实生计，还是会要求他去日本读大学的。何况，他们家不在新加坡，是在马来西亚。
背着一大堆华文书，背着一个不知来自何处的眷恋，他回国了。他肯定会去日本或其他国家的，但华文书太重，他走得很慢。他还不习惯出远门，不会打行李包，稀稀拉拉地几乎是抱着华文书走的。他回过头来向我招手，但不愿大声地说什么，因为他对我说过，他的华语有很重的马来腔，怕别人笑话。然而他不怕别人笑他抱着行李、趿着拖鞋回国。啪哒、啪哒，他的拖鞋已踩过了国境线。
那天，许多年老的新加坡华人都挤到了一个剧场中，观看一台从台湾来的相声剧，相声剧的编导是35岁的赖声川博士，获得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研究所有史以来最高成绩的毕业生，目前在台湾文化界极孚声望。他还没有到过大陆，但他的多数作品却引导观众反复品尝中华民族离异的苦涩，从而来验证一种历史的归属感。这次带来的相声剧也是如此。
这样的戏，不管给海峡两岸的哪一边看，都会引起强烈回响，尽管是相声剧，观众也会以噙泪的笑声来品味“中国人”这一艰辛的课题。但是，今天这出戏是在新加坡演出，剧场里的反应会是怎样的呢？相声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最能充分表达一个社会中某些微妙的共鸣，那么，今天中国人埋藏在插科打诨背后的离合悲欢，还能不能被其他国家的华人理解？如果不能，那么，我们深深沉浸其间的一切，岂不成了矫揉造作、顾影自怜？赖声川代表着中国人来接受一次自我拷问，他胆子很大，但在开演前却对我说，他准备启幕后好久听不到掌声和笑声。如果真是这样，他就会沮丧地坐下来，重新苦苦思考华语在当今世界的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
毫无疑问，与赖声川先生抱有同样担忧的只能是我。新加坡剧场的朋友也会担心，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幕拉开了，在场的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心也就悬起来了。也许我们还太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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