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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恩怨-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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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求教，与达仰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国，画家颜文梁到法国游学，拿着徐悲鸿写的介绍信拜访达仰，达仰的妻子听说徐悲鸿有了孩子，亲自做了一双童鞋，让颜文梁带回去送给徐悲鸿的孩子。
1924年，在巴黎公社社员墓碑前写生的徐悲鸿，偶遇了前来凭吊的周恩来。《周恩来传》的主笔、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廖心文说：“当时周恩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凭吊死难烈士，遇到了正在这里写生作画的徐悲鸿。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江苏人……所以觉得特别的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感情，延续到解放以后。”
在贫寒的生活中永远有伟大的心灵做伴，这或许是徐悲鸿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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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狗会”与“天马会”
一战后的欧洲，物价飞涨，徐悲鸿所带的钱剩得越来越少，生活也益发困难，很多留学生开始打道回府，而他却不愿意半途而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于是，很多留法学生开始到德国继续学习，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来到德国，徜徉在德国绘画艺术的光与影中不能自拔。
1923年5月，徐悲鸿从德国回到巴黎，他的油画《老妇》入选法国国家春季沙龙。次年5月，在法国莱茵河宫举行了中国美术展览，这是一次中国留欧美术学生的成绩大展览，徐悲鸿、林风眠等人都参加了这次展览。
艰辛贫寒的学习生活中也常苦中作乐。当时欧游学人中各色人才都有，闲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大洋彼岸的国是，感慨国内政治*，嘲笑当时“帮闲文人”的不是，在几个人说笑戏谑间成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绘画社团组织。
“天狗会”成员中有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蒋碧薇则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天狗会”社团的成立，带着几分玩笑，或许，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国内颇为著名的西画美术组织“天马会”的讽刺。
“天马会”是由汪亚尘、刘雅农等人发起的第一个新兴美术团体组织。在画家刘雅农于1980年写的《上海美专忆旧》中，详细记述了天马会的原始创始人，分别是：丁慕琴、江小鹣、汪亚尘、陈晓江、杨清磐、张辰伯和刘雅农。在刘雅农的这篇文章中，发起者并无刘海粟。一开始，“天马会”是一个小团体，仅仅局限于几个人知道，后来影响慢慢扩大，上海美专的很多学生都来参加了，刘海粟也成为“天马会”的主要成员。
刘海粟撰写了《天马考》、《天马是什么》在《艺术周刊》上发表，述说“天马会”的宗旨：1。发挥人类之特性，涵养人类之美感；2。随着时代的进化研究艺术；3。拿美的态度创作艺术，开展艺术之社会，实现美的人生；4。反对传统的艺术、模仿的艺术；5。反对以友谊的态度来玩赏艺术。“天马会”还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征集新作，公开展示。
首次展览孙中山先生也特地来参观，“天马会”的画展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扩大到国画家，吴昌硕、王一亭也拿作品参加过。
虽然“天马会”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在游学欧洲的留学生看来，不过是一个闲适文人组织的一个无聊社团罢了，或许从那时起，在徐悲鸿的眼中，刘海粟就是一个热衷于搞社会活动而并非真正热爱绘画的人吧，否则，也不会在大洋彼岸搞一个“天狗会”与其遥遥相对。
徐悲鸿欧游归国
国内政局变幻莫测，各地军阀陷入混战夺权的旋涡中，哪里还有人理会远在海外的留学生们？到了1924年，徐悲鸿的官费完全中断供给。这一时期，徐悲鸿从德国柏林回来，再次陷入生活困顿的局面。他给百货公司画画，蒋碧薇也帮别人缝补衣服补贴家用，但仍然吃了今天的晚餐，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
在蒋碧薇的*里记录了一次她出门借钱的经历。以前的大家闺秀哪里有敲门借钱的经历？在外面盘桓了一天之后空手而归，两个人只好在家饿了一天。偏又遇上冰雹天，把画室砸烂了，悲鸿原本指望房东能帮着修缮，结果房东拿来合同，上面写着，如果损坏，要自行负责赔偿，不得已，只好四处借贷，幸好当时的驻法公使赵颂南资助，才渡过这一个难关。
徐悲鸿为了表示感谢，为赵颂南的夫人画了一副画像，名为《赵夫人像》，并在《悲鸿自述》中写下了作画的愉快心情：“我学博杂，至是渐无成见，既好安格尔之贵，又喜左恩之健，而己所作，欲因地制宜，遂无一致之体。我于赵夫人像，乃始能作画前，决定一画之旨趣。有从容暇逸之乐。”
在赵颂南的引荐下，徐悲鸿认识了当时来欧洲考察的著名教育家黄孟圭，两人相见恨晚，据说第一次在街头的咖啡店里聊天，就聊了四个钟头。第二天，黄孟圭直接去徐悲鸿家里参观他的画作。黄孟圭看到徐悲鸿画作颇丰，极力建议他去南洋办画展，一来是自己绘画成果的展示，二来可以筹措资金，以解决当下生活困顿。黄孟圭并将在新加坡烟草公司担任要职的弟弟黄曼士介绍给徐悲鸿。
