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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圆明园大劫难-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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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让法国人极为不安，他们认为这是英国人缺乏公平精神的又一表现。但更严重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太平天国军队继续向中国北方推进。如米特雷西所说，对中国的征讨刚刚结束，又有一柄利剑高悬在欧洲人的头顶，威胁着欧洲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4月21日，孟托邦将军将指挥权交给冉曼将军。24日，他登上福尔班号军舰，前往香港。这位1860年远征中国的司令官声称，自己舍不得离开这个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地方，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座城市，我曾为自己的国家精心筹划了一场远征，现在我把一个完好的上海留在身后。我的政府已给了我很多奖赏。我就要与阔别了十五个月的家人和法兰西团聚了。本来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然后，这些我今生再也无法重见的地方，这些成就我军人功名的地方，竟然使我依依不舍”。
在香港，孟托邦与热情好客的英国总督罗宾逊和夫人再次相遇。在广州，他得到了一些当地的特产。他收到驻北京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令人不安的信件，信中说太平天国军利用英法联军征讨中国造成的混乱局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种的解放者。应恭亲王之请，大使向此时仍然驻守在天津、由欧马利将军指挥的法国部队求助，请他们前来支援中国政府。孟托邦回信说，这样的决定不属于他的职权范畴，而且，无论如何，要采取类似行动，把中华帝国从他们一直视为强盗的人手里拯救出来，必须事先征得英国的同意。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19）
随后，孟托邦乘“欧仁妮皇后”号前往西贡，见到了沙内海军少将。后来他在巴黎，在参议院里，还有机会见到这位“好心的将军”以及葛罗男爵。然后上船前往新加坡，在那里，他就交趾###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形势写了一封非常有价值的长信。他在信中主张将这一地区置于直接管辖之下。1887年，交趾###成为法国殖民地。实际上，一生身为军人的孟托邦，每到一地都会对当地的情况产生浓厚兴趣，努力了解和弄清当地的一切情况，俨然一个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直到这时，他才真正踏上归国的旅途，经新加坡和亚丁前往苏伊士。他的参谋长施米茨上校和新近获得晋升的本茨曼将军与他同行。他计划1861年夏初到达苏伊士。
第二十四章
迎接与反响
葛罗于1861年2月25日在马赛上岸，他为完成远征的任务而感到高兴和自豪，前往中国的使命成为他外交生涯的顶峰。葛罗在《黄皮日记》的结尾写道：“我4月23日离开巴黎，十二（十个？）个月里，发生了多少大事啊！我的外交生涯始于1823年，在这辛勤漫长的岁月结束之际，能够成功地履行一项外交史册上没有先例的使命，一项由于其巨大成果可能成为人类历史重要里程碑的使命，我是多么地高兴啊！”
几个月之后，孟托邦将军抵达马赛，此时已是1861年6月末，从出征之日算起已过了18个月。他也同样为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归来、为圆满完成军人的使命感到自豪。参议院里正虚席以待。不久后，1862年1月，皇帝颁发上谕授予他八里桥伯爵头衔，1863年再颁上谕使这一爵位可以世袭。对此，埃里松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孟托邦不无幽默地担心皇帝让他当上“北京公爵”。“北京公爵”，他半庄半谐地重复道，“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头衔叫起来可不大好听啊”。
不过，人们对他的态度与他的期待大相径庭。他满心希望自己誉满天下，到处受人祝贺和欢迎。然而他大失所望。洗劫圆明园风声已经吹到了这里。埃里松伯爵再一次对这种“含沙射影的诽谤”大为不平：
“当孟托邦将军将祖国的旗帜插到天朝帝国的首都后返回法国之时，居然有那么一些人，包括他的朋友在内，非常卑鄙地妒嫉他得到的荣誉，说他去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抢掠，而他本人恰恰是那位发掘财宝的将军……。这一次叫做对华远征的杰出冒险载入法国的史册，它同样遭遇了众多丰功伟绩所遭遇的偏见、谩骂和误解……”在抨击皇帝身边那些“政治庸才”以及“军事庸才”的同时，他质问：“谁又能为祖国效力而不遭到仇恨、眼红和妒嫉呢？”
妒嫉，仇视，诽谤？如何看待这种种敌意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法国的舆论从来没有真正关注过这次远征，只知道它远离本土，却根本不了解它的必要性。人们注意到，政治家在回忆录里对它少有提及。
