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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野史-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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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他们很纳闷，后来恍然大悟，杜月笙他们手条子够狠，大达公司自从杜杨登场，情势丕然一变。杜月笙他们跟银行界交情够深，拨只电话就可以调来大批大洋，此其一。大达打开了苏北航线，开设大兴公司，一掼下去就有３０００万的活动能力。大达、大兴、薛鸿记连成了一条线，代办货物，平安运达，立即押汇，三大业务做得热闹风光，一笔生意三层赚头，洋钿银子滚滚而来，拿这里面的赢余来跟大通公司在一条航线上拼，可以说轻而易举，不费气力——搓麻将掉了人又另扳了庄，大通公司今非昔比，他们着着居于下风。
于是，硬挺了一年，反倒是大通公司要叫救命了——再赔下去，就要掼倒。于是，杨在田和陆费伯反客为主，迫不得已向大达提出要求，希望双方相忍为安，顶好是想个什么法子，盘算盘算成本，打开这个恶性竞争的局面，彼此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
有一个绝妙的法子，但是，老朋友面前，杜月笙却不出口，他振振有词地推托：
“大达的事情，统统都是小开管。老兄的意思很好，但是要去跟小开商量。”
大通公司只好再去找杨管北谈，杨管北的答复使大通公司方面颇感意外——他抓住大通方面人士的慷慨陈词、顺水推舟地这么说：
“既然竞争对于双方不利，那么，我奉送各位一个意见——何不联营？”
“联营？怎么个联营法呢？”
“那还不简单，”杨管北双手一摊：“大达、大通成立联营处，共同经营上海到扬州这条航线。”
“双方所占的比数，怎么样算？”
“有一个最合理的计算方法，我们联合去请一位最有名的会计师，请他细查大达、大通过去３年的账，以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为准，订定双方所占的比数。”
大通情势危急，只有照办，双方请来了上海滩有名的奚玉书会计师，查过了账，纪录显示，在以往３年，两家公司的总营业额中，大达公司占６３％，大通公司占３７％。
照这样的比例，在即将成立的联营处里，不论船只吨位、新旧、设备、速率，以及包括水上，陆上所有的资产，孰者为多，熟者为少，大达公司所应分得的赢余，要比大通超过将近一倍。这样，大通说这样不能干，大达说不干就算了。几经折冲，几经谈判，最后则由大达公司让步，将双方所占比例，调整为大达公司５５％，大通公司４５％。合约刚刚签好，交通部又召开全国第一次航业会议，杨管北即席提出大达、大通两轮船公司联营１０年的报告，请交通部准予备案，同时，由联营处提供保证：不分客运货运，今后绝不涨价。
制服了大通轮船公司后，大达轮船公司的赢利更逐日递增。不久，当虞洽卿因连任二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而必须改选时，杜月笙便以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一工商界的重要头衔。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2）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便是抗日后援会。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前方将士需要上海人民协助很多，后援会应该立刻恢复。”
史量才事件之后，黄炎培的表现越来越左倾，杜月笙对他早有戒心，如今听他这么一说，当下进一步地加以试探，于是他问：
“怎么样的恢复法呢？”
黄炎培头头是道地说：
“求速效，利用原有班底，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求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战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党派所能单独应付得了的，譬如杜先生，还有我黄某人，就不属于任何党派呀。”
心里有数了，杜月笙莞尔一笑，淡淡然地答道：
“芦沟桥刚刚开火，还不晓得等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歇两日看看风色再谈吧。”
他支开了黄炎培，隔不多久，第二位客人到了，这是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吴开先。杜月笙一见名片，连声请进，两人分宾主坐定，吴开先约略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他认为七七的枪声已为全面抗战揭开序幕，中、日问题惟有付之一战，因此，他向杜月笙请教，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援前线将士。杜月笙静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马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说：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
顿一顿，他又果决地说：“全上海只许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市党部只管积极领导进行，我一定尽全力协助。”
杜月笙和吴开先商定原则以后，他一再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另起炉灶，分散力量，他的表示不但提高了吴开先的警觉，而且使他衷心感激，认为杜月笙能够摒弃黄炎培这个几十年的同乡、老友，而凡事以国民党的利害为前提，此一情谊对于他个人以至国民党都是极可珍贵，令人感动的。
