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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明行动-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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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甚至还要更早。相反，王治郅完全不为人所知。当他走进训练营的球场时，教练们都围拢过来观看这个瘦得像豆芽似的孩子展示出的惊人速度、出色的运球技术，还有让人垂涎的跳投——一切都是大个子中少见的。最重要的是，根据官方名单，王治郅只有十六岁。
三天的训练营快结束的时候，许多大学表示有兴趣将王治郅带到美国去，其中包括有马凯特大学（Marquette）和沙克·奥尼尔的母校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现在乔治城大学开始了实际行动。主教练约翰·汤普森身高有2米08，曾经在NBA打过中锋，他培养出了许多最好的大个子球员——帕特里克·尤因，阿朗佐·莫宁，还有迪肯贝·穆托姆伯——他派自己三十九岁的助理教练克雷格·埃谢里克一路观察这个中国的希望之星。体格魁梧，留着大胡子的埃谢里克发现中国队规定球员不能随便离开酒店，于是他同意和王治郅在大堂咖啡馆碰面。根据规定，中国球员不能在没有领导陪同的情况下单独与外国球探见面，所以那天晚上，王治郅和埃谢里克交谈的时候，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刘玉民一直陪伴在一旁。
任何一个来自北京的官员可能都会回绝埃谢里克。但是刘玉民和王治郅的母亲是前队友，她把大郅看成是自己的干儿子。一直以来，在王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刘玉民总会适时地出现——比如为这个不断长大的孩子找合适的球鞋，或者在王治郅决定去八一队打球而不是为北京队效力的时候，是她在为王治郅一家说情。现在，这位五十岁的篮球主管也很想听听美国的教练能为王治郅提供些什么，另外，还有能给中国篮球带来些什么。
刘玉民在二十多年前的1975年，曾经随中国女篮到美国访问过。有这样的笑话，当时在出访前，代表团的领导曾经这样警告队员们：如果你把喝了一半的水留在房间里，那当你回来后不要再去喝那瓶水，因为有可能被下了药。不过刘玉民对她在美国看到的一切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去了迪斯尼乐园，看到了世界贸易中心，还和一户美国家庭共享了感恩节大餐。她还对参观过的一家幼儿园记忆犹新，在那里，每个孩子都在玩不同的游戏。“每个孩子都能培养他自己的个性。”刘玉民这样回忆道。代表团还得到了美国总统杰拉德·福特的接见——《费城调查者报（Philadelphia Inquirer）》还在头版登出了刘玉民和队友与卡特总统合影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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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NBA之梦（9）
作为球员、教练和管理者，刘玉民在那以后到过美国不少次，每一次离开的时候，她都会考虑中国篮球能从和美国越来越好转的关系中得到什么益处。如果中国要成为世界篮球强国，中国体育系统温室一般的培养体制就要敞开大门，就像中国开放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篮球选手需要融入到世界上最强的竞争中，那就意味着要到美国去。这才有了中国国家队出现在NBA夏季联赛中的一幕，还有这次与埃谢里克的会面。在刘玉民看来，这值得探索，让中国最好的年轻选手在NCAA磨炼球技，以此作为提高国家队水平的方法，更具试验性。王治郅是这个试验最合适的人选。受到合适的指导和启发，这个年轻人有希望成为第一个真正在世界舞台立足的中国球员。最早看到过王治郅打球的美国人里，有一个叫汤姆·麦卡锡的波士顿人，他曾经指导过另一个成为NBA明星的大个子年轻人。“王治郅就是一个翻版的尤因，”麦卡锡说，他曾经通过香港的体育市场开发公司办过训练营，指导中国最有潜质的小选手。“唯一让他停滞不前的，就是他不是每天都在和这座城市的球员对抗。如果没有好的环境他也会变得平庸。”
1996年的夏天，王治郅得到了和美国夏季联赛中的对手们好好较量一下的机会。疯狂的比赛速度让很多动作迟缓的中国选手疲于奔命。但是王治郅喜欢这样不断跑位，然后接球就投的比赛风格，因为这能发挥出他满场飞奔的速度和3分投篮的能力——但也掩盖了他对防守的轻视。每场比赛，王治郅的信心都在增加，就像是在肥沃的土壤里不断长大的树苗。
让王治郅的自信更加高涨的，是和美国奥运队的两场比赛。那支球队的名单里充斥着大量NBA超级球星，所以有着梦之队的称号。两年前，王治郅还只是一个年轻的部队球员，在电视上看着奥拉朱旺用他舞蹈般的脚步赢得1994年的NBA总冠军。现在他正和奥拉朱旺，还有另外两个全明星中锋大卫·罗宾逊和沙克·奥尼尔面对面地交手。第一场比赛是奥运会前在菲尼克斯打的热身赛，美国队打了中国队一个119比72，但是王治郅个人表现不错，取得12分7个篮板，甚至封盖了奥拉朱旺的一次投篮。一个月后，在亚特兰大创下奥运篮球观众数量纪录的球迷面前，王治郅带领中国队大战美国队。比赛的结果还是中国队惨败，比分是70比133，但是这位最年轻的明星队员在球场上的动作——包括一次在罗宾逊面前上演的美妙的小勾手投篮——从美国观众那里也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回到长滩的马里奥特酒店。埃谢里克慢慢地将谈话引入主题，负责翻译的是耐克公司在中国的运动市场主管特里·霍兹，是他帮助促成了这次见面。在详细介绍了乔治城大学的教育质量，和那些汤普森教练培养出的著名大个子球员后，埃谢里克想说服刘玉民，让大郅到大学打球并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个年轻球员能接受大学教育，和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训练——他也拥有回国代表国家队参加重大比赛的自由。
