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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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顾永园以外，在座的人一致如逢大赦，喜上眉梢，异口同声地说：
　　　　“杜先生讲的，极有道理。”
　　　　“不过，开拍以后，”杜月笙慢条斯里地又说：“要是行情再涨，做空的朋友，不是更加要上吊了吗？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一开拍，行情就要跌，让它跌停板。然后，后天再跌，天天都跌，一连跌它几个星期，跌回两不吃亏的原价，也好让做空的朋友补进来，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做多的人很伤脑筋了，他们搔耳挠腮，迟疑不决地说：
　　　　“这个……”
　　　　“不必这个那个了！”杜月笙接口很快，“就照我刚才所说的，怎么来的怎么去，非法获利，物归原主。各位既然会做利多的手脚，这利空的布置，想必更加容易。”
　　　　做多的人为之哑然，于是，双方正式成立协议。杜月笙的这一着，不知救了多少做空出毛病、急得要跳黄浦江的投机家，他赢得了这一帮人的衷心感激，另一方面，他公开露了这一次脸，使杜先生的威信普遍建立于商界人士的深心之中。结果以后但凡出了严重问题，他们都要借重他的片言解决。基于这种心理，纱布交易所一致推他担任理事长，杜月笙不干，让给穆藕初，后来穆氏出长行政院农本局，他才兼领了这重要的一席职务。
　　　　经过激烈角逐，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得到长足发展。他终于取得了在金融工商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
盯上航运业（2）
　　　　以后，吴寄尘对杨管北始终耿耿于怀。
　　　　这件事总得要化解化解，杜月笙想出一位适当的调解人，杨志雄。一则，杨志雄风度翩翩，舌辩滔滔，是他智囊团中外交人才的首选；其次，杨志雄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吴淞商船是张謇一手创办的，杨志雄毕业于该校，后来又曾出任该校校长，因此，他和南通张家颇有渊源。
　　　　请杨志雄来一商量，杨志雄说：
　　　　“这件事我倒有两条路子，四先生的少爷张孝若，在汉口当扬子江水道委员会委员长，我也在汉口当船主，我们经常在一起，相当的熟。”
　　　　“还有一条呢？”杜月笙知道。四先生就是大家对张謇的称呼。
　　　　“吴寄老有位侄子在金城银行当经理，叫吴蕴齐，我们也是要好的朋友。”
　　　　“那么，”杜月笙建议说，“你是否先去跟吴蕴齐谈谈，请他劝劝吴寄老，要我跟小开去，无非是挽救大达。我充其量只能挂个名，搞轮船我不会，真要救大达，还得靠小开。”
　　　　杨志雄赞同地点了点头，回去了。他这时在德商西门子洋行当总顾问，吴蕴齐常到他办公室来，因此，第二天他便见到了吴蕴齐。他还怕他传话传不清楚，特意转弯抹角说：“我久仰令叔，吴寄老是通州实业界的老前辈，只是自己无缘见面。”
　　　　言下之意想请吴蕴齐引见引见。
　　　　吴蕴齐很高兴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我今回去就跟家叔说一声。”
　　　　第二天，却是吴寄尘由他的侄儿陪同，亲赴西门子洋行，专诚拜会杨志雄来了。吴寄尘一到，使杨志雄深感不安，颇有点窘。不过吴寄尘兴致很高，他和杨志雄一见如故，促膝恳谈。在这一次长谈中，杨志雄很技巧地提出杜月笙的见解———一切应以挽救大达为前提，杜月笙深知杨管北有彻底整顿大达的能力，使这一历史悠久、具有光荣传统的事业机构，发扬光大。吴寄尘对杜月笙的热心诚恳，非常感动，他在杨志雄的面前，马上表示出欢迎杜杨的决心与诚意。