黄曼士是当地名士，交游广阔，能讲多种方言，仗义好客，喜好艺术，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命名为“百扇斋”，房间内古玩字画琳琅满目。徐悲鸿接受了黄孟圭的建议，于1925年离开法国远赴新加坡，暂住在黄曼士的“百扇斋”内。在黄曼士的介绍下，徐悲鸿为新加坡多名富商巨贾作画，收入颇为丰厚。从新加坡筹款成功的徐悲鸿，于1926年1月，乘坐法国“爱纳克”号回上海会见朋友们。
回上海的徐悲鸿受到了上海文艺界朋友的热烈欢迎。2月18日，田汉、黎锦晖在上海大东旅舍发起盛大的文艺界聚会“梅花会”，主要目的是欢迎蔡元培。到会者很多，有文学界的郑振铎、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等，有音乐家傅彦长、张若谷、郑觐文等，画家除林风眠、徐悲鸿之外，还有周一舟、丰子恺等十余人，上海文艺界150多位名流到场。这是上海文艺界空前盛会，在这次大会上，徐悲鸿展出了自己的油画40多幅，原本以欢迎蔡元培为主的盛会变成了徐悲鸿的小型美术展览会，徐悲鸿的画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与认同，《申报》的记者佩锵随后撰文《梅花会纪盛》，报道中说：“徐君之画，沉着深刻……蔡元培到时，亦逐件细加观赏，是全会最引人注目之一事也。”
很快徐悲鸿再次到巴黎。在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之后，徐悲鸿于1927年9月，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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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粟出国游学（1）
在以欢迎蔡元培为旨、文艺界名流云集的“梅花会”中，并未看到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的身影，在各种报端杂志记载的100多位参会者名单中，也没有看到刘海粟的名字。这委实有些奇怪，一向喜欢人多热闹的刘海粟这一天为什么没有来呢？
1926年春天的刘海粟正陷在模特儿事件的争端旋涡中，虽然身遭军阀的威胁恐吓，但在文艺界却博得了文艺斗士的美誉。而刘海粟与蔡元培私交甚笃，按说没有理由不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梅花会”。刘海粟为何没来，至今无据可考。
纷纷扰扰历时十年的*模特儿风波在1926年结束，原本以为能清清静静投入教学与绘画的刘海粟旋即又遭遇了又一场风波：*。
上海美专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已经颇具规模。正当全校师生们积极筹备美专校庆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又把刘海粟推到了风口浪尖。
1926年11月下旬的一天，西画系主任王济远正在上课，外班的一个名叫朗应年的学生擅自走进教室与班上一个同学讲话，旁若无人，王济远忍无可忍，喝令朗应年出去，朗应年不服，与王济远发生激烈争执。
朗应年在学生中间有些影响力，与王济远结怨后就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会，要求学校开除王济远。学校不能容忍这样无礼的要求，开除了以朗应年为首的三个学生，学生会组织学生罢课，王济远愤然递交了辞职函。事情越闹越大，不得已学校只好提前放假。但是这个决定又遭到了学生的反对，有一部分对美专不满意的老师随即带领一部分学生又成立了新华艺专。走了一部分老师和学生，上海美专的元气大伤。
第二年开学时，去新华艺专的学生又要求返校，与校方发生冲突，事情演变愈来愈厉害，刘海粟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
关于1927年学生风潮的事件起因，刘海粟在时隔几十年后说，起因是潘玉良。在一次电视采访时，刘海粟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生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
学生退学风潮还未平息，上海又迎来了白崇禧部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一时间，上海陷于刀光血影、一片恐怖之中。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的“学阀”名单中。在黄炎培的劝说下，刘海粟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1919年，刘海粟曾经游学日本，这一次是流亡而去，心情大不一样。不过在日本，刘海粟遇到了同样流亡天涯的旧友、美专教员王济远，画家张善子，著名诗人柳亚子等，生活倒也不寂寞。
柳亚子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和刘海粟在日本街头相遇的情景：
1927年，我在日本东京市外井之头公园中，第一次遇到了他，却大家都在过着亡命的天涯。这时候的当局者，大概嫌我的思想太左倾了，以为是有什么嫌疑之类；而对于海粟，却又认为太右，加以“学阀”的头衔。做人是这样的不容易吧，我们一见面就笑起来。于是谈政治，谈文学，谈到拜伦，谈到曼殊，很是津津有味的。酒酣耳热之余，我便写了两首旧体诗送给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海粟出国游学（2）
相逢海外不寻常，
十载才名各老苍，
一卷拜伦遗集在，
断鸿零雁话苏郎。
白衣送酒陶元亮，
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劝君钳口好，
人间鸡犬尽淮南。
刘海粟拜访了第一次来日本就认识的著名画家小室翠云，后来又陆续认识了日本画坛的桥本关雪、满谷国四朗等人。在日本两个月时间，收获颇丰，在朝日新闻社做演讲，并做了一个很隆重的画展，“刘海粟”这三个字便在日本画坛上响起来。
