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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全文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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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兰州的外国旅游者很多。兰州的一大缺憾,是机场离市区实在太远,极为不便;但兰州机场女播音员的英语水平,在我听来,在全国机场之上,这又给国际友人带来了一种舒坦。 
这便是兰州,对立的风味和谐着,给西北高原带来平抚,给长途旅人带来慰藉。中华民族能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喷涌的深井,可见体力毕竟还算旺盛的。有一个兰州在那里驻节,我们在穿越千年无奈的高原时也会浮起一丝自豪。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他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牌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嘟哝一声:“嗐,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10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孩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才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理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终于要问老师,尼姑是什么。女教师说了几句。又说不清,孩子们挺失望。 
两年以后,大扫除,女教师用一条毛巾包住头发,将一把扫帚扎在竹竿上,去扫屋梁。忽然掉下一个布包,急急打开,竟是一叠绣品。一幅一幅翻看,引来一阵阵惊呼。大多是花,与花圃里的一样多,一样艳,一样活。这里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这里都有了。还绣着一些成对的鸟,丝线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师阻止了。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这些她都知道。 
绣房这个词,已第二次听到。第一次从盗墓老头的脏嘴里。那天放学,直着两眼胡思乱想。真想找老头问问,那些立了牌坊的绣房姑娘,会不会从坟墓里逃出来,躲到尼姑庵种花来了。可惜,老头早已死了。 
只好与小朋友一起讨论。年纪最大的一个口气也大,说,很多出殡都是假的,待我编一个故事,你们等着听。他一直没编出来。孩子们脑中只留下一些零乱的联想,每天看见花圃,就会想到牌坊,想到布幔重重的灵堂,飞窜的小船,老人的哑哭,下帘的快轿……颠三例四。 
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老师们极爱清洁,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来,用明矾沉淀两天,再轻轻舀到水壶里,煮开,拿出一个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轻轻地呷一口,牙齿比杯子还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转过脸去,再呷一口。然后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绢,抹一下嘴唇。谁见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滩上捧一捧水。老师再三叮咛,以后决不许了。可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些教师都是大户小姐,讲究。 
学生一大就麻烦,开始琢磨老师。寒假了,她们不回家,她们家不过年吗?不吃年夜饭吗?暑假了,她们也不回家,那么长的暑假,知了叫得烦人,校门紧闭着,她们不冷清吗?大人说,送些瓜给你们老师吧,她们没什么吃的。不敢去,她们会喜欢瓜吗?会把瓜煮熟了吃吗?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个初夏的星期天,离学校不远的集镇上,一位女教师买了一捧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遇到学生,也没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灿灿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家家都有杨梅树,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老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上午,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走家访户,都不在。门开着,没有人。经一位老婆婆指点,走进一座山岙。全是树,没有房,正疑惑,棵棵树上都在呼叫老师,有声不见人。都说自己家的杨梅好,要老师去。老师们在一片呼唤声中晕头转向,好一会,山岙里仍然只见这几个微笑着东张西望的美丽身影。终于有人下树来拉扯,先是孩子们,再是母亲们。乡间妇人粗,没几句话,就盛赞老师的漂亮,当着孩子的面,问为什么不结婚。倒是孩子们不敢看老师的脸,躲回树上。 
但是对啊,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好像都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家,也没有父母的家。也不见有什么人来找过她们,她们也不出去。她们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掉进一个古老的尼姑庵里。她们来得很远,像在躲着什么,躲在花圃旁边。她们总说这个尼姑庵很好,看一眼孩子们,又说尼姑太寂寞。 
一天,乡间很少见到的一个老年邮差送来一封信,是给一位女教师的。后来又来过一个男人,学校里的气氛怪异起来。再几天,那位女教师自尽了。孩子们围着她哭,她像睡着了,非常平静。其他女教师也非常平静,请了几个乡民,到山间筑坟,学生们跟着。那个年龄最大的学生走过一座牌坊时不知嘀吐一句什么,“胡说!”一声断喝,同时出自几个女教师的口,从来没见过她们这么气忿。 
孩子们毕业的时候,活着的教师一个也没有结婚。孩子们围着尼姑庵——学校的围墙整整绕了三圈,把围墙根下的杂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门的女教师们把学生送得很远。这条路干净多了,路边的牌坊都已推倒,石头用来修桥,摇摇晃晃的烂木桥变成了结实的石桥。 
叫老师快回,老师说,送到石桥那里吧。她们在石桥上捋着孩子们油亮的头发,都掏出小手绢,擦着眼睛。孩子们低下头去,看见老师的布鞋,正踩着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纹。 
童年的事,越想越浑。有时,小小的庵庙,竟成了一个神秘的图腾。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10年前回乡,花圃仍在,石桥仍在。而那些女教师,一个也不在了。问现任的教师们,完全茫然不知。 
当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绕着围墙急步行走。怎么会这么小呢?比长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时走完,怆然站定,夕阳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贴墙穿过旧门。这是一个被她们释放出去的人。一个至今还问不清牌坊奥秘的人。一个由女人们造就的人。一个从花圃出发的人。 
1985年,美国欧·亨利小说奖授予司徒华·达比克的《热冰》。匆匆读完,默然不动。 
小说里也有一块圣女的牌坊,不是石头做的,而是一方冰块。贞洁的处女,冰冻在里边。 
据说这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特别显得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蒙蒙纷纷像在睡梦里,又不像睡梦中的人儿,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结果,这位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抗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默然不动。 
思绪乱极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着这位姑娘的贞洁,而她却始终袒露着自己有热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乡为什么这么热呢?老也结不成像样的冰。我的家乡为什么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偷偷种花的尼姑,还有我的女老师们,你们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着把你们送进冰块?达比克用闪闪烛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发,你们的呢,美貌绝伦的中国女性? 
把女儿悄悄封进冰块的父亲,你们一定会有的,我猜想。你们是否企盼过那两个挥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热量,让你们完全解冻,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际? 
冒犯了,也许能读到这篇文章的我的年迈的老师们,你们在哪里?
庙宇
       自幼能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不懂其义,完全是从乡间老娘们的口中听熟的。 
柴门之内,她们虔诚端坐,执佛珠一串,朗声念完《心经》一遍,即用手指拨过佛珠一颗。长长一串佛珠,全都拨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醮一醮朱砂,在黄纸关碟上点上一点。黄纸关牒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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