为了争取时间，杜、吴两人立即采取行动，两人就在华格泉路杜公馆客厅里，拟出了一纸名单，并且登时命人善写请帖，分头投送。这份请柬由杜、吴两人具名，邀集上海市声望最高、潜力最厚的大好佬们，第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
第二天早晨，黄炎培还在筹思如何说服杜月笙，中汇银行的会议室早已冠盖云集，高谈阔论，迅即顺利无阻的正式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当场推定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为主席团，尚且议决在３天以后，召开大会。
等到黄炎培那边得到消息，木已成舟，左派人物在抗敌后援会中一概榜上无名，被拒之门外了。
三天以后举行成立大会，到了各界代表好几百人，当场选出了１２１位委员，再由委员复选常务委员３５名，说来也是凑巧，一·二八事变时的抗战后援会者秘书长陶百川刚好学成归国，如今又正好当选，秘书长之职又正好原壁归“陶”。
大会决定设立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各委员会，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地在推举负责人选，杜月笙不耐烦，站起身来高声说：
“抗敌后援的事体要自告奋勇，让我杜某人先来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大概是筹募委员会了，这一个就由我来！”
等一会儿，不曾看见有第二位自告奋勇者，于是杜月笙又在喊：
“第二难的就要算供应委员会了吧，新之兄，你来做这个，好吗？”
钱新之只好笑着点头，表示接受。
大会组成，人员推定，杜月笙说：
“支援前方，等于救火，不能耽搁一刻，我们要立刻开始办公。但是，问题来了，办公所需要的经费呢，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即使有，数目太大也难以负担。杜月笙说要铜钿容易，成立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杜某人一个人负责垫出。”
不久，上海各界一致热烈支持抗战，掀起比“—·二八”事变时期更为盛大壮阔的捐献浪潮，捐款之势如风起云涌。秘书长陶百川查查账目，发现杜月笙私人垫付的经费数值已不在少，因此遵照前议，从捐款中提出一部分拨还，杜月笙一看那张支票，登时退还，他说：
“市民捐款是为了抗敌劳军的，我杜某人哪能可以在这里面扣账？”
说得大家都笑了，告诉他说：
“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杜先生既不肯收，账上也不便处理，要不然，就移作杜先生的捐款吧！”
杜月笙这才点点头说：
“做捐款可以，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不写杜先生捐的，写谁呢？”
想了想，杜月笙决断地答道：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
打仗、要钱，而且要花大钱。正当杜月笙在为抗敌后援会的事，忙碌紧张，席不暇暖，一日，华格臬路到了贵客，财政部长宋子文来找杜月笙商量，政府决定发行五５００００万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成一个“劝募委员会”，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宋部长，”杜月笙脱口而出地说，“要办公地点，不晓得我杜美路那幢新房子够不够用？”
“足够了。”
“那么，我立刻腾出米，捐给劝募委员会用。不管用多久，杜某人分文租金不收。”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3）
接下来，宋子文和杜月笙商谈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海一地公债应该如何劝募？杜月笙深思熟虑，他建议：
“募公债，当然是越多越好，这一次，最好方面广点，工商界的朋友，希望他们尽量认购，上海市民也要普遍的买。”
宋子文对他的建议表示赞许。于是，杜月笙便一口气成立了两个劝募队，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长由他自己担任，上海商界劝募总队长则推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后来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抗不住”，向杜月笙请救兵，杜月笙便一脚跨过去，兼了商界劝募队的副总队长。
七七事变以前，中国驻日大使杜月笙的老朋友许世英回国述职，不久他生了病，正在就医时期，大战爆发，中、日交涉剑拔弩张，７月１３日他奉命带病返任。杜月笙闻讯，马上赶到北站迎接，然后一直送他到驶赴日本的海轮上。这时，江上风清，微波不兴，悬太阳旗的军舰就在附近停泊，许世英绝口不提他赴日交涉有否成立和议的可能，只是意味深长地说：
“恐怕你又要大忙特忙一阵了。”
杜月笙明白许世英的暗示，他不禁慷慨动容，眉飞色舞地答道：
“我今年刚５０岁，年富力壮，身体对付得过去，只要国家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杜某人必定万死不辞！”
４天后，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朋，指出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阀的狰狞面目亦已全部暴露，他们增派大军发动猛攻，向华北各地狂轰滥炸，宣布中国对日宣战。７月底，北平陷落，８月初，上海形势紧张，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又被寻获的挑衅丑剧，８月９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纷纷赴京共赴国难，举行军事会议声中，风云险恶的上海终于响起了枪声，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被机场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当场击毙，国军阵亡一人。
