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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恩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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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民约论》、《天演论》等，小小年纪对这些内容并不能理解，但也知道了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广阔的世界。
刘海粟成长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姑父屠敬山。屠敬山在1891年科举会试中考中进士，1917年，蔡元培担任国史馆馆长和北大校长时曾任命屠敬山为总编纂。蔡元培与刘海粟之后的缘分不能不说与屠敬山有关。
屠敬山非常喜欢苏东坡，常常领着幼年的刘海粟参观苏东坡的书院旧址，并给他讲述苏东坡先后11次来常州的典故。他为刘海粟详细讲解前后《赤壁赋》，品评苏东坡的文思与才情。后来，屠敬山看到小海粟有绘画天分，又常常给他讲解出自常州的画家恽南田。恽南田又名恽格，在明清之际独辟蹊径，开创出一路“没骨花鸟画”之画法，并创立了蔚为大观的“常州画派”。屠敬山最为推崇的是恽南田不为清廷所用的品行气节，他为海粟制定了一套摹习南田先生的学习计划，让刘海粟学习《南田诗抄》、《南田画跋》、《寿平尺牍》等，并借此告诫海粟，要想成为大画家，就必须先做一个大学问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经得起挫折与磨难。
14岁之前的刘海粟几乎不知挫折与磨难作何解，生活可谓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在14岁那一年，他第一次品尝到了悲痛的滋味——他敬爱的母亲，因为肺病，年仅52岁就与世长辞了。自小生活在母亲照拂与疼溺下的海粟一时间仿佛觉得世界都要坍塌了。母亲的去世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创伤，14岁的海粟情绪低落，郁郁寡欢。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1）
生长于小镇农户之家的徐悲鸿与出生于书香门第大户人家的刘海粟，其各自的经历与个性大不相同，但是命运有时也何其相似，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曾经历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包办婚姻，或许，这是那个年代青年男人必经的命运成人礼。但是偏偏这两个人都不相信命运，从封建的包办婚姻中走出来了，先后到了上海，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少年徐悲鸿因父亲病重，作为家中长子，开始挑起生活重担。他绘画才能出众，常为周围朋友、亲属绘画，因此，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宜兴颇有名气。父亲卧床养病，悲鸿也放弃了走街卖画的生涯，17岁那年分别去宜兴县初级女子师范、始齐小学、彭城中学应聘国画教师，都被录取了。于是，悲鸿开始身兼三职，在三个学校之间来回奔走，往往是天麻麻亮便开始动身，每天奔波几十里，常常过家门而不入。
当时正值1911年，虽然辛亥革命的思潮暗流涌动，但是远在宜兴的徐达章脑子里仍然固存着很多老式的想法，卧病在床的他对儿子的刻苦勤俭很感欣慰，对儿子的婚姻大事也逐渐提上日程。在父亲的坚持下，悲鸿与一位周姓女子订下婚约，悲鸿非常不满意这段婚事，曾经想要逃跑，但被父亲找回来了。不得已，悲鸿与这位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成亲。第二年，妻子生下一个孩子，悲鸿为这个孩子取名“劫生”，以表示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徐父却很高兴徐家有后，能够延续香火，将孩子的名字改为“吉生”。
有份足以维持生活的工作，有妻有子，在徐父眼中，儿子的生活应该不错了，但是在悲鸿心中，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从未停止过。当时，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重镇，传播新思想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次第出现，江苏靠近上海，也得以能够阅览报纸杂志。
一天，徐悲鸿在一份《时事新报》上读到一则征稿启事，兴之所致，就给报社寄去一幅新近完成的作品——《时迁偷鸡》。《时事新报》是中国最早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主持人张元济，是清末秀才，也是开创中国出版业的元勋之一。张元济在一大堆画作来稿中，偶然翻到了《时迁偷鸡》，觉得这幅画非常有趣，画中的人物仿佛从《水浒传》跳到了农家的门前，乡土气息浓郁，人物鲜活生动，他非常喜欢，于是大笔一挥，给了这幅画二等奖。
这个小小的奖项如同暗夜中的烛光，让徐悲鸿心中一亮。上海那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开始在时刻不停地召唤着少年悲鸿，尤其是看到《申报》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并正式招生的广告后，更觉心动，广告上写着：“专授各种西法图画及西法摄影、照相、铜板等美术，并附属英文课。讲义明显，范本精良，无论已习未习，均可报名。”这对于一心想要走出去学习西画的悲鸿而言，不啻于一个很大的诱惑。
而这个从广告上看起来设备精良的学校其实是他的江苏老乡刘海粟主办的。刘海粟或许也没有想到，他的一则广告吸引来一位一心向学的天才画家，同时也是日后与他杯葛经年的“夙敌”，并由此引发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耗时最长的一段恩怨。
