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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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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杀一个办法。”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１９４０年元旦，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并且拜年，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
“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
高宗武便说：
“走了吧。”
事实上，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了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１９４０年１月４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固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马上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上海滩码头，果然他也告顺利成行。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下午，高陶抵达香港，杜月笙、黄溯初等人心头悬着的一方巨石才轻轻落下。
顶要紧的人到了，日、汪密约原经高宗武的内弟沈惟泰摄成底片，交给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也携来香港。
“日汪密约”经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冲洗了两份，一份送呈重庆中央，一份由高宗武夫妇共同署名，交给杜月笙，转至中央通讯社发表。但是发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为高宗武在“密约全文”前面加了几百字的叙言，说明当时经过，他们认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亲自盖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续不全。高宗武夫妇解释说：“图章当然该盖，但是仓卒离沪，不及随手携带。”
于是便为了图章的问题，双方相持不下，即将功德圆满的一件大事几乎就要闹僵。急起来，杜月笙便悄悄关照他的手下，说道：
“我此刻到吴铁老公馆去，你等好在这里，等到１１点钟，你再赶到吴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质问我，到底是全文照发，还是一定要删去前言？你若见我尴尬，你就高声发话说你受高宗武之托，要立刻将全部文件收回。”
吴铁城这时已卸任广东省主席，小住香港，是中央在港最高级人员，当晚１１点钟杜月笙导演的这一出戏，让他助手声势汹汹、装模作样，以强硬姿态演出。果然使吴铁老着起急来，他亲自嘱咐中央社，序言密约，一概照发。于是，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之原文摄影皆发表，这一重大新闻轰动世界。
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接近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得了气喘重症时，非常不安，后来，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
但是，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声不绝地说：
“我跟他有什么过不去？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就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戴笠的中统特务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没过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房间，居然有警署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
查。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态严重，于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说：“为了正本清源，彻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
这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议杜月笙找到俞鸿钧，结果，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还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５０％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完全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接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也因他后来病逝东京而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詈骂声中，汪精卫等一些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车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这当，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颔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
家道变故，一夜感慨不已
正在这时，突然之间从英国伦敦来了航空信。原来，孙夫人带维屏和维新两个儿子负笈英伦，１９３８年底两兄弟转赴美国求学，孙夫人关切国内大局和杜月笙的行止，当她获悉杜月笙业已逃出虎口到了香港，她便命维屏、维新去美国，自己飘洋过海到香港来了探视丈夫。
杜月笙对于孙夫人万里来共患难，非常高兴。随后孙夫人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１年，
足有３年随侍杜月笙之侧。
抗战发生后，杜月笙家庭之中发生的一项变故是沈月英逝世。
沈月英身体一向虚弱，鸦片烟瘾又越来越大，整日从早到晚，一榻横陈，喷云吐雾，鸦片剥削了她的健康，毒素在加速她的死亡，１９３８年底，她旧疾复发，衰弱不堪，杜维藩两夫妻１天２４小时衣不解带的侍疾，一度情势危急，孝心可嘉的杜维藩还割了股。
晚年时期，沈月英是和杜月笙分了居，杜维藩对他母亲之死是非常伤心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底，杜月笙逃出重围，只身抵达香港时，便有不少亲友向他忠告，日本人既已对他的门徒、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杜维藩和杜美如这一对长子、长女住在上海就有危险。因为谁都知道：杜先生最喜欢的便是大少爷和大小姐，杜维藩之结婚和杜美如之满月，铺张之盛，场面之大，向与杜月笙开祠堂、陈夫人过生日相提并论。杜月笙自家曾经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两个孩子特别钟爱，因为，———
“维藩和美如出世，脚步走得最正。”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杜维藩诞生于民国五年，从那一年起，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大亨”义结金兰，打出了十里洋场的大好江山。而杜美如出世，是为民国十九年，杜月笙从这一年起脱颖而出，连升三级，和财金工商、乃至党务政治都结了不解之缘。
所以，杜月笙听到亲友们的警告，身在客地却思念子女，这想得他愁眉不展，魂梦为萦。于是，他向上海家中拍出一封封的电报，叫杜维藩和杜美如快到香港来，杜维藩在１９３８年春匆匆的到香港一趟，不久便因为他母亲的病，夫妻两人双双又回了上海。杜月笙心底下极是担忧，却是苦于拦阻的话说不出口，他不能留下儿子不许他去娘面前尽孝心，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９年９月，杜维藩在上海办好了他母亲的丧事，才戴着重孝，十分沮丧的重来香港。
一到杜公馆，当他见到望眼欲穿的父亲，又是悲从中来，杜维藩放声大哭，扑跪在杜月笙的面前。
这一晚杜月笙心情悒闷，他辞却一切应酬约会，跟杜维藩谈了很久的话，倾吐他自己的感慨，同时也抚慰惨遭失恃之恸的大儿子，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初娶你娘进门，两夫妻一家一当还是朋友们帮的忙，我没有正当职业，用钱又松，家里经常青黄不接，我们一家也只有你娘跟我吃过几年苦头。开不出伙食的时候我常在想，只要两夫妻同心协力，有朝一日混出一个平安是福，窄门浅户，粗茶淡饭，我跟你娘就此满足。哪里想到往后场面越来越大，事体越来越多，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过过那种衣食无忧、绵密深稳的小家庭生活咧！如今回想起来，越加叫我心里难过。”
这一夜，父子两人都觉得是从所没有过的亲近，军国大计、银行公司、朋友弟兄、徒子徒孙全抛开了，两父子间仿佛就只有沈月英凄然带笑的孤魂正和他们在一起。从沈月英说起，杜月笙又感触自己的一生，他又谈起了许多不堪回首的往事：
“小时候我从浦东到浦西，水果店里学生意，每天清早忙到夜晚，老板给饭钱，只够到摊头上吃两客蛋炒饭，人家食量小，叫一客蛋炒饭还可以喊一碗黄豆肉骨汤，我刚从乡下来，身体结实，食量大得吓坏人，一顿两客蛋炒饭还不够饱，因此一日到夜肚皮里闹饥荒。天一亮西瓜船到岸，船老大把西瓜一只只往下抛，我们这些小伙计在码头上一只只接，做过不久，只要西瓜碰到手，我就晓得瓜好瓜坏，挑一只好西瓜装做一时失手，西瓜落地，碎成几瓣。老板看见了，跑过来骂两句，等歇收了工，把地上的碎片拣起，吃蛋炒饭以后，嘴里面渴，正好拿烂西瓜当汤汁茶水。”
杜月笙悼念亡妻，抚慰爱子。从这以后一改常例，他和儿子、媳妇也一道玩玩。
铁血除奸行动，把张啸林给杀了（1）
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１５５弄２０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８月１８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１９３９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惟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将来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但是奇怪得很，上海沦陷３年多，一直想当汉奸的张大帅居然官星不动。后来，杜月笙根据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才知道，东洋人自杜月笙“月夜走脱”之后，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拜望黄老板。黄老板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日本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退而求其再次，转而瞄向张啸林。
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满口三字经，噱头又来得个多。日本人要找他的时候，他便故意往莫干山一躲。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他说：
“妈的个！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
日本人一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倒也干脆，他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不必再往下谈！”
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在大新公司五楼再开了一个“俱乐部”，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老朋友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人。这时，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乡村，袭击敌伪物资，使上海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于是又有日本人去找张啸林，叫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有钱可赚，他便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子和手下一起统统参加，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结果，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请他专门搜购棉花。
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1）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５月３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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