　　　　当杨管北开刀的伤口愈合，出了仁济医院，他只晓得又有一项新职在等待着他，还不知道其中有过一段曲折。听说杨管北要接大达公司的事，杨管北的亲戚长辈纷纷的把股权移转给他，以使他持有够多的股份强化他在公司的地位。同时，杨管北也建议杜月笙不必去当空头董事长，杜月笙深以为然，于是也大量收购其股票；结果在大达轮船公司的股东大会里，杜月笙和杨管北以足够的股权，当选董事，再经过董事会推请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孝若为常务董各兼总经理，而以杨管北副之。此外还有杨志雄和胡筠庵两人，也当选了常董，杨、胡两位常董同为杜系人物。
　　　　这时，苏北一带遍地盗匪，声势滔大。由于盗匪多如牛毛，横行霸道，苏北各地交通几已继绝，商旅通过除非预缴“保扩费”，否则随时都会被劫。这样使得在一省之内，从上海汇钱到苏北，１００块钱的汇费高达２０元。盗匪使得苏北货不能畅运，大达轮船公司的货物也经常被抢。
　　　　杨管北上任后，立即雄心壮志，准备在这个交通阻塞上打开大达公司的局面。他请杜月笙约来了青帮大字辈前人，在运河苏北各码头坐第一把交椅的高士奎帮忙，高士奎在青帮比杜月笙高两辈，但是由于时局倒转，情势不同了，高老太爷不但对杜月笙很客气，而且还口口声声地喊杜先生。
　　　　高士奎一约便到，杜月笙告诉他说：
　　　　“有点小事情，想请高老太爷走一趟洪泽湖。”
　　　　洪泽湖，位置在苏皖边境，早先是蚌埠通往清江浦的要道，后来因为烟波百里，成了强盗土匪的渊蔽。
　　　　高士奎听说杜月笙要请他走一趟洪泽湖，蓦地兴起怀乡之念，他欣欣然地说：
　　　　“３０年没有回过家了，既然杜先生要我去，我就走这一遭吧。”
　　　　杜月笙大喜，当下请问：
　　　　“什么时候动身呢？”
　　　　“随便，”高士奎答道，“反正我是闲人，明天后天都可以。”
　　　　送走了高老太爷，杜月笙又叫杨管北来，吩咐他送高老３０００块钱的“路费”。
　　　　杨管北不在青帮，但是他跟青帮人物很熟，就在他的手下，大达公司大裕轮的买办，众人称为孙大哥的便是一位大字辈，因此，他选大裕作为此行的专轮。
　　　　高老太爷抵乡，消息马上传遍清江浦，码头上黑压压的一片，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迎接———其实，还有不少青帮人物一路远迎，肃候老太爷在船上吃过了晚饭，轮船驶向淮安，到清江浦时，他又接受了盛大热烈的欢迎。
　　　　被清江浦的朋友苦苦挽留了６天，天天欢宴，不曾一刻得闲。６日后，高老太爷乘车往杨庄老家。
　　　　在杨庄，高老太爷一住又是１０天。他的龙亲老眷，街坊乡邻，一拨儿一拨儿地跑来向老太爷磕头。高老太爷也忙着一家家的拜访、叙旧，他家中存有３００石米，加上自己带来的３０００块钱，一笔笔的送光为止。
　　　　到达杨庄的次日，高老太爷派人传个话，叫高良涧和临推头之间，亦即洪泽湖相隔最远的两岸，管事的大寨主吴老幺来见。话传过去，在第４天早上，这位苏北最有势力的大土匪头子挥桨如飞地赶到了杨庄。
　　　　一进高老太爷的家门，吴老幺向高老太爷三跪九叩首，执礼之恭出人意外。高士奎跟他叙一叙，这吴老幺居然也是“悟”字辈，算是老太爷的孙子。
步入一生最繁忙紧张的时期（1）
　　　　事业扩充，因水涨而船高，杜月笙声誉日盛，交游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朋友和学生越来越多。但是，正在这时中国的时局急转直下，进入了另一个时期。
　　　　时间进入１９３６年底，中日关系空前紧张，华北华中，两军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蒋介石大肆叫嚣：“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因此，这时的国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帮交，冀弭战祸”。
　　　　然而，日本方面却并不管这些，１９３６年，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举世闻名的广田三原则，作为日本侵略中国所应采取的路线，所谓的“广田三原则”，简言之为：
　　　　一、中国政府彻底拒绝反日。
　　　　二、中、日“满”合作，华北特殊化。
　　　　三、中、日“满”共同反共。
