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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狼烟:蒙古铁骑兵-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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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建立水军：攻克阻挡蒙古铁骑的襄樊（2）
作为这次围城战的第一步，忽必烈于1268年初对山西和四川的官员下令，建造五百条小船。刘整计划用这些船只控制通向汉水的水路。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在襄阳南部的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工事，防止运载货物的小船进入城内。到了10月份，忽必烈又指派蒙古指挥官阿术开始围困樊城。这时，驻守襄阳的南宋守军开始恐慌了。12月6日，他们试图突破蒙古军队的包围，结果遭到失败。据汉文史书记载，忽必烈的军队俘虏并杀死了无数敌军。仍处于包围中的南宋士兵在一段时期内再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相反，他们耐心等候从南方来的物资和援军。果然，没过多久，在1269年8月，南宋将军夏贵率三千艘小船，攻击了鹿门山。然而，蒙古军队不仅击败了他，而且缴获了五十艘小船。
此时，忽必烈显然对围城战役的进展很不满意。在1269年2月，他派遣自己的得力干将史天泽前往襄阳视察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紧接着，他又在2月份批准调派两万名士兵增援阿术和刘整。4月，这两位指挥官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把白河口和鹿门山的壁垒连成一片，使得进出襄阳城愈发困难。可是，这些步骤仍显不足，因为刘整和阿术在1270年4月再次请求增派七万名士兵和五千艘船只。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迫使南宋守军投降。于是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宋廷依然在坚持，不愿屈服。汉文史料指责贾似道愚蠢地执行了一项错误政策，故意误导宋帝对蒙古威胁严重性的判断。根据这些记载，贾似道谎称在1260年击败了蒙古军队，从而诱使宋廷低估了蒙古人的力量。由于他一直在欺骗南宋朝廷，失去襄阳将会破坏他的信誉。因此，他绝不允许他的襄阳守军投降。还有一些史料说，他一直在蒙蔽宋帝，使之对蒙古人围困襄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朝大臣对襄阳被围的情况一清二楚。一位汉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宋史&；#8226；本纪》中大量记载了对襄阳和其他地区守军的赏赐，有一份圣旨宣布了对几位勇敢官员的提拔和金钱奖励，他们曾把官方信函送入被围困的襄阳城。”没有人应该为宋廷毫不妥协的立场受到指责，因为在拒绝对蒙古人做出让步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团结一致的。南宋高级官员作为一个整体，都低估了蒙古人的实力，他们决不会轻易地在襄阳投降。他们决心继续向驻守在汉水附近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
同样，驻守襄阳的守军也决不会不战而降。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供应，只是缺乏衣物、盐以及其他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能承受长时期的围困。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派遣独立小分队尝试冲破封锁线。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270年3月18日的一次战斗。由一万名士兵、骑兵和一百条小船组成的军队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破蒙古人的防线。但是蒙古人早有准备。刘整有几百条小船可供调度，鹿门山的堡垒刚刚被加固过。刚刚抵达的战士准备好了迎头痛击匆匆赶来的敌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南宋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被迫返回到他们在襄阳的基地。
宋廷明白，它的责任是继续不断地派船只向被围攻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大多数船只从未到达目的地，因为蒙古人的围困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宋廷坚持要打破封锁。在1269年8月，南宋将领夏贵率领三千条小船开往鹿门山，但是他被击败了，损失了两千名士兵和五十条船只。第二年10月，范文虎又步夏贵之后尘，而他则损失了共计一千人和三十条船。另一次救援行动发生在1271年8月。这次尝试同样以惨败而告终，两千名南宋士兵失去生命。1272年9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南宋军队打进城内，但这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胜利。两位将领之一的张顺被杀，他手下的士兵被杀死的更多。他们运送的许多给养损失殆尽。当救援部队的残部试图撤离他们刚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的城堡时，才发现自己中了埋伏。许多士兵和将领被俘掳。
蒙古军队的封锁固然很有效，但是仍无法消磨南宋守军的斗志。他们已经把襄阳和樊城同南宋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了，但他们无法制伏顽强的守军。他们无法杀入城内而不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如果蒙古军队只是简单地保持围困而没有任何进攻行动，他们将会被永远地拴在那里。因此，他们需要支援以打破这种对峙状态。
忽必烈建立水军：攻克阻挡蒙古铁骑的襄樊（3）
两位穆斯林造炮师向蒙古军队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援助。忽必烈曾向他的侄子，波斯的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汗求助，希望得到军事专家，帮助他粉碎樊城和襄阳的抵抗。1271年，阿八哈给忽必烈送来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在蒙古汗廷做短暂的停留之后，这两位穆斯林在1272年末来到战区，勘测现场，开始着手修造战争机器。他们建造了投石器和弹射器，能把巨石抛掷到很远的地方。12月，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装置对樊城发起攻击。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支持，阿里海牙终于攻陷了这座堡垒。在石头和炮弹的打击下，残余的南宋守军再也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蒙古军队，几天后，樊城陷落了。吕文焕收到樊城守军溃败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他自己在襄阳的部队也无法抵抗这种巨型火炮的攻击，但他没有立即投降。于是，两位穆斯林造炮师“视察了现场着力点，决定把火炮架设在城市的东南角。炮弹重一百五十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第二年3月，自忖无法胜过对方的火力优势，吕文焕投降了。为时将近五年的围城战终于结束了，南宋抵抗“北虏”的一个重要标志突然被拔除了。
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1）
中国历代的国号，曾经都是一些地名，周天子崛起在“周”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周”，秦人崛起在“秦”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秦”，刘邦得天下定国号为“ 汉”，到不是因为他是“汉”这个地方的人，而是因为他曾经被天下盟主项羽封为“汉王”，他以汉王的身份入主中原，曹操的儿子称帝，国号“魏”，是因为他的父亲作过“魏王”，其地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杨坚做过北周皇帝的“隋王”，得天下也以“隋”号之，“隋”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一带，唐朝的开国皇帝做过隋朝的“唐王”，宋朝的开国皇帝没有做过“宋王”，但曾经领过周朝“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一职，因此建国后国号为“宋”。