慈母的过早离世，让从小无忧无虑的刘海粟品尝到了生活的另一面，家人为了让他尽快从丧母的痛苦中走出来，便建议他去上海走走看看。这时，他在绳正书院的老师谭廉，已经调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在谭廉的引荐下，1909年，刘海粟走进了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学画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落入包办婚姻的窠臼（2）
周湘是近代的著名画家、我国油画艺术的先驱者和美术教育家，亦是中国绘画艺术由传统的师承相授转变为正规的美术学校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周湘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开始萌芽与兴起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周湘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发生着不可忽视的联系，而且，上海早期美术教育模式的种种尝试，也能在他创办的美术专门学校中找到影子。
早年，周湘曾热情参与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后来变法失败，周湘流亡日本，在长崎、东京以卖画治印为生，受到当时日本文艺界的重视，画名大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后又到西欧英、法、德等国，与众多外国画家交游，学西洋画法，在此期间，曾化名充任驻英、法公使馆一等秘书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湘回国，将全部精力投入教学。可以说，周湘是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也是西画教育的积极推进者。1909年至1922年间，周湘先后创办美术专门学校多所，有图画专门学校、图画速成科、上海油画院、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布景画传习所、西法油画传习所和中华美术专门学校等，刘海粟、张秉光、汪亚尘、丁悚、陈抱一等著名画家，早期均在周湘学校接受教育。徐悲鸿也曾多次向他讨教。
在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学习的刘海粟，却没有留下什么光彩的记录。据说，刘海粟因调戏周家的丫鬟，被周湘赶出传习所，还有人说，是因为刘海粟勾引周湘的妻子孙静安，使得周湘对他恨之入骨。
几个月后，刘海粟回到常州。关于刘海粟第一次去上海又回到常州，及刘海粟因何离开周湘的布景画传习所，据周湘后人说，是因为刘海粟行为不检点，被周湘开除了。但在刘海粟年谱中，这段经历未有论述。
从上海回到常州的刘海粟在家乡办起了图画学院，教授家乡对画画感兴趣的孩子。在1911年，16岁的刘海粟也遭遇了封建包办婚姻的困扰。原本，刘海粟与自己的表妹杨守玉情投意合，两个人从小一起玩耍学画，性情相合，本以为能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但当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到算命先生那里捏算时，算命先生却铁口铜牙地断定两个人八字相克，不能结合。当时人们对于婚姻嫁娶还是非常信命理的，因此，在家庭的阻挠下，刘海粟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丹阳大户林家女儿定亲了。据说刘海粟因为回门时拒绝同房，遭受林家软禁。刘父原本希望儿子能够留在他身边学习经济管理，将来主持家业，但刘海粟一心想要东渡日本，期望摆脱包办婚姻的桎梏，最后父子两人达成协议，父亲同意儿子去上海，儿子也答应不再出国留学，这样，刘海粟怀里揣着父亲给的200块银元第二次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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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1）
再次到达上海的刘海粟，与同在布景画传习所学画的朋友乌始光一起开始谋划未来。当时，由于洋务运动的影响，西学东渐，尤其是青年一代对*、科学、新文化的追求如饥似渴。政体新旧交替，百废待兴，在这新思想、新文化次第涌现时机，诸多教育机构、文化团体次第粉墨登场。刘海粟、乌始光等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于1912年11月23日去正式成立了。当时刘海粟年仅17岁。
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创办伊始，校址选在上海乍浦路8号一座租来的西式楼内。因为资金有限，条件极为简陋，据说校名是刘海粟将数支毛笔绑在一起，书就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几个大字。
随后，报纸上刊登出了由刘海粟亲自撰写的办学宣言：
第一，我们要发展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那个艺术的蕴奥。第二，我们要在极残酷无情、干燥枯寂的社会里，尽宣传艺术的责任，因为我们相信艺术能够匡济现时中国民众的烦苦，能够惊觉一般人的睡梦。第三，我们原没有什么学问，我们却自信有这样研究和宣传的诚心。
上海图画美术院的办学宣言一经刊出，便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自大，各种讽刺嘲笑之声不绝于耳。这在无形中也给学院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1913年春天，上海图画美术院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广告。第一次招生广告刊登于1913年1月28日，末次招生广告为2月16日，首批只招到了12名学生。
关于这12个学生中到底都有谁如今依然是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段悬而未决的公案，徐悲鸿到底进没有进过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也一直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一团迷雾。