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对法国军队的各位将领大加赞扬：
“这支部队短小精悍，能打硬仗大仗，领导他们的将领也非等闲之辈。本来不应该由我来说，它的各个部门如何被领导得井井有条，它的参谋长干得如何出色，他的助手又是如何得力。我也不会回顾他们曾遇到多少困难和考验，有了我们这位将军的机智、坚忍和力量，就足以战胜这些困难”。
舆论如此忘恩负义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此次远征的顺利成功。正如幸福的爱情乏善可陈一样，一场无惊无险，没有尸骨成山，最终取得胜利的军事行动，既不能耸人听闻，也不会惊动舆论！中国一役，与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之围造成的数千人死亡相比，与意大利战役中索尔夫里诺战斗导致众多的阵亡数目相比，差得太远了。此后不久发生的墨西哥战役也是伤亡惨重，最终导致战役结束的悲剧事件，其惊心动魄更是令人记忆犹新。
然而对中国的远征，在军事上一帆风顺。有人甚至忍不住会加上一句：简直是天遂人愿。因此，认为它不过是一次“闲庭信步”的看法终于不胫而走。德斯凯拉克·洛图尔叹道：“中国之役短暂而辉煌。思想肤浅的人们也许会得出结论说，这场战役根本无惊无险”。极力反对帝制的历史学家伊波利特·纳让的话，反映了普遍的看法：“这场闹得尽人皆知，还为孟托邦将军赢得八里桥伯爵头衔的战役，其实是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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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0）
的确，按官方统计的十几人死亡、二百七十一人受伤的数字，伤亡人数似乎微不足道。正如巴赞库男爵所说：“在战争中，幸存者的荣誉往往是由阵亡者的数量来计算和衡量的”。因此，对于这场关于“以阵亡者数目衡量一场胜利的损失和重要程度”的争论，《八里桥》一书的各位作者感到“伤心”。尤其是因为实际伤亡的总数要大很多。由于受伤和疾病，死亡人数达到了八百四十一人，再加上两次海上长途航行途中死去的一百多人，这还不算紧随中国战役之后在交趾###蒙受的人员损失。也就是说，死亡人数为总人数一万人的十分之一。
人们往往忘记，在历次殖民地战争中，发烧、传染病和其它各种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要远远高于单纯在战斗中阵亡的人数。1900年前后，皮埃尔·洛蒂奋起反对远离本土的殖民战争。他认为，在这些罪恶的战争中，由于各种恶性疾病和热带疾病，无数个前程美好的年轻生命都被断送了。
因此，舆论对1860年远征中国的看法是，那不过是一场无惊无险的战役。另外，它还使参加这次远征的人发财致富……。
几年过后，塔克西尔·德洛尔提出下面具有说服力的说法：
“这场战役中，手持先进武器的联军从远处射杀中国军队，无论他们胆敢在哪里出现。中国军队的大部分士兵还拿着火绒枪和弓箭，他们只能带着亚洲人对死亡的普遍蔑视，眼睁睁地前来送死。在法国的官方报纸上，这场战役的结果被概括为短短的几句话，其中提到八里桥战斗，并把它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战斗相提并论，还提到飘扬在北京城上的三色旗。尽管人们都承认满族人与马穆鲁克骑兵或者阿拉伯人一样英勇，但光荣还是属于赫利俄波利斯战斗和伊斯利的胜利者，因为他们回到祖国时两手空空，没有由于公开贩运轻易得来的战利品而损害法国军队清廉无私的名誉”。
华方济伯爵将军对舆论的缄默感到惊讶：
“当人们得知这次远征的辉煌结局时，人们都以为是在做梦。但是，人们对丰功伟绩已经习以为常，所以这次战役显得平淡无奇，孟托邦将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偿”。
的的确确，对圆明园的洗劫“使这次远征的辉煌黯然失色，虽然此次远征总的来说进展顺利，成果丰硕”。第二帝国史专家路易·吉拉尔的这一看法既有分寸，又合乎情理。
甫返巴黎，孟托邦就不得不直面两个阵营的反对。一个是他的同僚和皇帝身边的人，他们嫉妒他得到的桂冠。另一个是帝国的反对派，他们一心想利用洗劫圆明园一事抵毁法国军队，进而抵毁政府的对外政策。
不过拿破仑三世皇帝对孟托邦十分欣赏。除了已经给予他的荣誉（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军人勋章，参议院的席位）之外，1862年2月，皇帝还想给他一份5万法郎的巨额年俸，不仅终身享有，还可世代相袭。但议员们表示反对，甚至右派的议员也不同意。华方济将军记载，委员会发言人儒韦内尔先生“在发言中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致使政府的方案被否决”。议员们轻蔑地说，这是对傀儡军队的有力一击，洗劫圆明园的风声已经引起公愤，议员们对此感到震惊。他们借口说预算已经非常紧张，并且提出，据信当事人从北京带回来的财富和好处，已经使其它任何奖赏变得毫无意义……。他们的矛头可能同时还指向立法院（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莫尔尼公爵，他也收到了洗劫成果的一份，有大量的艺术品扩充了他的个人收藏。