埃谢里克看了一眼王治郅。这个害羞的十八岁孩子一直在听着他们交谈，只是他的头始终低着，很少和埃谢里克有眼神的交流。教练知道要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来吸引这个孩子的注意。“你知不知道，你在比赛里的表现让我想起了另一个在乔治城打过球的家伙，”埃谢里克说，“你有没有听说过帕特里克·尤因？”
那天晚上回到房间后，王治郅给了自己一点时间，想像自己的名字被加进了乔治城大学的传奇名单里：尤因，莫宁，穆托姆伯……王治郅。他憧憬着能顺利加入NCAA，就像马健走过的道路，而又不会重蹈这个很有天赋的前锋就此落选奥运代表队的覆辙。王治郅是中国少数还会用赞叹的口吻说起马健的人之一。“他勇于迎接外面世界挑战的勇气是值得我学习的，”他后来说，“中国人要在美国取得成功很难。我从他身上学到，即使你有天赋，依然要有迎接困难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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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NBA之梦（10）
然而，马健留下的阴影，影响到了他之后每一个有机会出国打球的球员，包括王治郅。刘玉民可能很愿意接受让王治郅去美国大学打球的想法，但对马健事件还存有戒心的国家体委，还是打算留住他们的球员。如果这个现实情况还不足以打消大郅在那晚会面后的幻想，还存在着一个更加无法改变的事实：王治郅是一个军人，必须忠诚地为人民解放军服役。非常担心八一篮球队实力受损的部队领导们，不会轻易地放这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到西方打球的。
似乎没有能让王治郅出国的捷径了。那个晚上，在王治郅的房间里，耐克公司的霍兹和中国的希望之星谈起了他的未来。“教练们和经纪人都在我的耳边小声问，‘嘿，这个孩子有机会来吗？’”霍兹说，“我得问问他自己的想法。”
大郅坐在房间里的椅子上，周围是随意摆放的球鞋、袜子、队服，他的身上还穿着国家队的汗衫。
“你看，你能在这里打大学篮球或者职业篮球，”霍兹告诉他，“你想怎么做？”
“我只是想打篮球。”大郅回答，坚定的语气里有着一丝困惑。
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1）
那些最早冒险来中国的传教士们，总是随身携带那些代表他们信仰的符号，和代表崇高力量的象征，他们试图凭借这些让中国人的灵魂得到启迪。对在清王朝末期来中国的YMCA传教士们来说，这种象征就是十字架和《篮球的13条规则》。对在一个世纪后来到中国的年轻的美国人特里·罗兹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符号：一个文在他左小腿背面的小小的蓝色标志。耐克的标志。
罗兹的文身不是对自己个性的简单炫耀。作为耐克公司在中国的体育市场主管，他是1996年在前往俄勒冈比佛顿耐克总部途中，决定文上这个标志的，以此表示自己决心全情投入到公司事务上。几天后，当这个头发乱糟糟的三十岁俄勒冈本地人回到中国时，他把自己的同事召集起来，卷起了裤腿向大家展示这个文身，一边还狡黠地眨着眼睛。“我的中国同事都抓着自己的脑袋，”罗兹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对耐克满怀热情的他，能用任何一种语言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但我总是严肃地把自己当成一个耐克的传教士。”
和他的很多同事一样，罗兹不仅把耐克看成是一家公司，更是一种宗教。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以帮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运动鞋公司售出几百万双“烤松饼”运动鞋（Wafflesoled，耐克早期设计的一种鞋子，最早时是将胶乳灌在烤松饼的铁模上，所以鞋子的外底有着松饼似的宽大、突出的格子形状，可以提供更强的抓地力，分散冲击力，增强避震效果。后来成了耐克开拓事业的基础）为目的的员工，他是一个被派到海外传播耐克提倡的一种美国式的，把体育看成是自由、竞争和个人成就的崇高表现方式的信仰的传教士。当然，这和中国在将近五十年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之路是相背离的。中国体育系统培养出的人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党争取最大的荣誉。另一方面，耐克推崇一种英雄崇拜式的商业模式。他们认为，靠体育明星的力量，能够激起一种感情上的纽带，让人们迫切地想去欢呼，尖叫，还有——最终的——买下一堆确实很酷的运动装备来塞满他们的柜子。
如果东西方之间这种微妙的文化冲突是不怎么吉利而且不可避免的，耐克采用的同样是以前曾经让那些西方传教士充满动力的，那种对宿命的乐观精神。中国需要来自耐克的福音，就像耐克需要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一样确定。“我的工作就是让耐克成为中国体育的组成部分。”罗兹说。
但事实上，比弗顿的耐克世界园，几乎看不出一点中国的影子，1994年1月，罗兹就是在这座质朴、将近三万平方米的绿洲里，接受了自己正式的入门培训。一道围墙把外界与这个充满田园风味的，代表健康与名气的耐克圣地分隔开：刚割过草的运动场外面是一圈撒了木屑的跑道，一大片装有玻璃幕墙的低层建筑，环绕着中间的一个三角形人工湖。衣着整洁随意，穿行于公司中庭的员工们看上去都非常年轻，健康在这里是很受重视的，公司为所有员工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还给那些骑车或者踩着轮滑而不是开车来上班的人提供奖励。有谁会抗拒一个真的鼓励你午休时，花上两个小时在波·杰克逊（Bo Jackson，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体育巨星，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首位美式橄榄球和棒球双料明星）健身中心打篮球的地方呢？
