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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打黑第一斗士:高官的良心-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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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问，中国足协下一阶段准备做哪些工作。阎世铎说：“一是继续积极调查，二是等待浙江方面的证据。”
不仅阎世铎对裁判“忏悔信”质疑，媒体也纷纷质疑，有报道说，“没有作者亲笔签名，匿名信不能作证据。”律师认为，“浙江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的做法不谨慎，所谓的匿名信很难成为‘呈堂证供’。”还有媒体指出“既可以说是真正的黑哨‘忏悔书’，也可以说是杜撰的一出好戏，至少两种可能都占到了50％。”
《解放日报》在《“不懂规矩”揭足坛黑幕 绿城失人缘陷入尴尬境地》中说，“有些人怀疑‘忏悔信’的真伪。首先是说‘忏悔信’不过是封打印的匿名信，完全可以伪造；其次认为是绿城做工作让一名裁判退出部分赃款，鬼知道究竟是谁出的钱，甚至怀疑绿城和裁判共同炮制‘忏悔信’，以此投石问路，这是绿城的一个圈套。”“据接近宋卫平的人士说，绿城因为这种‘不懂规矩’的做法，已经尝到了苦果，‘别人见到他们就像见了鬼一样’。一些原先关系不错的俱乐部惟恐避之不及，从海埂传来的消息说，绿城队已成为最没有人缘的队伍。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反感，认为宋卫平入圈子时间太短，太不懂规矩，把别人都得罪了，还想不想再玩下去。宋卫平私下里也曾问那位人士：我这样闹到底值不值？因为绿城肯定不会是受益者，这个‘买卖’无利可图。”
还有媒体对宋卫平交出证据的动机质疑，在《为了广告？绿城“黑手”打黑，不少足球界人士嗤之以鼻》的报道中，引用一位俱乐部老总的话：“他们不也干过见不得人的事吗？像他们这种做法，还怎么继续在圈内玩？吉利退出了，我看绿城退出也是迟早的事。不过，他们这么一折腾，广告效应可真不错。”
不过，也有媒体乐观地说，“匿名黑哨自曝黑色交易——足坛黑幕揭开冰山一角”、“足球‘打黑’的一记‘破门’——忏悔信和4万元‘黑钱’。”还有媒体说，“足坛黑幕正式拉开，浙江体育局局长誓将战斗到底”。
这封“忏悔书”又把宋卫平和绿城推向了风口浪尖，他的电话被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打爆了，他对媒体说，有些人对那封信的真伪感兴趣，还有人认为我们是在借机炒作自己，对于这些我只能说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绿城没有说谎。我们既然是打假，那首先自己就不会再去作假。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1）
1“总局某人士”发起反击，指责陈培德“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说他知情不举是“违反党纪国法”。
12月29日，陈培德上班后处理完一批文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陈局长吗？我是北京的球迷。今天的报纸上有对你不利的言论，体育总局批评您了，中华网上也有，你快看一看……”
陈培德登录中华网，很快找到了那篇文章。
组织扫黑还是个人泄愤？
——陈培德扫黑“越俎代庖”
本报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受记者采访，炮轰中国足协，揭裁判的老底，他的举动引起了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他下一步动作。体育总局某人士告诉记者，陈培德是一个正厅级领导干部，他接受采访，究竟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组织名义？如果是前者，必须向媒体说明，但是从这几天他的所作所为（举办新闻发布会等）来看已经不能用个人名义来解释了，包括他提出的四点意见等。如果是后者他必须经体育局党组讨论才能接受采访。同时，按组织程序，他必须将他的意见上报国家体育总局，并抄送中国足协。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
这位人士还指出，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陈培德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懂得这一点，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目前，某裁判的退款和忏悔信都在浙江省体育局，如果他们和违法裁判私下接触，并私了，那都是违反党纪国法的。
这位人士认为，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体育局是国家行政机关，不应过多地介入一个俱乐部的具体事务，尤其不能介入过深，否则的话，就从根本上混淆了行政机关的职能。
这位人士反映，陈培德一再声称要打假，那么，对于绿城方面的问题却只字不谈，假若没有绿城行贿，哪来的裁判受贿？如果陈培德是为了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发展，那应该同时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只谈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陈培德明知绿城有问题而不去举报，那也是违反党纪国法的。而且，体育局把材料“私藏”，而不及时向上级单位及司法部门举报，这也是一种违纪行为。