于是，８月１１日，２７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备战姿态，威胁中国撤退驻防上海的保安队。从这一天起，上海人开始知道战祸已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了，闸北成千上万的居民携带箱笼细软，像潮水般地涌向租界，人潮淹没了街道，遍地都是弃置的家俱行李，汽车被迫停在街心，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租界无法全部接纳，于是绝大部分的人只有餐风露宿，抱着不曾打开的铺盖，睡在水泥地上。杜月笙督饬租界的慈善团体，竭尽一切力量，进行救济。
８月１３日，淞沪大战爆发。“一·二八”之战中力抗日军的国军劲旅中，８７师王敬久部扼守江湾新市区，８８师孙元良部则进驻上海北站，明晃晃的刺刀和隔阵的日本兵针锋相对。
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６０００人，从天通奄钢筋水泥、金汤铁池般的兵营出动，９时１５分，分兵两路，向江湾及闸北两地的国军挑战，日军一开头便使用立体战术，飞机滥炸，大炮猛轰，继之以列队冲锋，第一天，我军奋身反扑，越战越勇，用手榴弹和刺刀压迫敌人节节后退。
１４日掀起了沪战的高潮，使上海人一时拍手欢呼，一时悲泣哀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经我飞机起飞迎击，一举击落敌机９架，造成０∶９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捷报传来，上海市民雀跃三千，兴奋若狂，奔走相告。因此，当天下午我战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时，上海人全然忘了自身的危险，争先恐后，万人空巷的到江边观战。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空中鏖战，上下翻飞，落弹如雨，一会儿虹口被炸，腾起了千百丈高的烈焰浓烟，一会儿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团团烟雾弥漫江面，触鼻的浓烟被江风吹到了浦西来，没有人躲得过它的侵袭，奸几百万人全在呛呛咳咳。
在虹口、闸北，８７师和８８师大发神威，多次发起冲刺，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这时杜公馆电话机也一直响个不停，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国军第３６师宋希濂部和第９８师夏楚部即将开到；４个师的主力部队一起努力，有望将６０００敌军全部包围而加以歼灭。
正在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突然之间传来天崩地坼的巨响，华格泉路杜公馆房屋摇摇晃晃，玻璃窗哗啷啷，吓得杜月笙以及众人脸色发白，目瞪口呆，万墨林刚一清醒，立刻便去接电话问出了啥个事情。哪晓得他的问话还不曾说完，接着又是一声轰炸，天摇地动，令人失魂落魄，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叠声地问讯，等到对方答复过后，他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不好了，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杜月笙勉定心神，疑惑不已地问：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
于是，万墨林再拨电话，又去打听，这一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他报告说：
“爷叔，是一架中国的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一共落下来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１０００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个！他们说那两处地方正是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极了！”
张啸林上了日本人的船（1）
张啸林在浙江避暑圣地莫干山，置有一座别墅，修竹万竿，一色青碧，号称“林海”。“八·一三”沪战一起，他却闲情逸致，百事不问，哪管上海滩上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他却一个人悄悄地上山歇夏享他的清福。但当沪战一打三个月，日军精锐齐出，立体作战，国军寸土必争，渐渐地也支不住了，眼见即将转移阵地，日本人便更加积极地加紧进行投水策反的准备。对于杜月笙他们争取得更急，定下千万条计，一面严密监视他的行动，一面稳住上海“三大亨”之二，劝黄金荣一动不如一静，保证他的生命和财产，再派人潜往莫干
山，跟他密谈，叫他如此这般讨日本大老的喜欢。张啸林开门山中坐，贵宾远道来，日本人一邀，当下不禁大喜，立即匆匆准备，急急返回了上海。
一到上海，杜月笙便得到了消息，他很欢喜，兴冲冲地穿过中分杜、张两家的那扇月洞门，一进张啸林的客厅，便亲亲热热地喊了声：
“啸林哥，回来啦！”
张啸林把鸦片烟枪一放，身子抬也不抬，他侧过脸来，望杜月笙一瞥，十分冷淡地回一句：
“月笙，这一晌你大忙啊。”
一听这话，杜月笙便知大帅有点不对劲，马上陪小心，装出一脸地笑，走过去，就在张啸林的对面一靠，于是两者兄弟并排躺着，隔盏烟灯，杜月笙搭讪地说：
“倒是越忙精神越好。”
张啸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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