罗兹正式开始学习的“耐克理念”，由一个五天的培训计划构成，用他的话说，那个企划是用来“把他们耐克化的”。“就像是参加一种礼拜，”罗兹回忆说，“耐克的一切都被灌输给你。”其实他并不需要什么洗脑。在他还是一个生活在尤金（Eugene，俄勒冈州的一个城市）的孩子时，他就已经知道耐克了，尤金以南几百公里的大学城里，一位叫菲尔·耐特（Phil Knight）的中距离跑步运动员和他的田径教练第一次开始兜售一种跑步鞋，这种鞋的鞋底是他们自己把熔化的橡胶灌进华夫饼干状的铁模具里制成的。罗兹被耐特从一个负债经营的人，变成销售额达到四十亿美元的公司老板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他想尽一切办法就为了成为一个“耐克人”。在俄勒冈大学念二年级时，他听一个耐克官员说耐特把视线转向发展中的亚洲——于是他去了台湾学习中文（在台北时他甚至教当地的耐克员工英文）。作为一个有资历的员工，罗兹留在了尤金的耐克研发实验室实习。毕业后，罗兹拒绝了一个在亚洲的耐克生产方面的职位。四年过去了，在得到另一个学位后，罗兹向耐克申请了更能让他表现自己的职位：体育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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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一代传教士（2）
耐克是建立在体育市场上的，菲尔·耐特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宗师。这个古怪的企业家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他日式风格的办公室里面的书房，但耐特不仅是最早知道如何去创造体育英雄，更重要的，他是知道怎样把这些体育英雄，通过梦幻的宣传方式，与热情的公众建立起联系的人之一。这种建立在运动员和消费者之间魔术般的联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在迈克尔·乔丹身上达到了神一般的境界，这是耐克成功的真正秘密，靠这部赚钱机器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了NBA、国家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和棒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Baseball）的总和。
就在罗兹进入耐克之前，《新闻周刊》将耐特称为“体育界最有权势的人”，超过了NBA主席大卫·斯特恩。这个红头发隐士穿着卡其布裤子、戴上护目镜，在美国绝大多数街头都不会被人注意，但是在公司里，他说的格言——一般都会写在便笺后面——有一种毛泽东语录似的神秘力量。罗兹进公司时，耐特正号召他的部下们把耐克变成“我们这个行业里第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公司”——一定程度上，这个梦想的关键就是要在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市场中国取得成功。
耐特的中国梦早在1980年7月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就有了，那是中国和美国向对方敞开大门的两个月前。一天清晨，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一个红头发“野人”绕着正打太极拳的老人们缓步而行——耐特告诉同事他想给每个中国人的脚，都套上耐克鞋。生产很快就开始了。可是公司花了五年多的时间才算是在中国制造出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那些国有企业的设备保养得很差，生产出的鞋都是沉闷的灰色——但是低工资水平和高生产效率使中国最终成了制造出口商品的理想地。到1994年，耐克已经在中国生产了二百万双运动鞋，罗兹来的时候，公司正打算把它三分之一多的生产转到中国大陆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耐特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中国处于萌芽中的国内市场中来。他想知道，在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正体验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和全新消费水准的国家，如果耐克能成为最终极的象征符号，会发生什么？“没人能说清生意会怎么样，”耐特说，“如果在中国真的火了。”
罗兹的任务就是在中国点燃耐克的火焰，1994年1月上班第一天走进比弗顿园区时，他感到的远不止是渴望。他怎样才能帮助耐克把自己美国式的个人英雄主义注入到一个依然以集体主义为重的国家？中国正在飞速地发展，但对耐克这样的公司还没有任何有吸引力的条件：没有立足于个人的市场传统，没有职业体育联盟，在参与度很高的项目上没有独特的偶像——事实上，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就再也没有真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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