1927年8月，国内形势好转一些，在蔡元培的信件催促下，刘海粟渡船回国。他向蔡元培提出想要出游欧洲学习的愿望，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刘海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不仅仅为他提供了留学名额，还为他谋到了学院特论员一职，每个月有160元的收入，一下子帮刘海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刘海粟很感动，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屡蒙我公嘉惠提携，窃以为生平大幸。尝自傲曰，生平无师，惟公是我师矣。故敬仰之诚，无时或移。今更蒙许由大学院派赴欧洲研究，足见先生爱我之切，亦无时或易也。感激之情，更非区区楮墨所可表于万一。并希望此项使命形式先期发表，俾晚早日收束国内琐事，以决心渡欧也。
1929年2月，刘海粟携第一任妻子张韵士、儿子刘虎赴欧考察，同行的还有画家张弦。在欧洲，刘海粟认识了早他两年来欧洲的傅雷，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傅雷法文基础好，成了他的法文老师继而是左膀右臂。这段时间，刘海粟创作颇丰，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他临摹了很多著名画家的杰作，比如，伦勃朗的《斐西芭的出浴》以及凡高等其他印象派的作品。
1929年9月，刘海粟在傅雷、张弦等好友的鼓励下，将《前门》一画送往法国秋季沙龙参展。后来，他的《森林》、《夜月》等四幅画又在蒂勒里沙龙参展。在欧洲，刘海粟与傅雷一道，游历了很多地方，他们一起乘火车去凡高苦难人生的最后驿站奥弗凭吊，与傅雷、张弦又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和其他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巴黎风光无限，在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奔赴德国讲中国画学，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其中《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买。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教授写序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时年35岁的刘海粟第一次在欧洲被冠以艺术大师的称谓。
1931年9月，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朋友傅雷、张弦一起离开巴黎，回到上海。此次欧洲游学，刘海粟可谓收获丰厚，他带回了大量作品，其中，《巴黎圣母院夕照》、《塞纳河》、《卢森堡公园》、《卢森堡之雪》等代表作均出自这一时期。尽管在赴欧之前，刘海粟就认识并接受了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但他还缺乏对西方艺术近距离的品评与观摩，缺乏真实的接触，为期近三年的欧游，使得刘海粟弥补了这一缺失，并且，置身于西方艺术世界，更为有力地促使刘海粟去反观中国文化。可以这样说，刘海粟此次欧游，奠定了他此后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艺术之路的基础。
大师初长成（1）
刘海粟的欧游之行，奠定了他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后印象主义风格愈来愈明显。30年代之于徐悲鸿，也是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具有传世经典的作品都在30年代蓬勃而出，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明确地预示了他此后的写实主义路线。
徐悲鸿于1927年9月从法国经新加坡乘船回到上海后不久，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听说徐悲鸿欧游归国，选派了叶季英、吕斯百、徐风三位学生到上海拜访徐悲鸿，诚恳地邀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艺术专修科，后来更名为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接受了邀请，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因为他居住在上海，每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答应了。
徐悲鸿的好友田汉，当时正在与欧阳予倩等人一起筹备南国艺术学院（又名南国社）。田汉兴致勃勃地让徐悲鸿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的画科。这样，徐悲鸿就半个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半个月在上海的南国社任课。
田汉在南国社为徐悲鸿专门辟出了画室，在南国社任教的半个月内，徐悲鸿整日泡在画室里，在这段时间里，徐悲鸿创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于徐悲鸿在上海期间天天泡在南国艺术学院里，很少着家，引起了妻子蒋碧薇的强烈不满。蒋碧薇对田汉一向无甚好感，认为田汉不务正业，而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是义务教授学生画画，这也是蒋碧薇不愿意徐悲鸿留在南国社的原因之一。有一天，趁着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课，蒋碧薇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画室中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并告诉南国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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