　　　　揭开广田三原则的虚伪面具，实际上，广田给中国人下的毒药是“经济提携”的诱饵，即利用经济提携方式，来推进它的“大陆政策”，完成“日满支集团”的迷梦。抗战爆发的前一、两年里，大多数国人都被这美丽的糖衣所迷惑，以为中日大战在短暂时期可以避免，借外交途径可以解决中日问题。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日方派遣其外务省东亚局局长桑岛来华，协助他们的川越大使进行中、日谈判。
　　　　１９３７年初日本“经济提携”运动又形成高潮。日本新外相佐藤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明日本对华政策是仍然坚守广田三原则，不放弃既得利益。两天后，日本又派出了一个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团”，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重要团员中有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礼长、政坛要角、战后曾任外相的藤山爱一郎。
　　　　这一个“经济考察团”来华，在战云弥漫、低气压笼罩下的远东，可谓举世瞩目，很多人都对此寄予厚望，因为，它的成功，至少可以暂保东方的和平，它若失败，战火恐怕就要接踵而爆发。
　　　　中日双方对此一和战关键的“考察团”，事先有周密妥善的安排。有关方面同意，以日本经济考察团为骨干，配合中国的金融工商界有力人士合组一个“中日贸易协会”负责推进“日支经济提携事项”。
　　　　拟议中的“中日贸易协会”，分设筹备主任两人，华方主任委员为华北金融巨子周作民，日方则系日本银行总裁儿玉谦次。这样安排，日方又恐周作民不能代表南方的金融工商界，于是他们透过外交途径，表示希望杜月笙能参加。于是，蒋介石又指定杜月笙为该协会的常务委员，同时，中日双方都要求他负起“经济考察团”抵达上海时的一系列联系招待工作。
　　　　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确使杜月笙的声望为之增进，地位也又提高了许多，然而，这也给他带来了难以出口的极大痛苦。因为在基本立场上，他是不折不扣的爱国反日主义者，为此他曾有一鸣惊人的表现，另一方面，他更是上海金融工商业者的义务保镖，大家寄望于他利用地方势力抵拒外来入侵力量，日本经济考察团分明是挂着侵略者的招牌而来，政府方而也在战备不够充分之际，有意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国金融工商业者以至各地民众都得准备牺牲，“以空间换取胜利”，“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最大努力”，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既定的国策。但是，杜月笙有多大的权限能够代表全体商民，在蚕食鲸吞贪得无厌的日本“经济考察团”对面作迫不得已的让步？这就是杜月笙莫大的为难之处。
　　　　但是，当儿玉谦次一行抵达上海时，周作民、杜月笙等还是热烈地欢迎了代表团一行，杜月笙正强颜欢笑，满腹愁闷。日本“经济考察团”３月１４日抵沪，当天接到了南京蒋委员长的请柬，于是，次日便由周、杜等人，陪同他们晋京，参加蒋委员长的招待茶会。
　　　　在茶会上，蒋委员长说了一通欢迎词后，强调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杜月笙听到蒋委员长正告“日本经济考察团”，义正词严的这句话，让他感到兴奋鼓舞，这时，他冷眼旁观“日本经济考察团”众人，儿玉、藤山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句训斥，顿时脸色大变，仿佛有不胜感慨，敢怒而不敢言，这时，杜月笙感到非常之痛快，从此内心中也就暗暗的有了决定：他应设法抵制日本人的经济侵略。