据诸多关于刘海粟的书籍中说，这12个人中包括有朱屺瞻、王济远等著名画家，也有人说这12人中就有初次来上海学画的徐悲鸿。从事编撰徐悲鸿年谱工作的王震先生则具体考证了首批招生的学生名单，据王震说，首届招生正科和选科一个班共10个人，既没有朱屺瞻、王济远，更没有徐悲鸿。朱屺瞻、王济远等都是后来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而徐悲鸿则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便不告而别。
画家卓圣格曾在《徐悲鸿研究》一书中，这样记载关于徐悲鸿是否进入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然而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他日后极力淡化此事是有原因的，但他曾加入的确是事实。”
王震先生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这本书中也对这段历史做了极为严谨的记录。王震认为“徐先生虽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却被刘海粟糟蹋一生”（见第8页）。据此看来，徐悲鸿离开宜兴、远赴上海学画的确是因为看了刘海粟在《申报》上刊登的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招生广告，但是王震又有考证，徐悲鸿应该报的是选科，而不是刘海粟所教授的正科。因此，徐悲鸿虽然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学习，但却没有跟刘海粟学过画。这也是日后徐悲鸿与刘海粟近一个世纪恩怨的始因。
对于徐悲鸿1913年走进上海图画美术院的这段经历，刘海粟一方常常夸大事实，而徐悲鸿一方则刻意回避，在双方当事人均无法正视的情况下，于是，美术界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猜想，使这段历史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历史终归是历史，徐悲鸿于1913年进入过上海图画美术院第二期的选科学习是不争的事实，但上海图画美术院是新式的学校，刘海粟也从未给徐悲鸿任过课，因此，无论从传统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来讲，还是从现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来讲，徐悲鸿与刘海粟都不存在师生关系。
徐悲鸿是不是刘海粟的学生？（2）
上海图画美术院创办，布景画传习所的周湘认为这是刘海粟等一帮人着意在抢他的生源，十分生气，终于在1913年8月10日在《申报》刊登致图画美术院告白，里面写到：
图画美术院诸君鉴：
贵院长伍（乌）君及贵教员等，皆曾受业本校，经鄙人之亲授或两三个月或半年，故诸君之程度，鄙人无不悉，为学生尚不及格，遑论教人？今诸君因恨鄙人管理之严厉，设立贵院与本校为旗鼓，其如误人子弟乎？呜呼！教育前途之厄也。
由此，图画美术院与周湘之间展开了一场笔战，直到后来两家对簿公堂。周湘终因不敌刘海粟，从此一蹶不振，晚年经济状况颇为窘迫。周湘后来携妻凄凉返回故里，郁郁寡欢，于1933年病死乡间。
1913年，满怀希望奔赴上海寻求画艺的徐悲鸿不期然走入刚刚成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却见校舍简陋，设备残缺，更谈不上所谓的理论学习。更让徐悲鸿感到可气的是，自己创作的几幅画竟然被老师拿去做了讲义。眼看自己实在不能在这里学到什么东西，于是，在一个夜晚选择了不告而别，回到宜兴，继续担任彭城中学和宜兴女子师范的图画教员。
徐悲鸿20岁那年，父亲病故。家徒四壁，为父亲入殓的丧葬钱也窘迫得难以筹集，于是写信向一位做药材生意的长辈借了20块银元。在《悲鸿自述》中，徐悲鸿写道：
先君去世，家无担石，弟妹众多，负债累累，念食指之浩繁，纵毁身其何济。爰就近彭城中学、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三校图画教授。心烦虑乱，景迫神伤，遑遑焉逐韶华之逝，更无暇念及前途。览爱父之遗容，只有啜泣。时落落未与人交游。而女子学校国文教授张先生祖芬者，独蒙青视，顾亦无杯酒之欢。
徐悲鸿自述中所说的张祖芬，是宜兴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看到了徐悲鸿身上的潜质，常常对他加以鼓励。徐悲鸿在丧父的痛苦中继续奔走于三个学校之间，担任三个学校的教员，据说那时的他因身穿重孝而脚上一直着一双红色的袜子而成为宜兴城内的一个怪人。正如徐悲鸿在自述中所说的“时落落未与人交游”，因而显得脾气较为怪异。虽然身兼三校职教教员，但想要提高技艺的想法从未中断，1915年夏天，徐悲鸿再次决定辞去教员一职，想去上海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
临行前，徐悲鸿专程去向张祖芬告别，张祖芬赠句于他：“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影响了徐悲鸿一辈子。
虽然此前有回宜兴探亲的教授徐子明先生很欣赏徐悲鸿的画，答应帮他谋一个职位，但等到徐悲鸿真正去上海，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徐悲鸿到达上海后，在徐子明的带领下，见到了复旦公学校长*，尽管*很欣赏徐悲鸿的画，但看到他形容消瘦，面相显小，就对别人说：“此人完全是一个小孩，岂能工作。”因此拒绝为徐悲鸿提供工作的机会。
后来徐子明又推荐徐悲鸿去找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恽铁樵，盼望能找到一份为杂志画插图的工作。谁知道这份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常常去商务印书馆探听消息，因此得以结识来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朋友黄警顽。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普通职员，也帮着悲鸿探听工作的事情。
恽铁樵在看了徐悲鸿的画后说：“我们出版的教科书需要插图，你先画几张人物画看一下。”两天后，徐悲鸿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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