宋朝建立以后经历了三百来年的风风雨雨，先是被辽金两个来自北方的政权，夺去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江山，最后终于被同样来自北方的元军所灭，这已经是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十六年以后的事了，如果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算起，那就是六十多年以后。这回，来了一个不照先例办事的皇帝，这位皇帝和他的父祖，本来崛起于大漠以北的蒙古地区，照老规矩得了天下就叫做“蒙古国”好了，多省心的事儿，他的父祖两代出于草创，也姑且是这么办的，但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这位大汗有了新的想法，不照老规矩办了。
成吉思汗家族的发迹史，说起来枝枝蔓蔓，说上三天三夜也难于说清楚，简短截说，那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孙子忽必烈，经过一系列的内斗外斗，终于在公元1260年，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七年以后，忽必烈迁都“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又过了四年，他将他的国家改名为“大元”。
要改变一国的国号，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筹划。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叫的响的名字，谁愿意轻易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名呢？忽必烈得到了一个好名字，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用“大元”取代了“蒙古”，“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大的宇宙的赞叹。这当然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主意，虽然忽必烈从小就喜欢汉人的文化和历史，也有条件受到较好的教育，可是即便是这样，他的汉文化的程度，还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的确来自中原知识分子的建议。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其父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拖雷，拖雷大家都熟悉，只要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无不知道拖雷是郭靖大侠儿时的伙伴。拖雷又有六个嫡亲的儿子，其中有三个做了皇帝，他们是：长子蒙哥，1251年至1259年，为蒙古国第四任大汗，在中国的史书中为元宪宗；四子忽必烈，继蒙哥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为伊利汗国主，《史集》一书直接称之为“伊郎国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第三代，因为有父祖开创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当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因为蒙古人的传统，免不了还要学习驰马疆场，但是也有了条件接受一些较好的教育，和起于草莽的成吉思汗迥异了。1251年，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公元 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为此，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公告天下。
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2）
在古代，朝廷的诏书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为写诏书的人都是当时文人的冠冕，如果没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来为自己草诏，所以，这些诏书也都可当作好文章来一读，这类文章一般来说，都非常大气、庄严，又有雄辩的说理，又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还有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天下的人听起来能够心服口服。不信的话可以试读一下这分诏书，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刘秉忠生于1216年，比忽必烈仅小一岁。当时的北中国，由辽、金两朝的统治已经超过了两百年，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是金国的官吏。由于家庭有入仕的传统，十七岁的时候时候，刘秉忠也曾进入当局的下级机构做刀笔小吏，算起来这一年该是1233年，而金国被灭也在这一两年间，而此前数年华北地区早已经兵戈不断，可见刘秉忠刚刚参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国的行政序列中，只不过象他这样下级的文官，实在无须对局势负什么责任，专业技术人才，不管怎么改朝换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刘秉忠这个人看来不是凡品，不久以后，他因为不甘心于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终于弃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这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聪”。1247年，三十岁的僧人子聪，因为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不知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他被忽必烈招进了幕府，从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等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忽必烈非常喜欢让这些有学问的汉臣给他讲历史掌故，最喜欢听的是讲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国故事。某一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于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可谓所用得人。
追随忽必烈十余年以后，刘秉忠奉命还俗，又过了十年，刘秉忠去世，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常山王。
刘秉忠一生的事迹，除了上面说到的主持改国号、制朝仪以外，对今天更有影响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兴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后近千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繁忙的工作之余，刘秉忠还有兴致从事文学创作，他曾自号“藏春散人”，后人结其作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这样写的：
［干荷叶］《漫兴》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这是一首言短意长，非常让人喜爱的小诗，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断被人们引用的名句。
就是这个刘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议改国号为大元。
从 “大元”这样的国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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