　　　　当日本经济考察团回到了上海，杜月笙便开始采取不合作态度，在各项谈判中当仁不让，据理力争。除此以外，他还请上海大佬，前任总商会长虞洽卿，趁日本考察团在沪时期，出席日本商工会议所的一次集会，即席发表演说。虞洽老深明杜月笙之意，在演说中满口都是经济提携必须立于平行互惠的立场的论调，日方大失所望。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场坚定，不容动摇，一致表示“政治问题不获解决，谈不上经济提携”，日本人经此碰壁，所能采取的途径只有诉诸武力，于是图穷匕见，７月７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抗战一揭开序幕，吉星文坚守宛平的消息传来上海，杜月笙同仇敌忾，奋袂而起。这时，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又兼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会长，然而他却并非中国民党党员，因此，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来到杜月笙跟前，建议说：
盯上航运业（3）
　　　　高老太爷望一眼垂手肃立的吴老么说：
　　　　“你晓得吧？我这次是特为找你来的！”
　　　　吴老么作了个揖，不胜惶恐地说：
　　　　“老太爷，我怎敢当？”
　　　　“上海有个杜月笙，”高士奎问，“你听说过没有？”
　　　　“久闻杜先生的大名，”吴老么答道，“就是至今不曾瞻仰过。”
　　　　“这位朱信科先生，”高士奎伸手一指，“就是杜先生的要好朋友，杨管北请来当代表和你联络的。杜先生和杨先生在办大达轮船公司，大达的船要开辟苏北航线。我找你就为这件事——看到大达公司的船来，你要好生照顾啊！”
　　　　“请老太爷放心，”吴老么慨然承诺，“大达公司的船只管来，他们船上要是少了一颗麦，统统由我赔偿。”
　　　　就这样，三言两语，打开了苏北航线，甚且远远伸展到蚌埠，清江浦之间。待高士奎回到上海，杨管北立即开始筹备薛鸿记帆轮联运公司，并另行筹组达通小火轮公司，航行皖北、苏北各线，只载货，不搭客。他设立各地分支机构尽量起用青帮人物，譬如蚌埠办事处请“大”字辈的夏金贯主持，清江浦有“大”字辈冯守义坐镇，扬州、镇江则以通字辈向春廷总管一切。凡此青帮人物一概以经理名义月支薪水大洋２００元。但是实际业务杨管北仍得另外选派有经验的人负责办理。
　　　　然而，第一次航行就出现了惊险镜头。达通小火轮公司的一艘船驶到了柏树湾，这一带因为地形关系，河道曲曲折折，成之字形，一向是盗匪出没抢劫船只之地。这时行驶于这一地区的船只俨然一条长龙，形成船队。第一艘是扬子公司的轮船，第二艘是戴生昌的船只，达通公司的火轮殿后，还一连拖了十几条木船。
　　　　船队驶抵柏树湾，大概是夜晚九、十点钟光景，周遭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突然之间，岸上响起清脆嘹亮的枪声，紧接着便有粗犷的声音大喊：
　　　　“把灯熄掉！人回舱里去，谁敢探出脑袋，枪就不认脑袋！”
　　　　月黑风高，碰到强盗，这时恐怖紧张的气氛达到了极点。达通拖轮和木船上的员工水手，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可是他们受惊吓了许久，只听到前面停泊的轮只上哭喊之声不绝于耳，自己的船上竟然毫无动静。于是有胆子大些的探首外望，两岸静悄悄，不见人影火光，心想一定是土匪得手以后就撤退了。当夜他们疑惑不定的各自去睡，第二天清晨一问，果不其然，扬子和戴生昌的两条船、货物和行李全部被劫走了，惟有达通公司的船在匪徒们眼中好像不存在没看见似的，秋毫不犯。
　　　　随后，达通公司等于是保了险的、托达通运货土匪不会来抢的，消息迅速传开，托运货物的主顾纷至沓来。达通苏北航线的建立和开通，使大达公司的业务突飞猛进，盈余直线上升。
　　　　杜月笙接任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派杨管北接管业务，任何人都以为他们上台一鞠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和大通公司成立协议，遏止跌价竞争以免愈赔愈深，两败俱伤。因为凭杜月笙和通达公司的杨在田、陆费伯鸿双方的交情和作风，他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