怨恨交加的孟托邦将军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信（刊登在1862年2月23日的官方公报《世界箴言报》上），请求皇帝收回给予他年俸的法案。他向皇帝表示感谢，因为皇帝本以为立法院会赞同他“表彰为法国争光者的初衷，并且会满怀热情地接受这个法案”。皇帝对这个高尚的要求非常感激，但又回答说无能为力。他能怎么做呢？为了孟托邦解散议会吗？不可思议！于是法案被撤销了。在一封（极有分寸感的）私人回信里，皇帝对新科的八里桥伯爵说，他不会改变报偿对华远征军司令官的初衷——但要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从中国支付的赔偿金里为他提取六十万法郎。华方济将军认为，这是一笔“微薄的封赏”。直到1872年帝国垮台的时候，皇帝的这一慷慨之举才为人所知。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1）
在他给八里桥伯爵的正式答复里（刊登于次日的《箴言报》），拿破仑三世皇帝说，“一支由英勇的将士组成的精干部队，历尽千难万险，在世界的尽头，将法兰西的旗帜插上一个拥有二万万之众的帝国的首都，而他们经历的艰难险阻，很快就被遗忘了”。立法院居然认为，“这只部队的司令官不配得到一份特别的奖赏”，他为此感到遗憾。皇帝还放出这样尖酸刻薄、让议员们感到十分刺耳的话来：“……伟大的业绩，越是受到崇高的评价，就越是容易涌现出来。只有退化堕落的民族，才在国家感恩回报的问题上讨价还价”。（顺便指出，按梅里美的说法，皇帝的信是在未经校对的情况下刊登在《箴言报》上的。）
孟托邦将军还希望能得到元帅头衔，但最终没有得到。不过，陆军大臣的一封信曾让他看到一线希望。这件事，埃里松特别埋怨朗东元帅。他说，孟将军回来时，“等待他的是数不清的妒嫉和莫名其妙的仇恨。陆军大臣只关心如何讨好朝臣，而不是主持正义，对可怜的将军为他本人和属下提出的各项要求，一概予以拒绝”。
华方济将军认为这对孟托邦将军是极大的不公：
“这场战果辉煌的战役，本应将元帅杖授予孟托邦将军，他不仅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而且为法国军队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来信、投诉、恶意游说、嫉妒、军队高层的责难等种种压力之下，皇帝只得考虑舆论的意见”。
孟托邦气愤地发现，巴赞将军在墨西哥战役之后获得了元帅头衔，而这次战役几无荣耀可言，并且后果严重。他在1871年出版的《二十四天的陆军部》一书中，曾经写道：“舆论普遍认为我将被任命为元帅，结果并不是这样。而另外几场战争，尽管没有这样丰硕的成果，却得到如此崇高的报偿”。当沙内由海军少将提升为海军上将时，他并没有感到同样的委屈。在对中国的远征过程中，由于没有发生海战，沙内并没有使用过他的海军，而任务仅限于运输陆军部队和给养。不过，孟托邦被任命为里昂军区最高司令官，这是六大军事司令部之中最重要的一个。
孟托邦将军的失望也许是正当的。无论如何，各方面对他的攻击使他深受伤害。但这样的不公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应该予以澄清。
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位法军司令官有没有从北京带回一部分战利品以中饱私囊？”
首先明确一点，孟托邦一向以手头拮据为人所知。这就有可能使别人从不利的方面对他的行动进行解释。在他1862年2月22日写给皇帝的信中，孟托邦提到他不甚富有。但恶毒的谣言已经传扬开来。对于孟托邦将军来说，这是纯粹的恶语中伤吗？
在1860年10月27日致拉塞尔爵士的私人信函里，额尔金写道，根据某些传言，孟托邦可能在洗劫圆明园过程中得到了大笔钱财；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极力想尽快返回法国，以便将钱财派上用场！在同一封充斥着恶毒诽谤的信函里，额尔金还对孟托邦将军奇怪的道德观提出疑问。他的道德观允许他洗劫圆明园，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将园内的财富装入他自己和法国军队的腰包”。但还是这位将军，以同一个道德观的名义，拒绝参与对圆明园放火，甚至还谴责这一行径。额尔金一向不喜欢孟托邦，这样的诽谤是出于报私仇吗？也可以这样假设。
可怕的奥拉斯·维埃尔…卡斯泰尔在《回忆录》里谈到将军的儿子夏尔·孟托邦，说道，“小八里桥伯爵是赴中国军队中最无耻的强盗”，他回来时带着“二百多只装着他查抄成果的大箱子”，而且已经卖了两次了。
孟托邦将军的孙子罗曼·德·孟托邦1932年出版了他祖父的《回忆录》。他在为这本书写的《编者说明》中反驳这些传言：
“我们完全清楚，读者面前这本《回忆录》的作者，与第二帝国时期的很多人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有人恶毒地攻击他，无所不用其极。圆明园事件更是被别有用心地利用，成为攻击他的口实。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使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八里桥伯爵将军，在担任了如此崇高的职务之后，在担任司令官、参议员和内阁总理之后，去世时只留下为数不多的财产”。
第十六章 法国人见证的洗劫（22）
不管怎么说，洗劫圆明园在公共舆论中掀起的情绪，终于使八里桥伯爵与元帅杖无缘。
某些法国军官将洗劫圆明园的财物据为己有，并将部分战利品带回法国中饱私囊，这是毫无疑问的。首先出来揭露此事的是英国人，虽然英国人当中干同样勾当的也大有人在。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一个去中国的士兵是两手空空回来的。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满载而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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