这条不足800字的报道转载率极其高，不仅中华网、新浪网、雅虎网等各大网站发在首页，而且《天津日报》《南方体育》《华西都市报》等报纸也都转载了。
再搜索一下，发现过去许多支持打黑的媒体也都掉转了方向，《钱江晚报》在报道《足协即将反戈一击 反黑面临半途而废？》中说：“绿城的‘打黑反腐’事件，最近几天形势可能发生大逆转。一直静观其变的中国足协实际上已胸有成竹，即将使出极具杀伤力的反击手段。一位与足协关系非同寻常的北方记者昨天透露，杭州方面的举措已引起足协甚至更高层的不满，认为这样的做法不符合组织程序，中国足协不予支持。”“足协的这一反击，不但可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将绿城送上了绝境。因为作为民间团体，属于司法机关的事情，足协可以不过问，而绿城作为配合司法机关，不管查实有多少裁判有受贿行为，绿城本身难逃干系。”在这篇报道旁还配一篇评论《阎掌门到底想看谁表演？》，评论的第一句话是“李书福、宋卫平、陈培德锵锵三人行，将本该歌舞升平的岁末搅得乌烟瘴气，媒体和球迷又一次地精神抖擞起来。”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2）
陈培德忧心忡忡地点燃一支烟，站到窗前，极目远眺。什么“始终没向总局汇报”？2000年5月18日，我就上书袁伟民，建议在体坛大刮反腐“龙卷风”；2001年10月11日，我给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发去“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10月18日，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11月29日，我又致信袁伟民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我先后给体育总局写过五次信，怎么能说“始终没向总局汇报”？另外，总局可有过答复？
“5·19黑哨”、“甲B五鼠案”后，吉利、绿城揭竿而起，主动向足坛腐败发起进攻，体育总局可表过态？有关浙江打假扫黑的情况，我哪一步没有跟阎世铎通报？
晚上9时15分，《“黑哨”内幕》在央视终于播出了。
在节目中，宋卫平等人面对镜头再次证实了甲B联赛有“两个战场”，另一战场即贿赂裁判。宋卫平说，在一个赛季中，绿城有“三分之二的比赛都要花钱”，而绿城花在裁判身上的钱，在甲B俱乐部中属中下水平；李书福说，在一个赛季中，“花钱的比赛达70％—80％”。
最后出场的是陈培德，他对着电视观众说：“几万名观众在看台上为球队加油助威，而这场比赛的结局是赛前已经决定了的，宋卫平说他感到有种负罪感。人民的这种热情受到了侮辱。”
在片子结尾还播放了中国足协在12月19日发表的声明：“中国足协从开始到现在，惩治腐败现象、打击行业不正之风的决心是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的，并欢迎各俱乐部，包括正在参加足球事业的企业、曾经参与企业、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举报和监督足球界的丑恶现象。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中国足协必然根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问题，无论涉及谁，涉及多少人，都将依法进行严肃处理。”
这一声明与“总局某人士”观点与态度刚好相反。
这一夜，陈培德给总局写了一封信。
第二天，陈培德走进杜兆年的办公室，把报道和公开信递了过去：“杜局长，这是我的信与中华网上的报道，你看看。”
杜兆年看后怒目圆睁，高声喝道：“这简直是颠倒黑白！”
杜兆年说：“陈局长，我们不能任他们胡搞，要不召开个党组扩大会，商量一下对策？”
“好，事不宜迟，马上通知大家到会议室。”陈培德说。
几分钟后，党组扩大会议在会议室召开，出席的有副局长杜兆年、李云林、办公室主任郑瑶、人事处处长应祖明、训竞处处长、体坛报总编辑李烈钧、省足协专职副主席王之海，每人桌前都摆放着那篇报道和陈培德的公开信。
杜兆年先发言，他说：“打假扫黑是浙江省体育局一致的要求，陈培德作为局长是我们体育局打假扫黑的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人行为，‘总局某人士’的讲话不仅否定了陈培德，也否定了浙江省体育局，我们必须据实澄清。”
李云林建议：“公开信是否先发给总局？”
经过一番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不论“某人士”能不能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和意见，浙江省体育局的打假扫黑都要进行下去，绝不能被高压所屈服。不过，斗争要讲究策略，应该先把那篇报道传真给总局办公厅，请他们甄别报道的真伪，并以探虚实。同时将公开信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寄给他们，让总局了解浙江省体育局的态度，如果总局不答复，那么就将公开信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给社会一个交代。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3）
公开信经过集体讨论修改之后，对“某人士”予以四点答复：
一、 关于“无组织无纪律”
《体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体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打假除恶、惩治腐败是党中央的号召，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要求。我们浙江省体育局介入足坛大假扫黑，是依法行使职权，正当履行法律赋予的对足球甲B联赛杭州赛区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总局“某人士”的公开批评和指责，不顾事实，粗暴武断，
某人士指责说“打假扫黑是组织行为”，“如今，他始终没有向总局汇报，而一再在媒体上露面，这样做，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确实如此，没有话说，当然应当受党纪政纪处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局从表面上2000年以来，就我省体育界的腐败问题，先后多次给总局作口头的和书面的呼吁。具体为：
2000年5月18日，陈培德局长致信袁伟民局长、李志坚书记，建议在体育界大刮横扫腐败的“龙卷风”；此后，还发起联合华东六省一市体育局长向全国发出保证不使用兴奋剂的倡议书，上报总局；
2001年10月11日，我局又向总局递交了《关于整顿中国足球的谏言书》，并抄送中国足协；
10月16日，中国足协对浙江绿城等5家俱乐部足球队在甲B联赛中的违纪行为做出处理后，我局即于10月18日做出反映，向中国足协递交了4点表态，明确支持中国足协对绿城的处罚，全力配合中国足协，责成省足协敦促绿城俱乐部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整改；
11月29日，陈培德同志致信袁局长，反映九运会赛风问题突出，呼吁高度重视。除了函告总局，陈培德同志还就足球 多次和中国足协阎世铎同志沟通和反映情况。
遗憾的是，对于各种各样的报告陈词、信函呼吁和情况反映，近两年来，总局一概置之不理，五次给总局领没有反馈。一个省体育局，以实际行动支持总局反兴奋剂，反腐败，居然遭到总局如此冷遇，这是“叶公好龙”呢，还是另有难言之隐？
二、关于“风马牛不相及”
“某人士”说，“浙江省体育局和绿城俱乐部连行业管理都谈不上，可他们却联手打假，这实在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这个腔调，不像国家领导机关发言人说话。因为他连国家体委起草，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都忘了，或者根本不懂。《体育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体育工作。我局主动介入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假球黑哨问题是依法行使对发生在本辖区内的体育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职责，还“是越俎代庖” “风马牛不相及”？这是起码的常识。
三、关于总局的态度
对总局的态度，我们感到疑惑不解。作为体育最高主管机关的国家体育总局，对天怒人怨的足球黑哨问题，时至今日。仍然置若罔闻，持沉默不语的深沉姿态；相反，对一个地方官员为净化足坛和体坛说几句话而大为敏感，深感不安，并且，莫须有地用一系列的假设，给他的共产党员堂堂正正的正义行为栽赃。
总局领导，不把聪明才智用在如何领导和引导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而是把兴趣放在向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施加压力，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毛泽东同志当年的一段话：对群众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去领导他们，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或者是站在他们的背后冷嘲热讽地指责他们？
第五章 打黑陷入尴尬和被动（4）
在足球打假扫黑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这一段的时间已经证明，各种人都在表现自己，做出各种表演。作为共产党员，这是党性的考验；作为中国人，这是良心的检验。
四、关于“某人士”的错位
我们为总局“某人士”惋惜。久经社会历练，他怎么会愚蠢地犯了他想强加给别人的错误，即：未先个别地、内部地、按组织系统对当事人给予批评，而后再予以公开披露的错误，这是政治上极不成熟的表现。因此，我们有权利在总局对此做出答复以后，对本公开答复向媒体披露。如果某人士对媒体记者的系统谈话不代表总局，而纯属个人泄愤，那么，“真正是”不符合组织程序，也不符合党的纪律，如若一意孤行，也就完全“违反党纪国法”，所以，我们要严正要求总局责成某人士，对他的言行，在媒体上公开道歉。
2陈培德身心憔悴。
宋卫平交出证据后处境尴尬。
裁判成为惊弓之鸟，手机一响见杭州来电顿时色变。
黄健翔有点看不懂了。自有甲级联赛以来就不断有俱乐部告中国足协，从来没有地方体育局搅和进去的。
中国足协在周四抛出一个‘希望得到真正有效的证据’的说法，又把球踢还给了绿城。
有媒体认为扫黑可能要息鼓，也有媒体认为足协即将反戈，反黑可能半途而废。还有媒体报道，中国足协一位高层官员对记者说，绿城“首先应该遵守中国足协的章程，如果真的存在裁判接受俱乐部钱财的问题，应该向中国足协进行汇报，至少双方也应该沟通一下，即使对中国足协不信任，也完全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反映问题，再不行还有更高的领导机关。”该官员话锋一转，直指浙江省体育局：“当地的领导部门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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